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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尘埃落定专事绘画之前，人们印象中东方的一项主要事迹，是他以拉萨为终点、从深圳骑摩托车一路游历而去的率意之行。其过程中，尚有近半年在四川甘孜康巴藏族地区的无目的生活。那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无视秩序、以生活为试验场的游乐专家。过去那个公路骑士的形象，与他如今归于素朴常态的外表已经有了不小距离。
东方认为，他与他的同藏文化相关的朋友们，都受到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生命”观的影响。东方说，“当这个‘生命’不太深刻的时候，就被误解为只是人的载体容器，或者认为是欲望的无节制显现，这在佛教上是错误的，后者认为这违背了心”。在去西藏之前的生活中，东方关于“心是什么，什么叫‘用心’以及如‘何用’”满怀困惑，他的想法是：“去西藏问”。
不过当年，在以拉萨为终点动身上路之前，东方并未明确把西藏作为要前往与认识的主要对象，“它对于我好像是空的，抱的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他说：人们把“去西藏”当作一个远离尘嚣、实现自由生活的证据，但是对于东方来说，那里是“自由的实象”还是“自由的虚象”仍然显得扑朔迷离。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为什么要去西藏”以及去的过程，对于漫游者，过程构成了“另一个西藏”。尤利西斯的故事堪称一切漫游者故事的原型，在诗人卡瓦非斯手中，它呈现为一个变体：尤利西斯的故乡伊萨卡岛，作为旅途终点不再具有主要意义，因为无目的旅行过程中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另一个伊萨卡，诗中这样说：
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你
如果你发现她清贫，她并没有骗你。
那时，你早已满是智慧和历练，
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一个人怎么成为了这样，而不是另一个”，这是东方同我一起尝试探讨的谜。
“无明状态”
东方记得，当他还是少年，由于在青海“野得无法管理”，父母送他去江南上学，认为内地城市的教育环境对他有益。自此开始的扬州一青海的南北两地生活，持续到高中结束。一次假期他从扬州返回青海，在西安火车站看到一群嬉戏的少年时，顿时感到羡慕，想象那是一种自由的浪游生活。他把这种感受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说：“你这个孩子的流寇思想很严重。”
“那时生活的变动很大”，他说，不断的地理空间转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陌生环境没有好奇。青海的藏族生活环境为东方自小熟悉，生活中不时出现藏文化的一面，比如藏族节日，以及家中也喝酥油茶、吃藏族风味的食物等。在东方看来，他很早就度过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猎奇心”阶段。他认为，人们所称的“猎奇心”，大多单是指内地观看边疆时的心态(尽管边疆对内地也有猎奇心，但影响不如前者)，由于自己不断转换地理空间的生活经验，他的这一心理很早就被削弱。
“在扬州，人们说我是青海来的；在青海，人们说我是扬州来的”，东方说，这使他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感到自己的身份模糊，这种感受持续至今。他说，他的“故乡感”是模糊的。现在，他得到了一个自我的归宿，或者说，一种自我的“果”：在北京安定的画家生活。但是却没有地理空间上的“果”，一种如同对“故乡”的认同，这之于他迄今依然是模糊的。
“现在看来，这就是无明状态”，他说。
东方的讲述中频繁出现佛教的术语和概念，也时常用因果观来解释自己的经历。此外，东方把自己的生活视为“十年一个周期”——整个80年代在部队的十年，以及转业后，整个90年代在深圳淘金的十年。
在深圳的喧嚣红尘中，尽管形象上一直虬髯长发、给人强势粗犷之感，但是内心同外表相比有一个落差，东方说：“看到所有男人的脸都是沉重的，快乐的人很少。自己也不堪重负。”他的形象一如那个年代无数下海的文人，介乎于艺术家装束与商人之间。他从事过的职业，迄今还记得的有十几种，其余若干短期的都忘了。他说：“人们说起那个时期的深圳，都会说现实残酷。自我迷失等等，这看上去是套话，但是对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会知道这种迷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在深圳的各种交际遇合中，他同一位年长于他的甘孜藏族人布隆那大哥成为知交，并保持着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朋友们的联系。这些朋友包括一些对藏文化传播有过贡献的文化人士。他把这些人物，都视为自己的“加持者”，即促使他走上一条道路的人。并且，逐渐促使他对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趣日益加深。当他在石渠的一座寺庙中观看画图上绘制的观音的42种法相，其中一个法相是一片树叶，这令他印象深刻。他也把他的“加持者”们的各种社会身份，都视为“法相”，他们可能是异士大贾、凡夫艳女，可能是一片树叶，一辆摩托车。
“加持者”们包括朋友王川。“王川这个人，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上师，在需要甘露的时候会给予你一点甘露，需要一些精神上帮助的时候，他也会显出一种魔相来帮助你，看你能不能破解。”东方说。在后者家中，两人关于音乐有一次争论，争论的内容继而发展到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喜欢谈论的话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矛盾。由于东方的手机铃声在过程中不断响起，王川说，“你把不和谐音符带进来了”。东方意气用事地说，那么从今天开始，“不用电话了，扔了”。与此同时，他心中正怀有一个比不用电话更极端的、已经产生了一段时间的想法，当时并没有对王川说。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打电话对王川说：想结束深圳生活，骑摩托车去游历。
关于为什么选择摩托车这种形式，当时东方的考虑是，步行不太现实，一路搭车走又有限制。他在部队时曾经学到一些机械修理的技能，并且进入部队之前已经会驾驶摩托车。于是，他买了一辆两万多块钱的二手国产摩托车，“选择它是便于维修”，他说，如果是形象悍猛扎眼的“哈雷”，好看是好看，但是在路上坏了会很难配到零件。
收拾好帐篷、相机、朋友陈伯军赠送的一台DV摄像机(以后用它拍摄了8000多分钟的素材)，东方在长途电话里请布隆那大哥为自己祝福，后者建议他于2000年4月24日这一天出发。这一天上午10点，东方装备齐全后，骑着摩托车驶出深圳南头关。这一年他30岁。
“东方西行”
并非一开始，东方就把终点设定在拉萨。奔行至肇庆七星岩，在一家宾馆里，他才把目标明确为去甘孜，看望他那位布隆那大哥。
在关于这次摩托之旅的讲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旅程中的故事，而是东方对自己的弱点和虚荣的描述。可以从照片上了解一些东方离开深圳时的情形。这位一身朋克行头的公路骑士的出发仪式，如今看起来有点像一场秀一提及这一点东方并不避讳，他坦率承认，他当时正是迷惑在一个时代流行的自我表演行为中的一员。“刚开始想到要做这件事时，并无表演性，形象的夸张是不知不觉产生的”，经过了许多时间之后，东方可以作这种诚实反思。他更进一步说：自我表演是在一个孤独
东方认为，他与他的同藏文化相关的朋友们，都受到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生命”观的影响。东方说，“当这个‘生命’不太深刻的时候，就被误解为只是人的载体容器，或者认为是欲望的无节制显现，这在佛教上是错误的，后者认为这违背了心”。在去西藏之前的生活中，东方关于“心是什么，什么叫‘用心’以及如‘何用’”满怀困惑，他的想法是：“去西藏问”。
不过当年，在以拉萨为终点动身上路之前，东方并未明确把西藏作为要前往与认识的主要对象，“它对于我好像是空的，抱的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他说：人们把“去西藏”当作一个远离尘嚣、实现自由生活的证据，但是对于东方来说，那里是“自由的实象”还是“自由的虚象”仍然显得扑朔迷离。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为什么要去西藏”以及去的过程，对于漫游者，过程构成了“另一个西藏”。尤利西斯的故事堪称一切漫游者故事的原型，在诗人卡瓦非斯手中，它呈现为一个变体：尤利西斯的故乡伊萨卡岛，作为旅途终点不再具有主要意义，因为无目的旅行过程中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另一个伊萨卡，诗中这样说：
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你
如果你发现她清贫，她并没有骗你。
那时，你早已满是智慧和历练，
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一个人怎么成为了这样，而不是另一个”，这是东方同我一起尝试探讨的谜。
“无明状态”
东方记得，当他还是少年，由于在青海“野得无法管理”，父母送他去江南上学，认为内地城市的教育环境对他有益。自此开始的扬州一青海的南北两地生活，持续到高中结束。一次假期他从扬州返回青海，在西安火车站看到一群嬉戏的少年时，顿时感到羡慕，想象那是一种自由的浪游生活。他把这种感受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说：“你这个孩子的流寇思想很严重。”
“那时生活的变动很大”，他说，不断的地理空间转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陌生环境没有好奇。青海的藏族生活环境为东方自小熟悉，生活中不时出现藏文化的一面，比如藏族节日，以及家中也喝酥油茶、吃藏族风味的食物等。在东方看来，他很早就度过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猎奇心”阶段。他认为，人们所称的“猎奇心”，大多单是指内地观看边疆时的心态(尽管边疆对内地也有猎奇心，但影响不如前者)，由于自己不断转换地理空间的生活经验，他的这一心理很早就被削弱。
“在扬州，人们说我是青海来的；在青海，人们说我是扬州来的”，东方说，这使他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感到自己的身份模糊，这种感受持续至今。他说，他的“故乡感”是模糊的。现在，他得到了一个自我的归宿，或者说，一种自我的“果”：在北京安定的画家生活。但是却没有地理空间上的“果”，一种如同对“故乡”的认同，这之于他迄今依然是模糊的。
“现在看来，这就是无明状态”，他说。
东方的讲述中频繁出现佛教的术语和概念，也时常用因果观来解释自己的经历。此外，东方把自己的生活视为“十年一个周期”——整个80年代在部队的十年，以及转业后，整个90年代在深圳淘金的十年。
在深圳的喧嚣红尘中，尽管形象上一直虬髯长发、给人强势粗犷之感，但是内心同外表相比有一个落差，东方说：“看到所有男人的脸都是沉重的，快乐的人很少。自己也不堪重负。”他的形象一如那个年代无数下海的文人，介乎于艺术家装束与商人之间。他从事过的职业，迄今还记得的有十几种，其余若干短期的都忘了。他说：“人们说起那个时期的深圳，都会说现实残酷。自我迷失等等，这看上去是套话，但是对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会知道这种迷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在深圳的各种交际遇合中，他同一位年长于他的甘孜藏族人布隆那大哥成为知交，并保持着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朋友们的联系。这些朋友包括一些对藏文化传播有过贡献的文化人士。他把这些人物，都视为自己的“加持者”，即促使他走上一条道路的人。并且，逐渐促使他对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趣日益加深。当他在石渠的一座寺庙中观看画图上绘制的观音的42种法相，其中一个法相是一片树叶，这令他印象深刻。他也把他的“加持者”们的各种社会身份，都视为“法相”，他们可能是异士大贾、凡夫艳女，可能是一片树叶，一辆摩托车。
“加持者”们包括朋友王川。“王川这个人，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上师，在需要甘露的时候会给予你一点甘露，需要一些精神上帮助的时候，他也会显出一种魔相来帮助你，看你能不能破解。”东方说。在后者家中，两人关于音乐有一次争论，争论的内容继而发展到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喜欢谈论的话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矛盾。由于东方的手机铃声在过程中不断响起，王川说，“你把不和谐音符带进来了”。东方意气用事地说，那么从今天开始，“不用电话了，扔了”。与此同时，他心中正怀有一个比不用电话更极端的、已经产生了一段时间的想法，当时并没有对王川说。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打电话对王川说：想结束深圳生活，骑摩托车去游历。
关于为什么选择摩托车这种形式，当时东方的考虑是，步行不太现实，一路搭车走又有限制。他在部队时曾经学到一些机械修理的技能，并且进入部队之前已经会驾驶摩托车。于是，他买了一辆两万多块钱的二手国产摩托车，“选择它是便于维修”，他说，如果是形象悍猛扎眼的“哈雷”，好看是好看，但是在路上坏了会很难配到零件。
收拾好帐篷、相机、朋友陈伯军赠送的一台DV摄像机(以后用它拍摄了8000多分钟的素材)，东方在长途电话里请布隆那大哥为自己祝福，后者建议他于2000年4月24日这一天出发。这一天上午10点，东方装备齐全后，骑着摩托车驶出深圳南头关。这一年他30岁。
“东方西行”
并非一开始，东方就把终点设定在拉萨。奔行至肇庆七星岩，在一家宾馆里，他才把目标明确为去甘孜，看望他那位布隆那大哥。
在关于这次摩托之旅的讲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旅程中的故事，而是东方对自己的弱点和虚荣的描述。可以从照片上了解一些东方离开深圳时的情形。这位一身朋克行头的公路骑士的出发仪式，如今看起来有点像一场秀一提及这一点东方并不避讳，他坦率承认，他当时正是迷惑在一个时代流行的自我表演行为中的一员。“刚开始想到要做这件事时，并无表演性，形象的夸张是不知不觉产生的”，经过了许多时间之后，东方可以作这种诚实反思。他更进一步说：自我表演是在一个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