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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86）
【摘要】：本文从翻译方向、文化地位和政治目的三个角度对翻译、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阐述，随后分析晚清和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时期中国翻译的现状，以诸多国内外实例说明重写（删改）是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干涉翻译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翻译；意识形态；重写
引言
正如André Lefevere在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认为，翻译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影响到对原文本来面貌的真切反映。Lefevere把翻译、编辑、文集编辑、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成为“重写”，即操纵的结果，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约束。
1. 研究意义
对翻译中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的研究促使我们对翻译本质形成更深的认识。翻译远远不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中性活动，也不是单纯的语言工作或文本字符的转化和替代。翻译是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改写、变形和再创造。所以，通过对一些翻译现象的分析，我们更能了解另一种文化、社会意识形态。
2.翻译方向
政治因素影响翻译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翻译方向。翻译方向一般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强势的語言朝向相对弱势的语言。有数据统计，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前300 年间，日本翻译了中国129部著作，而中国仅翻译了12本日本著作。1896-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958本，日本仅翻译中文书籍16本。1997年，中国出版商支付给美国984本书籍的版权费用，而美国仅购买了不到100本中国著作版权，比例竟高达10：1。
无独有偶，据统计欧盟32%的机构、团体、代理处仅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24%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12%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成英语的源工作语言中德语占14.41%，法语占49.09%，其他小语种占比均保持在3%-4%之间。（Gazzola，2005）由此可见，语言的普及度和使用范围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势力，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物中所享有的话语权息息相关。正如Bassnett（2002）所说：翻译与权利关系紧密联系，经济、政治、地理的不平等反映在文本输出的过程中。
3.文化地位影响语言权威
文化地位影响语言的权威性，最典型的例子是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条如下规定：
All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by th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gents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all， henceforth，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ey will for the present be accompanied by a Chinese version， but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 English text and the Chinese 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ll hold 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This provision is to apply to the Treaty now corrected by the English original. （1917，vol. 1：148：quoted from Wang Kefei et al. 1999）
以上条约的中文释义为：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扔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既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自此订约，函、英文书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
对比中英条约可知，“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显示出当时英文在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中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性。
4. 政治目的与语言选择
政治目的對翻译时语言选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里中美两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上的政治博弈。《中美建交公报》虽然只有寥寥400多字，但内容却是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症结还是在台湾问题。《建交公报》的核心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方最初的措辞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其中的“recognized that…”意为“认识到…”（to see clearly， be prepared to agree[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 of English]）并非直截了当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承认”问题上我方坚决不让步，最终美方接受了我方的措辞“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recognize…as”意为“承认…为”）由此可见，政治目的对于语言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尤其体现在政治文献、外交文件诸如此类的翻译中，译者在处理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言词时一定要慎重对待。 5. 晚清后的翻译和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翻译
翻译史学家王宏志曾说过，晚清后的中国翻译多少与政治相关，革新者希望通过译介外国作品，引进外国思想来唤起国人爱国情感。起初，知识阶层认为西方仅在现代军事与应用科技层面优于中国，遂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类著作，特别是军事作品。甲午战争后国人意识到受封建桎梏的国人未曾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开化，于是掀起了翻译社会科学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热潮。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百业待兴的时代，国家和民众迫切希望汲取优秀先进的文化，这从客观上带动了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兴盛发展。
20世纪50年代，翻译同政治形态的粘连变得日益密切。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共组织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以及苏联文学作品。同时，国家外文局也大力鼓励、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翻译了大量“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其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占很大比重。
6.重写
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最典型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译者由于受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制约和支配，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变通，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地增删改写不可避免地会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译者实际上实在“顺应”当时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是一个典型例證。《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Huxley在1893年同时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和《進化论与伦理学导言》两篇独立的文章编译而成。他采用的翻译策略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在译著中，严复有选择的翻译了两篇文章关于“进化论”的部分，伦理学部分则弃之不译，颠覆西方著作的权威，重建了“办殖民主体”。《天演论》如敲响的警钟，告诉危机重重的国人，如果不能人治日新，就会残酷地被淘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奋斗，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严复挪用《易· 乾》中的“天行健”和《荀子·天运》中的“天演”来翻译“evolution”和“cosmic process”，刚好契合天行、天运、天演这类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与其他译名“物竞天择”、“人定胜天”形成呼应。其中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译法时至今日依然被公然为经典译法。
结语
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翻译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产生于真空中，永远都要纳入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文化这两个历史坐标系中去衡量与考虑。而这次因素都对译者存在语内和语外的约束，其中语外约束就包括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2] 费小平.翻译与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贺显彬. 论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D].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葛晓妍（1988—）， 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外语第一教研室助教
【摘要】：本文从翻译方向、文化地位和政治目的三个角度对翻译、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阐述，随后分析晚清和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时期中国翻译的现状，以诸多国内外实例说明重写（删改）是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干涉翻译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翻译；意识形态；重写
引言
正如André Lefevere在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认为，翻译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影响到对原文本来面貌的真切反映。Lefevere把翻译、编辑、文集编辑、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成为“重写”，即操纵的结果，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约束。
1. 研究意义
对翻译中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的研究促使我们对翻译本质形成更深的认识。翻译远远不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中性活动，也不是单纯的语言工作或文本字符的转化和替代。翻译是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改写、变形和再创造。所以，通过对一些翻译现象的分析，我们更能了解另一种文化、社会意识形态。
2.翻译方向
政治因素影响翻译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翻译方向。翻译方向一般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强势的語言朝向相对弱势的语言。有数据统计，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前300 年间，日本翻译了中国129部著作，而中国仅翻译了12本日本著作。1896-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958本，日本仅翻译中文书籍16本。1997年，中国出版商支付给美国984本书籍的版权费用，而美国仅购买了不到100本中国著作版权，比例竟高达10：1。
无独有偶，据统计欧盟32%的机构、团体、代理处仅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24%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12%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成英语的源工作语言中德语占14.41%，法语占49.09%，其他小语种占比均保持在3%-4%之间。（Gazzola，2005）由此可见，语言的普及度和使用范围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势力，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物中所享有的话语权息息相关。正如Bassnett（2002）所说：翻译与权利关系紧密联系，经济、政治、地理的不平等反映在文本输出的过程中。
3.文化地位影响语言权威
文化地位影响语言的权威性，最典型的例子是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条如下规定：
All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by th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gents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all， henceforth，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ey will for the present be accompanied by a Chinese version， but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 English text and the Chinese 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ll hold 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This provision is to apply to the Treaty now corrected by the English original. （1917，vol. 1：148：quoted from Wang Kefei et al. 1999）
以上条约的中文释义为：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扔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既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自此订约，函、英文书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
对比中英条约可知，“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显示出当时英文在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中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性。
4. 政治目的与语言选择
政治目的對翻译时语言选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里中美两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上的政治博弈。《中美建交公报》虽然只有寥寥400多字，但内容却是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症结还是在台湾问题。《建交公报》的核心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方最初的措辞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其中的“recognized that…”意为“认识到…”（to see clearly， be prepared to agree[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 of English]）并非直截了当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承认”问题上我方坚决不让步，最终美方接受了我方的措辞“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recognize…as”意为“承认…为”）由此可见，政治目的对于语言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尤其体现在政治文献、外交文件诸如此类的翻译中，译者在处理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言词时一定要慎重对待。 5. 晚清后的翻译和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翻译
翻译史学家王宏志曾说过，晚清后的中国翻译多少与政治相关，革新者希望通过译介外国作品，引进外国思想来唤起国人爱国情感。起初，知识阶层认为西方仅在现代军事与应用科技层面优于中国，遂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类著作，特别是军事作品。甲午战争后国人意识到受封建桎梏的国人未曾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开化，于是掀起了翻译社会科学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热潮。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百业待兴的时代，国家和民众迫切希望汲取优秀先进的文化，这从客观上带动了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兴盛发展。
20世纪50年代，翻译同政治形态的粘连变得日益密切。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共组织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以及苏联文学作品。同时，国家外文局也大力鼓励、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翻译了大量“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其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占很大比重。
6.重写
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最典型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译者由于受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制约和支配，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变通，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地增删改写不可避免地会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译者实际上实在“顺应”当时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是一个典型例證。《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Huxley在1893年同时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和《進化论与伦理学导言》两篇独立的文章编译而成。他采用的翻译策略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在译著中，严复有选择的翻译了两篇文章关于“进化论”的部分，伦理学部分则弃之不译，颠覆西方著作的权威，重建了“办殖民主体”。《天演论》如敲响的警钟，告诉危机重重的国人，如果不能人治日新，就会残酷地被淘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奋斗，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严复挪用《易· 乾》中的“天行健”和《荀子·天运》中的“天演”来翻译“evolution”和“cosmic process”，刚好契合天行、天运、天演这类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与其他译名“物竞天择”、“人定胜天”形成呼应。其中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译法时至今日依然被公然为经典译法。
结语
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翻译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产生于真空中，永远都要纳入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文化这两个历史坐标系中去衡量与考虑。而这次因素都对译者存在语内和语外的约束，其中语外约束就包括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2] 费小平.翻译与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贺显彬. 论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D].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葛晓妍（1988—）， 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外语第一教研室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