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仓，此为最盛。”明代诗人高宗本在《南仓烟草》诗序中如是吟咏太仓城。诚如是，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太仓，前横娄江，东搂巨海，水土丰沃，湖荡密布，从地图上一眼望去，细密的河网纹路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年轮。太仓盛产鱼米，物阜民丰，从春秋时就被历朝视为江南粮仓。人们关于太仓历史沉淀的记忆，汇成了如今东亭南和半泾路上谷仓模样的太仓博物馆。如果说谷仓贮存的是富饶土地凝结的粮食，那么有容乃大的太仓博物馆，如同文化仓廪，贮藏的则是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精神。

曾经沧海

　　踏入博物馆后，经由玻璃廊桥上所见的万丰古船，最先让人心里感触。自宋以来，民间造船技艺日新月异，到了元代，不仅可以通过榫卯连接龙骨与船肋，还用搭接的方式，形成了层次交叠的鱼鳞式船壳结构，同时水密隔舱工艺进一步完善。正是这种船舱之间利用桐油和麻丝而进行的独立密封技术，才能够成就大明盛世时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而眼前这艘柳叶形木船是宋元时代江浙近海货船，于2014年抢救性考古发掘所获。修复展示的这艘古船长近20米，部件俱全，一展宋元海船风采。
　　在这之后，明代郑和出海所用的宝船都汲取了前代制船工艺。郑和与太仓的缘分极深，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七下西洋，皆起锚于太仓刘家港。当时的刘家港是长江口最大的良港，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止。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展示了郑和船队数十年的行迹，他们远访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等三十余个国家。从太仓启航的郑和，扬起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和平交流的风帆，不仅缔造了世界航海史的丰碑，更厚植了“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底蕴。望着眼前这艘木船，难以想象它曾经遇到过多少风浪。
　　如今的万丰古船安静地停泊在这片没有海的空间里，用斑驳的纹路和已经牢牢固定的风帆，引导人们思考太仓与大海的联系。我们似乎真的可以嗅到海洋的咸腥味，这或许是一种与历史的默契和共鸣。

仓廪丰实

　　太仓不仅以水文条件成就了郑和，也用人文精神哺育了郑和船队。在明代以前，太仓就已经氤氲了一种独特的海洋文化特征，具有非常悠久的航海探险传统。在元代以后，有史可查的航海探险家几乎皆出自太仓。他们中有《大元海运记》中记载的“踏开生路”，开辟从长江口东驶黑水洋的殷明略;有置办海船，疏浚娄江连海，与东南亚通商的朱清和张瑄。
　　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日本、高丽、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商船直抵太仓，刘家港到張泾关三十里的码头被誉为“六国码头”。在太仓博物馆中，实景再现了六国码头的模样，不仅能够看到“粮艘商舶，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场景，还能看到岸边市集的繁华，让人穿越数百年时间，感受到古时太仓港口的富庶和忙碌。
　　这份富庶在郑和出海后变得更为明显。青花缠枝花卉纹葵形盘被誉为太仓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件口径逾37厘米的青花瓷器，内外都装饰了对称的牡丹、莲花和菊花图案，烧制要求更为苛刻，难得一见。而且，这件色泽恬静雅致的青花瓷所用的钴料，也是郑和从海外带回来的苏勃泥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与明代官窑的工艺结合，烧制出来的釉色淡雅青翠，因为钴料含铁较高，所以瓷器中还有沁入胎骨的斑驳花纹，这些细节使得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烧制的青花瓷器“开一代未有之奇”。令后人感慨的是，苏勃泥青的进口自郑和船队启程而开始，停航而终结，仿佛与其冥冥中交相辉映。

娄东赓续

　　太仓本身兼具了海洋与大陆文化，随着郑和出海，两者交融更为深刻。这种交融孕育了更多新事物，使得太仓的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迅速丰富，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为“明后七子”之首，独主当时文坛数十年之久。吴伟业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创娄东诗派，举世闻名。因为这些人物，太仓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吸引了安徽、浙江等地许多文人墨客。安徽歙县人汪关寓居娄东，因为他篆刻艺术技法出众，追随者众多，开创出别具一格的娄东印派。明末清初，太仓还出现了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等著名画家，一改往日宫廷画风，重塑了人文山水画，被誉为娄东画派。在太仓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展厅里，依然能够看到这些往昔文坛、画坛巨擘的笔迹，一笔一画，在历史长河中依然保持着浓墨重彩的印记。
　　太仓博物馆里还有一处戏台，戏台中播放着昆曲片段。昆曲与太仓也有着不解之缘，江西豫章（今南昌县）人魏良辅客居太仓时，广采博收，创制了流丽悠远的水磨腔，被誉为昆曲鼻祖。短短数百年间，太仓创造了流派纷呈的娄东文化，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脉的赓续、发展。
　　每一件文物都记录着前人的精神印记，它们如娄东水网般密布，持久地渗透人心，让人们总会不自觉地从某个方面寻找到自己与历史的默契。这种默契如昆曲一般高歌低吟，应和着时代的旋律。这座富庶的城市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正在重新塑造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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