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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他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并立下战功；抗日战争中，他首提“焦土抗战”，率领第五战区取得台儿庄大捷，为他带来莫大的荣誉。晚年，他从美国辗转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欢迎，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在徐州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院子里，伫立着一尊铜质全身塑像；而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展厅里，也有一尊铜质半身塑像。两座塑像的主角是同一个人：李宗仁。
1938年1月至5月，李宗仁率领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防御战役。其中，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李宗仁曾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48年甚至官至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和代总统，但台儿庄大捷，显然是李宗仁传奇一生最辉煌的亮点。
北伐战将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于广西桂林县西乡村一个耕读人家。他6岁就进了私塾，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14岁入读临桂县立二等小学，李宗仁接连两学期坐了“红椅子”—学习成绩排名最末的一位学生，名字下方用红笔画一个勾，就像坐上一把椅子，于是只好辍学回乡。后来，李宗仁去桂林一家纺织习艺厂当过学徒，但每当独立操作，总是以失误而告终。
1909年，对李宗仁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他考上了广西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的总办，正是后来享有盛名的蔡锷将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很多陆军小学学生加入学生军，准备北伐。李宗仁虽报了名，但因名额有限未能参加。
北伐军离桂后，陆军小学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毕业那年，学校又改名为“将校讲习所”，归广西军阀陆荣廷管辖。李宗仁在讲习所担任了准尉见习官，不久升为中尉。
1916年，李宗仁加入护国军，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役，因指挥出色由排长升为营长。
1923年，趁陈炯明将粤军撤出广西之机，李宗仁打出了“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的旗号，自任总司令。随后，他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并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李宗仁与黄绍竑、白崇禧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陆荣廷通电下野，桂系新军阀诞生，李宗仁成为首领。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7月，他率第七军两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这年秋天，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4月，李宗仁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行动，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但三个月后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首提“焦土抗战”
退居广西的李宗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对广西加以整顿，广西面貌为之一新。
“焦土抗战”，这个抗战期间极为流行的口号，正是由李宗仁提出的。
1933年，李宗仁草拟了一篇题为《焦土抗战论》的文章，内容是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他拿给胡汉民过目，并设想以胡汉民的名义发表，原因是胡“望在中外”，“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胡看过后，认为其看法完全正确，但他觉得一个文人不宜谈兵，李为“握兵之武将，以己之名发表更好”。于是，1936年4月，李宗仁的《我的主张—焦土抗战》在广州发表。
1937年1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李宗仁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9月，他在《焦土抗战的主张与实践》的演讲中，从“全面抗战”、“攻击战”、“持久战”三方面阐明了“焦土抗战”的内涵。
李宗仁认为，中国土地的广大与人口的众多，包括中国的交通困难，都能成为抵消日本军备优越的因素。他总结道：“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将敌我双方详加比较，足知战争不独无必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可以断言。”
据“全面战周刊社”1938年编辑出版的《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李宗仁言论集》引言中所说：“‘焦土抗战’这个主张，是李宗仁将军首先倡导出来的，现在全国人士没有哪一个不公认这个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扣押、下令对杨虎城的撤职留任，以及命令中央军继续开向西北，却引起了李宗仁的极大忧虑。
1937年1月5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刘湘联名通电全国，疾声呼吁“消弭内战，团结对外”，请求中央急令部队停止西进。在2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李宗仁向大会提交了《抗日救亡之方案》，提出“立即发动对日抗战，以救危亡”等三点主张。此次会议后，国民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9月18日，李宗仁在桂林主持了4万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并带领朗读抗日誓言。随后，广西迅速开始了征兵动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軍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离开广西赴南京就职。
此前8月份，李宗仁已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职位，原先是由蒋介石兼任的，韩复榘任副司令。抵达南京不久之后，李宗仁便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奔向了抗日沙场。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溃败而告结束，日军很快攻占了南京。李宗仁的判断是，日军如果想将华北战场与长江流域战场贯通起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要么沿津浦线南下到长江沿线转而西进。如果向西进攻武汉，首先必须清除右侧的威胁，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下一个目标。
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作战区域是：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到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范围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
1938年1月，日军以打通津浦路为战略目标，从南北两端向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在南面，日军第十三师团沿津浦路北上，至1月下旬，先后占领了滁县、明光、藕塘，进到池河东岸。2月初，日军开始强渡淮河。
在北面，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为前锋，在山东兵分两路继续南进，一路循津浦路攻占滕县，一路经诸城、莒县进攻临沂，以期在台儿庄会师后攻取徐州。
日军第十师团于1月上旬先后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为迟滞敌人南进，李宗仁命令由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萱桐代行韩复榘（原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津浦线北段防卫，先后放弃山东济南、泰安、大汶口和济宁，致使北段门户大开）所遗总司令一职，向济宁、汶口等地反攻。同时，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向两下店、泗水、曲阜、邹县发起进攻，牵制日军，以配合第三集团军行动。
2月12日，第三集团军分别在济宁、汶口展开激烈战斗。中国军队虽重创日军，但自己伤亡也很惨重。19日，第三集团军撤至运河西岸，继续与日军对峙。
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邹县南下店出动，15日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猛攻；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由汤头镇向临沂进犯，企图由东面南下支持濑谷支队。
滕县由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担任守卫。川军进入滕县阵地之前，李宗仁特呈军事委员会，要求拨发新枪500支，另从第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川军使用。
日军濑谷支队约万余人于3月15日攻陷界河、龙山。1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滕县发动猛烈攻势。守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激励部属，“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
3月16日下午，日军重炮增至30多门，轰塌城垣一角，并以飞机每批10余架轮番轰炸，掩护步兵冲入城内。守军奋勇与敌肉搏，拼死抵御敌人进攻。17日，日军火力又增，分向城东、城南进攻，炮弹密集如雨，飞机低空扫射，守军伤亡惨重。当天下午，城垣已被炸开数处，日军涌入城内。王铭章率部与敌巷战，最后牺牲于战场。
18日，滕县沦陷。川军第一二二师官兵在滕县阻敌两天，为掩护主力部队移动，赢得了宝贵时间。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两万余人以及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对濑谷支队形成了夹击之势。
3月20日，冒险深入的濑谷支队相继攻占了临城、韩庄、峄县。23日，日军组成台儿庄派遣队，开始进攻台儿庄。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峄县大运河北岸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县）公路交叉点，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距徐州30余公里，是鲁南通苏北的战略要地。
驻守台儿庄的部队是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3个师，其中第三十一师守卫台儿庄主阵地，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分守台儿庄东西两侧阵地。
3月23日，千余日军在8辆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台儿庄发动进攻，一度攻入台儿庄东北角，被守军第三十一师驱出。此后几日，敌我双方展开拉锯战。30日，濑谷支队进攻台儿庄东半部，造成守军重大伤亡。
此时，敌第十师团派兵增援濑谷支队，李宗仁命令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在外围截击津浦路大汶口至兖州段援敌。
4月2日，濑谷又调台儿庄外围与汤恩伯对峙的第十联队增援台儿庄，李宗仁命汤部乘势出击，但汤恩伯却在姑婆山迟迟不前。李宗仁一面电请蒋介石督促汤氏立即发兵，一面警告汤氏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这样，汤恩伯才率军南下，向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侧背发起进攻。
4月3日，守军浴血拼搏，伤亡过半，被迫退至西北一隅，此时台儿庄全镇三分之二已被日军占领。孙连仲曾给李宗仁打电话说，“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此时战局处于胜败关键时刻，李宗仁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李宗仁还悬赏十万元，命令孙连仲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成敢死队，对敌实行夜袭。
当晚，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亲率敢死队500人向敌突袭，收复了台儿庄镇内四分之三的阵地，日军夺路逃至北门一角。
4月4日，汤恩伯军团增援部队赶到，关征麟第五十二军在台儿庄东面与日军援部坂本支队发生激战。5日，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和周岩第七十五军驰援第五十二军，坂本支队被迫向临沂方向退却。6日，濑谷下令突围。当晚，李宗仁指挥部队发起全面反击，濑谷支队向峄县狼狈逃窜，台儿庄战役终于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台儿庄一役共消灭日军精锐部队约两万人，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首次获得的重大胜利。此役不仅极大地消耗了日军，迟滞了敌人攻略武汉的计划，而且一扫上海、南京淪陷后，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云，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台儿庄大捷也为李宗仁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各界人民的贺电、贺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了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著名作家老舍写出《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大鼓词，广为宣传李宗仁的抗日功绩。
徐州突围
台儿庄大捷，激起“速胜论”的流行。
蒋介石提出扩大台儿庄战果的设想，从1938年4月开始，向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派遣大批军队，先后到达徐州附近的军队共计64个师，60余万人。同时，又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中央军主力置于豫东的归德、兰封一线，摆出了一副与日军誓死决战的架势。
日本出于速战速决，一举击败中国或使中国政府很快屈服的战略目的，决定在此地区寻求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的机会。为此，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调集了13个师团约30万人的兵力，分六路对徐州实行包围，企图歼灭第五战区全部中國军队。
李宗仁多次电告军委会，要求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为保存实力而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
当时，日军已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北面，切断了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南面，冲破了淮河防线，向蒙城、阜宁开进；东面，在连云港登陆，占领了海州、郯城。徐州城内，也不断遭到日军飞机和野炮的轰炸，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多次中弹起火。
5月17日，李宗仁下令战区军队分5路突围。18日，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移驻潢川。19日，各部队按原定部署撤出了徐州地区。由于安排周密，数十万大军在日军占领地的间隙通过，日军竟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意图，因此也没有发生大的遭遇战。中国军队在日军的层层包围之下竟然顺利摆脱困境，先后到达皖西地区，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徐州西南的蒙城是大军撤退的重要出路，李宗仁命令桂军第四十八军一七三师抢占该地。5月8日，日军分三路攻城，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全师官兵浴血奋战，遵照李宗仁的命令，誓与蒙城共存亡，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徐州突围的成功，粉碎了日军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的阴谋，使中国保存了大量抗日军力。同时，李宗仁指挥部队在津浦路与日军周旋五个月之久，大量消耗了日军的军力物力，这也为国民政府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8年6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和五相会议，决定集结13个陆军师团，配以400架飞机，120艘兵舰，向武汉发起进攻。
按照军委会的作战计划，参加武汉会战的100万兵力，分驻江南、江北两大防区，其中，江北由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统辖两个兵团共计53个师。
武汉会战时，李宗仁两次向蒋介石提出作战建议，但均未被采纳。
10月24日，蒋介石决定弃守武汉，命令各部分头撤退。武汉会战进行了四个多月，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最后按计划撤退。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损失了10余万兵力，其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破产，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军委会命令第五战区除保留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外，其他部队悉数向鄂北撤退。留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坚守大别山，李宗仁率其他部队向鄂西北地区转移。
三挫日军
1939年4月，日军出动4个师团和2个骑兵旅团共计10万余人，沿襄花（襄阳至花园）、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企图扫荡第五战区桐柏山、大洪山两要地，进而攻占随县和枣阳。
随枣地区位于鄂豫边境，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于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是武汉通往川陕的要道。如果日军阴谋得逞，中国西南大后方将失去屏障。为了牵制日军进攻，李宗仁命令第五战区各部队发起“四月攻势”，频频袭击平汉路南段日军。
李宗仁的作战部署是，第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李宗仁根据所获情报，准备在日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置陷阱，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因随枣作战关系全局，军委会命令汤恩伯率第三十一集团军5个师由江南开赴江北增援第五战区。汤部到达后，李宗仁即命其迅速开至桐柏山南麓，待机截断襄花路，配合正面部队围歼深入之敌。
随枣战役，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各部在大洪山一带作战20余次，正面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当日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汤恩伯部稍一接战即自行率部退往豫西舞阳，致使李宗仁歼灭深入之敌的计划无法实现。
为了确保随枣地区，李宗仁决定变守势为攻势。5月15日起，第五战区发动反攻，经三天三夜激烈战斗，日军开始总退却，第一次随枣战役结束。
此后，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移至光化县的老河口。直至1943年9月李宗仁奉调汉中行营主任前，他在老河口度过了五个年头。
日军在随枣一带曾三度受挫，仍心有不甘。1941年1月中旬，日军在豫南纠集7个半师团，重炮1个联队，战车300辆，飞机百余架，企图沿平汉线北犯，以期打通平汉路。
1月25日，日军从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攻第五战区防地。李宗仁判断，敌人的战略，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因此他决意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凡敌人包围尚未合拢时，即指挥部队主动转移，使敌人屡屡扑空。待敌人疲惫之后，再从外线向敌人展开反包围，使敌陷于被动。这种战术使得日军的精良武器无法发挥效用，只是整日疲于奔命，虽占领了一些地方，但始终未能达到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的目的。
到2月上旬，日军疲惫至极，遂自南阳退却，此役宣告结束。
此后，直至1943年秋，李宗仁调任离开老河口，第五战区未再发生大的战役。
回归祖国
1943年9月，蒋介石委以李宗仁汉中行营主任一职，名义上指挥第一、第五、第十战区，但各战区直接受军委会指挥，李宗仁并无实权，以至于他怀疑这一机构专为他而设。 解放战争时期，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这段时间，被李宗仁认为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日子。
1948年4月，国民党行宪，经过四轮选举，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總统一职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幻想通过“和谈”，与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谈判到最后一刻，代表团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统治被推翻。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11月20日，李宗仁由南宁飞到香港。12月5日，以看病为由自香港飞美国，滞留在美国长达十六年之久。
1958年，李宗仁让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带话给程思远：“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后又写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表达了想叶落归根的心愿。
毛泽东将之归结为李宗仁“投石问路”，尽管专家鉴定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但还是付了12万美金，高于李宗仁11万的报价。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度假为名，先抵苏黎世，后妻子郭德洁也赶到。7月13日，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从苏黎世起飞，途经日内瓦、黎巴嫩贝鲁特以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在港短暂停留数日之后，7月20日，李宗仁夫妇回到了北京。
有专家认为，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去世，享年78岁。
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口述留有一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时，毛泽东就如此评价李宗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李宗仁传奇的一生，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
在徐州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院子里，伫立着一尊铜质全身塑像；而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展厅里，也有一尊铜质半身塑像。两座塑像的主角是同一个人：李宗仁。
1938年1月至5月，李宗仁率领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防御战役。其中，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李宗仁曾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48年甚至官至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和代总统，但台儿庄大捷，显然是李宗仁传奇一生最辉煌的亮点。
北伐战将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于广西桂林县西乡村一个耕读人家。他6岁就进了私塾，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14岁入读临桂县立二等小学，李宗仁接连两学期坐了“红椅子”—学习成绩排名最末的一位学生，名字下方用红笔画一个勾，就像坐上一把椅子，于是只好辍学回乡。后来，李宗仁去桂林一家纺织习艺厂当过学徒，但每当独立操作，总是以失误而告终。
1909年，对李宗仁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他考上了广西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的总办，正是后来享有盛名的蔡锷将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很多陆军小学学生加入学生军，准备北伐。李宗仁虽报了名，但因名额有限未能参加。
北伐军离桂后，陆军小学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毕业那年，学校又改名为“将校讲习所”，归广西军阀陆荣廷管辖。李宗仁在讲习所担任了准尉见习官，不久升为中尉。
1916年，李宗仁加入护国军，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役，因指挥出色由排长升为营长。
1923年，趁陈炯明将粤军撤出广西之机，李宗仁打出了“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的旗号，自任总司令。随后，他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并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李宗仁与黄绍竑、白崇禧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陆荣廷通电下野，桂系新军阀诞生，李宗仁成为首领。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7月，他率第七军两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这年秋天，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4月，李宗仁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行动，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但三个月后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首提“焦土抗战”
退居广西的李宗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对广西加以整顿，广西面貌为之一新。
“焦土抗战”，这个抗战期间极为流行的口号，正是由李宗仁提出的。
1933年，李宗仁草拟了一篇题为《焦土抗战论》的文章，内容是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他拿给胡汉民过目，并设想以胡汉民的名义发表，原因是胡“望在中外”，“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胡看过后，认为其看法完全正确，但他觉得一个文人不宜谈兵，李为“握兵之武将，以己之名发表更好”。于是，1936年4月，李宗仁的《我的主张—焦土抗战》在广州发表。
1937年1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李宗仁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9月，他在《焦土抗战的主张与实践》的演讲中，从“全面抗战”、“攻击战”、“持久战”三方面阐明了“焦土抗战”的内涵。
李宗仁认为，中国土地的广大与人口的众多，包括中国的交通困难，都能成为抵消日本军备优越的因素。他总结道：“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将敌我双方详加比较，足知战争不独无必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可以断言。”
据“全面战周刊社”1938年编辑出版的《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李宗仁言论集》引言中所说：“‘焦土抗战’这个主张，是李宗仁将军首先倡导出来的，现在全国人士没有哪一个不公认这个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扣押、下令对杨虎城的撤职留任，以及命令中央军继续开向西北，却引起了李宗仁的极大忧虑。
1937年1月5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刘湘联名通电全国，疾声呼吁“消弭内战，团结对外”，请求中央急令部队停止西进。在2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李宗仁向大会提交了《抗日救亡之方案》，提出“立即发动对日抗战，以救危亡”等三点主张。此次会议后，国民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9月18日，李宗仁在桂林主持了4万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并带领朗读抗日誓言。随后，广西迅速开始了征兵动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軍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离开广西赴南京就职。
此前8月份，李宗仁已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职位，原先是由蒋介石兼任的，韩复榘任副司令。抵达南京不久之后，李宗仁便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奔向了抗日沙场。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溃败而告结束，日军很快攻占了南京。李宗仁的判断是，日军如果想将华北战场与长江流域战场贯通起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要么沿津浦线南下到长江沿线转而西进。如果向西进攻武汉，首先必须清除右侧的威胁，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下一个目标。
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作战区域是：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到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范围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
1938年1月，日军以打通津浦路为战略目标，从南北两端向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在南面，日军第十三师团沿津浦路北上，至1月下旬，先后占领了滁县、明光、藕塘，进到池河东岸。2月初，日军开始强渡淮河。
在北面，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为前锋，在山东兵分两路继续南进，一路循津浦路攻占滕县，一路经诸城、莒县进攻临沂，以期在台儿庄会师后攻取徐州。
日军第十师团于1月上旬先后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为迟滞敌人南进，李宗仁命令由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萱桐代行韩复榘（原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津浦线北段防卫，先后放弃山东济南、泰安、大汶口和济宁，致使北段门户大开）所遗总司令一职，向济宁、汶口等地反攻。同时，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向两下店、泗水、曲阜、邹县发起进攻，牵制日军，以配合第三集团军行动。
2月12日，第三集团军分别在济宁、汶口展开激烈战斗。中国军队虽重创日军，但自己伤亡也很惨重。19日，第三集团军撤至运河西岸，继续与日军对峙。
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邹县南下店出动，15日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猛攻；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由汤头镇向临沂进犯，企图由东面南下支持濑谷支队。
滕县由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担任守卫。川军进入滕县阵地之前，李宗仁特呈军事委员会，要求拨发新枪500支，另从第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川军使用。
日军濑谷支队约万余人于3月15日攻陷界河、龙山。1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滕县发动猛烈攻势。守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激励部属，“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
3月16日下午，日军重炮增至30多门，轰塌城垣一角，并以飞机每批10余架轮番轰炸，掩护步兵冲入城内。守军奋勇与敌肉搏，拼死抵御敌人进攻。17日，日军火力又增，分向城东、城南进攻，炮弹密集如雨，飞机低空扫射，守军伤亡惨重。当天下午，城垣已被炸开数处，日军涌入城内。王铭章率部与敌巷战，最后牺牲于战场。
18日，滕县沦陷。川军第一二二师官兵在滕县阻敌两天，为掩护主力部队移动，赢得了宝贵时间。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两万余人以及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对濑谷支队形成了夹击之势。
3月20日，冒险深入的濑谷支队相继攻占了临城、韩庄、峄县。23日，日军组成台儿庄派遣队，开始进攻台儿庄。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峄县大运河北岸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县）公路交叉点，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距徐州30余公里，是鲁南通苏北的战略要地。
驻守台儿庄的部队是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3个师，其中第三十一师守卫台儿庄主阵地，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分守台儿庄东西两侧阵地。
3月23日，千余日军在8辆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台儿庄发动进攻，一度攻入台儿庄东北角，被守军第三十一师驱出。此后几日，敌我双方展开拉锯战。30日，濑谷支队进攻台儿庄东半部，造成守军重大伤亡。
此时，敌第十师团派兵增援濑谷支队，李宗仁命令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在外围截击津浦路大汶口至兖州段援敌。
4月2日，濑谷又调台儿庄外围与汤恩伯对峙的第十联队增援台儿庄，李宗仁命汤部乘势出击，但汤恩伯却在姑婆山迟迟不前。李宗仁一面电请蒋介石督促汤氏立即发兵，一面警告汤氏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这样，汤恩伯才率军南下，向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侧背发起进攻。
4月3日，守军浴血拼搏，伤亡过半，被迫退至西北一隅，此时台儿庄全镇三分之二已被日军占领。孙连仲曾给李宗仁打电话说，“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此时战局处于胜败关键时刻，李宗仁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李宗仁还悬赏十万元，命令孙连仲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成敢死队，对敌实行夜袭。
当晚，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亲率敢死队500人向敌突袭，收复了台儿庄镇内四分之三的阵地，日军夺路逃至北门一角。
4月4日，汤恩伯军团增援部队赶到，关征麟第五十二军在台儿庄东面与日军援部坂本支队发生激战。5日，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和周岩第七十五军驰援第五十二军，坂本支队被迫向临沂方向退却。6日，濑谷下令突围。当晚，李宗仁指挥部队发起全面反击，濑谷支队向峄县狼狈逃窜，台儿庄战役终于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台儿庄一役共消灭日军精锐部队约两万人，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首次获得的重大胜利。此役不仅极大地消耗了日军，迟滞了敌人攻略武汉的计划，而且一扫上海、南京淪陷后，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云，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台儿庄大捷也为李宗仁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各界人民的贺电、贺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了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著名作家老舍写出《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大鼓词，广为宣传李宗仁的抗日功绩。
徐州突围
台儿庄大捷，激起“速胜论”的流行。
蒋介石提出扩大台儿庄战果的设想，从1938年4月开始，向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派遣大批军队，先后到达徐州附近的军队共计64个师，60余万人。同时，又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中央军主力置于豫东的归德、兰封一线，摆出了一副与日军誓死决战的架势。
日本出于速战速决，一举击败中国或使中国政府很快屈服的战略目的，决定在此地区寻求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的机会。为此，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调集了13个师团约30万人的兵力，分六路对徐州实行包围，企图歼灭第五战区全部中國军队。
李宗仁多次电告军委会，要求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为保存实力而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
当时，日军已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北面，切断了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南面，冲破了淮河防线，向蒙城、阜宁开进；东面，在连云港登陆，占领了海州、郯城。徐州城内，也不断遭到日军飞机和野炮的轰炸，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多次中弹起火。
5月17日，李宗仁下令战区军队分5路突围。18日，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移驻潢川。19日，各部队按原定部署撤出了徐州地区。由于安排周密，数十万大军在日军占领地的间隙通过，日军竟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意图，因此也没有发生大的遭遇战。中国军队在日军的层层包围之下竟然顺利摆脱困境，先后到达皖西地区，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徐州西南的蒙城是大军撤退的重要出路，李宗仁命令桂军第四十八军一七三师抢占该地。5月8日，日军分三路攻城，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全师官兵浴血奋战，遵照李宗仁的命令，誓与蒙城共存亡，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徐州突围的成功，粉碎了日军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的阴谋，使中国保存了大量抗日军力。同时，李宗仁指挥部队在津浦路与日军周旋五个月之久，大量消耗了日军的军力物力，这也为国民政府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8年6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和五相会议，决定集结13个陆军师团，配以400架飞机，120艘兵舰，向武汉发起进攻。
按照军委会的作战计划，参加武汉会战的100万兵力，分驻江南、江北两大防区，其中，江北由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统辖两个兵团共计53个师。
武汉会战时，李宗仁两次向蒋介石提出作战建议，但均未被采纳。
10月24日，蒋介石决定弃守武汉，命令各部分头撤退。武汉会战进行了四个多月，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最后按计划撤退。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损失了10余万兵力，其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破产，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军委会命令第五战区除保留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外，其他部队悉数向鄂北撤退。留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坚守大别山，李宗仁率其他部队向鄂西北地区转移。
三挫日军
1939年4月，日军出动4个师团和2个骑兵旅团共计10万余人，沿襄花（襄阳至花园）、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企图扫荡第五战区桐柏山、大洪山两要地，进而攻占随县和枣阳。
随枣地区位于鄂豫边境，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于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是武汉通往川陕的要道。如果日军阴谋得逞，中国西南大后方将失去屏障。为了牵制日军进攻，李宗仁命令第五战区各部队发起“四月攻势”，频频袭击平汉路南段日军。
李宗仁的作战部署是，第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李宗仁根据所获情报，准备在日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置陷阱，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因随枣作战关系全局，军委会命令汤恩伯率第三十一集团军5个师由江南开赴江北增援第五战区。汤部到达后，李宗仁即命其迅速开至桐柏山南麓，待机截断襄花路，配合正面部队围歼深入之敌。
随枣战役，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各部在大洪山一带作战20余次，正面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当日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汤恩伯部稍一接战即自行率部退往豫西舞阳，致使李宗仁歼灭深入之敌的计划无法实现。
为了确保随枣地区，李宗仁决定变守势为攻势。5月15日起，第五战区发动反攻，经三天三夜激烈战斗，日军开始总退却，第一次随枣战役结束。
此后，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移至光化县的老河口。直至1943年9月李宗仁奉调汉中行营主任前，他在老河口度过了五个年头。
日军在随枣一带曾三度受挫，仍心有不甘。1941年1月中旬，日军在豫南纠集7个半师团，重炮1个联队，战车300辆，飞机百余架，企图沿平汉线北犯，以期打通平汉路。
1月25日，日军从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攻第五战区防地。李宗仁判断，敌人的战略，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因此他决意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凡敌人包围尚未合拢时，即指挥部队主动转移，使敌人屡屡扑空。待敌人疲惫之后，再从外线向敌人展开反包围，使敌陷于被动。这种战术使得日军的精良武器无法发挥效用，只是整日疲于奔命，虽占领了一些地方，但始终未能达到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的目的。
到2月上旬，日军疲惫至极，遂自南阳退却，此役宣告结束。
此后，直至1943年秋，李宗仁调任离开老河口，第五战区未再发生大的战役。
回归祖国
1943年9月，蒋介石委以李宗仁汉中行营主任一职，名义上指挥第一、第五、第十战区，但各战区直接受军委会指挥，李宗仁并无实权，以至于他怀疑这一机构专为他而设。 解放战争时期，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这段时间，被李宗仁认为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日子。
1948年4月，国民党行宪，经过四轮选举，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總统一职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幻想通过“和谈”，与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谈判到最后一刻，代表团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统治被推翻。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11月20日，李宗仁由南宁飞到香港。12月5日，以看病为由自香港飞美国，滞留在美国长达十六年之久。
1958年，李宗仁让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带话给程思远：“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后又写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表达了想叶落归根的心愿。
毛泽东将之归结为李宗仁“投石问路”，尽管专家鉴定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但还是付了12万美金，高于李宗仁11万的报价。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度假为名，先抵苏黎世，后妻子郭德洁也赶到。7月13日，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从苏黎世起飞，途经日内瓦、黎巴嫩贝鲁特以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在港短暂停留数日之后，7月20日，李宗仁夫妇回到了北京。
有专家认为，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去世，享年78岁。
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口述留有一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时，毛泽东就如此评价李宗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李宗仁传奇的一生，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