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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基础，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2000年以前）是该研究的兴起阶段，这一时期学者们侧重于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第二阶段（2000-2009年），学者们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进行了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并提出建设自贸区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区域经济的研究向深层次、多领域发展。
【关键词】中国 东盟 区域经济 社会历史背景
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提出后，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本文以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基础，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研究的演进进行概述，分析其社会根源，构思该研究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根据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99年以前）：兴起阶段
20世纪90年代，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东盟抓住时机推进与东亚国家（主要包括中日韩三国）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发展。1993年，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华，中菲关系实现正常化。至此，我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通过建交或复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受危机影响严重的泰国、印尼等国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好感。双方高层互访和对话不断增多，关系日益密切。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和东盟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李功范（1985）、邹华朗（1986）、廖少康（1987）、周中坚（1987）和张乃坚（1987）等人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进行了考察，均得出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潜力巨大的结论。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不断改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江西元，江涛（1994）提出，中国与东盟关系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东盟各国华人资本对中国大陆投资增加，东盟内聚力有所削弱以及台湾加快推行“南海”政策等等{1}。张汉清（1997）回顾了东盟同中国的关系，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华人问题、台湾问题、美国的影响是制约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因素{2}。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增强了东盟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意愿，加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孔建勋（1999）回顾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认为加强金融、投资方面的合作，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合作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陈明华（1999）认为中国与东盟应共同推进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
二、第二阶段（2000-2009年）：发展阶段
21世纪伊始，中国即将加入WTO，这引起了东盟国家的担忧。对此，中国在2000年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议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意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2004年，中国和东盟达成协议，降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500多种农产品的关税，其他种类商品也将逐年降税。双方还就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一致意向。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低迷，而中国逆势增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东盟希望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带动自身的发展，东盟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
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后，在区域内掀起了自贸区建设的研究热潮。学者们运用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和引力模型等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对自贸区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论证。
张维义（2009）论述了区域经济化的经济效应，包括市场规模扩大的福利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和国民收入扩张效应等。李占卫、李皖南（2004）选取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3}的数据，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巴拉萨模型对自贸区将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只要中国和东盟在良好经贸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在自贸区内建立一个高效的分工体系，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贸易创造效应”。王宇飞，高翔（2005）、李炜（2007）、黄兆乾（2008）、吴敏思（2008）等人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建立自贸区将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不会很大。
李强（2005）认为，外资竞争和外资转移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阻碍因素，对此，应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分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经济，营造差异的引资优势，加速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4}。梁峻芳研究了自贸区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包括以政府导向为主，实现经贸合作的转型；根据东盟各国的实际情况，多层次地发展互补性产业；以积极的政治外交合作，密切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等等{5}。
一些学者还对广西、广东、福建和上海等省市在自贸区建设中的地位和战略进行了研究。作为中国与东盟的前沿，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政府提出了“一轴两翼”的区域合作战略构想，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根据陆莉（2008）{6}对近20年来东盟经济研究文献的第一作者所在地的统计，广西是发文量最多的省份。
自贸区战略提出后，中国和东盟开始削减关税，这就涉及到税收协调问题。龚辉文，陈琍，刘馨颖等人（2008）认为，东盟各成员国应该规范、完善现行税制，拓宽税收协定网络，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而中国则应致力于深化税制改革，完善国际税收制度{7}。而由于人民币和东盟国家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这对区域内货币、汇率等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较高要求。关于CAFTA成员国的金融协调，关伟，范祚军（2005）认为，应从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际操作，实行CAFTA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以及金融政策协调一致三方面着手。唐文琳，范祚军（2006）提出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新思路：通过建立地区货币基金，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和地区贸易结算体系，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 三、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深化阶段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学者们回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历程，评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效应。陆建人（2010）总结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近10年的建设成果，认为CAFTA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快了双向投资，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创造了新的“南南型自贸区”。他还总结了自贸区迅速发展的经验和方法，主要有“早期收获”方法、区别对待方法、渐进方法、提出“互利共赢”理念以及将自贸区建设与经济合作结合，加快经济一体化{8}。吴迪（2012）认为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地位，使中国占有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机。黄玲（2011）对CAFTA的FDI效应进行归因剖析，认为区域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壁垒效应、劳动成本效应及贸易开放效应刺激自贸区FDI流入量的上升。
这一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一个研究重点，学者们更注重一些前沿性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综合研究。此外，学者们还对自贸区的金融、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协调合作领域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人民币的区域化、国家化是近期的一个研究热点。现阶段人民币区域化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赵春蕾（2010）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一体化进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余方兰（2011）对中国和东盟保险业交流与合作前景进行了探讨，并从业务层面、市场层面和监管层面提出区域保险合作交流的几点建议。李宣达（2011）、赵玉焕（2011）、李轩（2011）、郑磊（2011）、马静，林宏烈（2012）对中国-东盟的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此外，一些学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分析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构思中国的策略。陈悦（2010）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总结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障碍性因素。冯伟杰，魏磊（2010）总结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应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合作战略，妥善处理农产品贸易和金融合作等敏感问题{9}。
CAFTA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有了新进展，主要包括CAFTA向纵深发展，跨国产业链不断发展；“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大通道建设提上日程；基础设施和能源成为新的合作热点，双边投资不断增加；大湄公河（GMS）和泛北部灣两个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广西、重庆、云南等地方政府纷纷与东盟开展合作{10}。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研究。但目前针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相信随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
四、结论
在CAFTA提出之前，学者们围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进行了考察，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与东盟经贸交流发展潜力巨大。CAFTA提出之后，学者们运用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建设中面临的障碍和对策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较小的贸易转移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后，学者们考察了自贸区带来的经济效应，肯定了自贸区的意义。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进展，包括次区域合作、能源技术等新领域的合作等等。未来，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深化而逐步向深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演进。
注释
{1}江西元，江涛.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特点、问题与前景[J].世界经济研究，1994，（6）：5-9.
{2}张汉清.东盟与中国的关系[J].国际政治研究，1997，（2）：83-90.
{3}东盟6个老成员国是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个新成员国是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越南。
{4}李强.试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因素：外资竞争和外资转移[J].经济研究参考.2005，（82）.
{5}梁峻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亚太经济，2006，（9）：11-13.
{6}陆莉.近20年来我国对东盟经济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J].现代情报，2008，（2）：209-212.
{7}龚辉文，刘馨颖，陈琍.“中国—东盟税收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东盟税收协调问题研究[J].涉外税务，2008，（4）：15-20.
{8}陆建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验、问题及对两岸签订ECFA的启示[J].亚太经济，2010，（5）：39-43.
{9}冯伟杰，魏磊.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10，（2）： 22-25.
{10}陆建人.2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J].创新，2011，（4）：5-9，134.
参考文献
[1]曹云华.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关系[J].东南亚研究，1995，（5）：11-13.
[2]孔建勋.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J].东南亚纵横，1999，（2）：57-61.
[3]梁峻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亚太经济，2006，（9）：11-13.
作者简介：范励（1989-），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关键词】中国 东盟 区域经济 社会历史背景
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提出后，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本文以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基础，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研究的演进进行概述，分析其社会根源，构思该研究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根据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99年以前）：兴起阶段
20世纪90年代，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东盟抓住时机推进与东亚国家（主要包括中日韩三国）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发展。1993年，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华，中菲关系实现正常化。至此，我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通过建交或复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受危机影响严重的泰国、印尼等国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好感。双方高层互访和对话不断增多，关系日益密切。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和东盟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李功范（1985）、邹华朗（1986）、廖少康（1987）、周中坚（1987）和张乃坚（1987）等人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进行了考察，均得出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潜力巨大的结论。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不断改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江西元，江涛（1994）提出，中国与东盟关系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东盟各国华人资本对中国大陆投资增加，东盟内聚力有所削弱以及台湾加快推行“南海”政策等等{1}。张汉清（1997）回顾了东盟同中国的关系，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华人问题、台湾问题、美国的影响是制约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因素{2}。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增强了东盟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意愿，加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孔建勋（1999）回顾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认为加强金融、投资方面的合作，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合作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陈明华（1999）认为中国与东盟应共同推进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
二、第二阶段（2000-2009年）：发展阶段
21世纪伊始，中国即将加入WTO，这引起了东盟国家的担忧。对此，中国在2000年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议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意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2004年，中国和东盟达成协议，降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500多种农产品的关税，其他种类商品也将逐年降税。双方还就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一致意向。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低迷，而中国逆势增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东盟希望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带动自身的发展，东盟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
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后，在区域内掀起了自贸区建设的研究热潮。学者们运用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和引力模型等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对自贸区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论证。
张维义（2009）论述了区域经济化的经济效应，包括市场规模扩大的福利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和国民收入扩张效应等。李占卫、李皖南（2004）选取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3}的数据，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巴拉萨模型对自贸区将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只要中国和东盟在良好经贸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在自贸区内建立一个高效的分工体系，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贸易创造效应”。王宇飞，高翔（2005）、李炜（2007）、黄兆乾（2008）、吴敏思（2008）等人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建立自贸区将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不会很大。
李强（2005）认为，外资竞争和外资转移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阻碍因素，对此，应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分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经济，营造差异的引资优势，加速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4}。梁峻芳研究了自贸区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包括以政府导向为主，实现经贸合作的转型；根据东盟各国的实际情况，多层次地发展互补性产业；以积极的政治外交合作，密切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等等{5}。
一些学者还对广西、广东、福建和上海等省市在自贸区建设中的地位和战略进行了研究。作为中国与东盟的前沿，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政府提出了“一轴两翼”的区域合作战略构想，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根据陆莉（2008）{6}对近20年来东盟经济研究文献的第一作者所在地的统计，广西是发文量最多的省份。
自贸区战略提出后，中国和东盟开始削减关税，这就涉及到税收协调问题。龚辉文，陈琍，刘馨颖等人（2008）认为，东盟各成员国应该规范、完善现行税制，拓宽税收协定网络，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而中国则应致力于深化税制改革，完善国际税收制度{7}。而由于人民币和东盟国家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这对区域内货币、汇率等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较高要求。关于CAFTA成员国的金融协调，关伟，范祚军（2005）认为，应从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际操作，实行CAFTA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以及金融政策协调一致三方面着手。唐文琳，范祚军（2006）提出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新思路：通过建立地区货币基金，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和地区贸易结算体系，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 三、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深化阶段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学者们回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历程，评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效应。陆建人（2010）总结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近10年的建设成果，认为CAFTA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快了双向投资，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创造了新的“南南型自贸区”。他还总结了自贸区迅速发展的经验和方法，主要有“早期收获”方法、区别对待方法、渐进方法、提出“互利共赢”理念以及将自贸区建设与经济合作结合，加快经济一体化{8}。吴迪（2012）认为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地位，使中国占有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机。黄玲（2011）对CAFTA的FDI效应进行归因剖析，认为区域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壁垒效应、劳动成本效应及贸易开放效应刺激自贸区FDI流入量的上升。
这一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一个研究重点，学者们更注重一些前沿性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综合研究。此外，学者们还对自贸区的金融、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协调合作领域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人民币的区域化、国家化是近期的一个研究热点。现阶段人民币区域化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赵春蕾（2010）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一体化进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余方兰（2011）对中国和东盟保险业交流与合作前景进行了探讨，并从业务层面、市场层面和监管层面提出区域保险合作交流的几点建议。李宣达（2011）、赵玉焕（2011）、李轩（2011）、郑磊（2011）、马静，林宏烈（2012）对中国-东盟的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此外，一些学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分析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构思中国的策略。陈悦（2010）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总结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障碍性因素。冯伟杰，魏磊（2010）总结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应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合作战略，妥善处理农产品贸易和金融合作等敏感问题{9}。
CAFTA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有了新进展，主要包括CAFTA向纵深发展，跨国产业链不断发展；“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大通道建设提上日程；基础设施和能源成为新的合作热点，双边投资不断增加；大湄公河（GMS）和泛北部灣两个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广西、重庆、云南等地方政府纷纷与东盟开展合作{10}。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研究。但目前针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相信随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
四、结论
在CAFTA提出之前，学者们围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进行了考察，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与东盟经贸交流发展潜力巨大。CAFTA提出之后，学者们运用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建设中面临的障碍和对策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较小的贸易转移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后，学者们考察了自贸区带来的经济效应，肯定了自贸区的意义。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进展，包括次区域合作、能源技术等新领域的合作等等。未来，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研究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深化而逐步向深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演进。
注释
{1}江西元，江涛.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特点、问题与前景[J].世界经济研究，1994，（6）：5-9.
{2}张汉清.东盟与中国的关系[J].国际政治研究，1997，（2）：83-90.
{3}东盟6个老成员国是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个新成员国是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越南。
{4}李强.试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因素：外资竞争和外资转移[J].经济研究参考.2005，（82）.
{5}梁峻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亚太经济，2006，（9）：11-13.
{6}陆莉.近20年来我国对东盟经济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J].现代情报，2008，（2）：209-212.
{7}龚辉文，刘馨颖，陈琍.“中国—东盟税收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东盟税收协调问题研究[J].涉外税务，2008，（4）：15-20.
{8}陆建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验、问题及对两岸签订ECFA的启示[J].亚太经济，2010，（5）：39-43.
{9}冯伟杰，魏磊.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10，（2）： 22-25.
{10}陆建人.2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J].创新，2011，（4）：5-9，134.
参考文献
[1]曹云华.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关系[J].东南亚研究，1995，（5）：11-13.
[2]孔建勋.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J].东南亚纵横，1999，（2）：57-61.
[3]梁峻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亚太经济，2006，（9）：11-13.
作者简介：范励（1989-），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