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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提出了指导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四面八方”政策；最早提出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转变为领导经济建设的党的“执政党”概念和党内反“左”斗争；在科学文化教育、学术自由讨论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指导新中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七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天津讲话”；“四面八方”政策；执政党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变，毛泽东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为了全面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从4月10日至5月7日赴天津进行一个月的调查、考察，发表了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不仅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60年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仍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一)“天津讲话”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尽可能多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结成统一战线，为新中国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政权建设上既要反对右的迁就主义，也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刘少奇到天津时天津的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为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工人、职员、干部的思想也很混乱，店员要求分厂散伙，干部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只是追求利润，搞剥削：也有些工人向资方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在天津，刘少奇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总路线的高度，分析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历来就是党的路线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否则就会犯错误。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大政策之一，党的总路线是“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强调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否则就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当然，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等于没有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和平的竞争。
团结资产阶级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疯狂剥削和掠夺，政治上加紧法西斯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放弃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推翻三座大山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策略上看，也是服从当时斗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建国初期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首先是帝国主义，二是台湾、西藏的反动派，三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四是地主阶级，五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当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在我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更要克服过去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态度，使自己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带来困难。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特别强调：“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和党中央、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就在刘少奇赴津前三天，毛泽东于4月7日致电华东前线的邓小平等，征询对吸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工作的意见。电文指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没有他们帮助，要接管上海对付三大敌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天津讲话”6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都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为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出了贡献。就是在天津，当时参加过刘少奇召开的座谈会的工商业资本家中就有不少在天津市政权建设中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有的还被推上国家一级机构的领导岗位。其中象李烛尘，建国初期曾任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后任民建中央代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1950年起连续16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是全国工商联执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后，邓小平考虑建设中资金、人才、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及外贸、进口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时，为了听取全国工商联、民主党派、政协人士的意见，于1979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五老”，周叔弢就是邓小平会见的“五老”之一。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津讲话”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政权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天津讲话”不仅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深刻阐述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且根据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情，提出了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四面八方”政策。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基本政策，并且在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上被正式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 领。”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对城市政策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全部作为官僚资本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在城市进行民主改革等等。刘少奇到天津时，毛泽东还把“做好资本家的工作”作为重要嘱托。刘少奇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在天津，他对干部、工人、职员、教师、资本家代表人物反复宣传党的三大经济纲领，肯定私人工商业在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4月28日，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说：“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他说：“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够废除”。“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我国经济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一“四面八方”政策，作为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写进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采纳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已经完全由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其理论基础是我们党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即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已大体得到解决的新中国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而“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由不完整到全面。1946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问题的指示》中说：“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这里只提到劳资关系。1947年下半年，由于当年春天土改中出现平分工商业者财产的错误倾向，以及解放一批中小城市后部队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产生片面照顾工人利益的“左”倾政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强调必须迅速加以纠正，但也只提到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我们主要是在农村，所遇到的多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城乡关系问题，更没有涉及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问题。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只是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能采取过左的政策，而应该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1948年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也只是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这就是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城乡关系问题，也没有提到内外关系问题。随着沈阳、天津等大城市的解放，解放区范围大大扩大了，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也更为复杂起来，除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外，城乡关系、内外贸易关系、通邮关系以及其他关系都大量出现。刘少奇在天津就听取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内外贸易关系、通邮关系等方面的汇报，在他和干部、工人、各方面人士的谈话中，也指出要沟通城乡关系，要组织好商品交换，要做好对外贸易，要搞好通邮。按照薄一波的说法，1949年4月他把刘少奇听取天津各方面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把党的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4月18日，刘少奇就向天津市委干部传达了毛泽东概括的这个“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刘少奇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其实，刘少奇在4月10日拟定的《天津工作问题》提纲中，已经有了”四面八方”的记载：“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4月18日后刘少奇在天津不同场合的讲话、报告、座谈中，又多次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四面八方”政策，并且说明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可见，“四面八方”政策是根据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理论，并且总结解放区经济工作的经验，又经过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括后提出来的，而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确立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且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制定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四面八方”政策，接下来就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问题，即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领导建设的党以及作为一个领导建设的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最早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同时还提出了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当前亟需注意的是防“左”和反“左”问题。这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当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和会议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党在工作重点转移后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反复强调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要“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途中，又说过要很好进京“赶考”，千万不要学李白成。所有这些，对今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最早明确地提出“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是刘少奇。刘少奇4月18日在天津市委领导干部讲话中，不仅指出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还提出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他说：“我们党的两个转变：一是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方针、任务都有很大的转变：二是共产党过去是从城市转 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从农村回到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要充分认识这两大转变的意义和难题。要好好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各项建设日益完善。”刘少奇强调要充分认识这两个转变的“意义”和“难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总结经验，克服难题，做好转变后即我党执政后的各项建设工作。这就从建党思想上明确了党的建设今后要围绕执政、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来进行。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说要实行两个“战略转变”，并且说“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是非常深刻，非常有远见的。
对于“执政党”的内涵，在”天津讲话”中刘少奇没有更多地展开，但其深刻含义是非常明确的。刘少奇5月1日对路经天津随军南下的东北干部讲话，针对管理城市问题时就明确强调：全党还没有解决的是管理问题。搞好管理要有知识，有学问。我们的干部知识不够，要虚心地向工人、资本家、工程师、商人学习，如果不虚心，神气十足，一定要出乱子。在“天津讲话”前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刘少奇也提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他说：“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就在视察天津的前夕，即1949年3月，他又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在“天津讲话”后不久1951年4月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分析，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没有了，共产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没有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担不要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因此，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我们就要在”主观上加强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对“执政党”的认识是第一，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党的工作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党面临权力的考验，共产党员要当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党面临物质的考验，执政后共产党员要继续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四，党面临更艰巨的全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考验，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开拓创新，把经济建设搞好。所以刘少奇执政党概念的提出，对加强建国后党自身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天津讲话”在党的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刘少奇尖锐地指明了党内两种错误倾向斗争问题，即提出在反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左”，强调反“左”要比反右更难。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讲话、报告以及座谈处处贯彻反“左”精神，在拟订私营企业、外贸、工业、金融、交通、文教以及工资、职工等政策中，也无不从路线高度向工人群众公开地提出防“左”问题。5月5日，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报告中强调反“左”要比反右难得多，纠“左”比纠右难，要费更大的劲。他说：“不要怕说闲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耍早讲才对。”又说：“‘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刘少奇在职工大会的公开场合向工人群众指出反“左”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实际上是号召工人阶级对党进行监督。这充分表现了刘少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气魄和科学预见。
(四)“天津讲话”的贡献还不止这些。在一个月的调查、考察中，刘少奇广泛接触了城市工作中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工业、交通、金融、合作社、房屋、土地、物价、税收、对外贸易、对外通邮、城市建设，以至文教工作中的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干部教育培训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刘少奇都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一加以解答。例如他主张市场必须是开放的竞争的，让商品自由流通，让企业公平竞争，这样才能搞活经济。他主张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要和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还要和日本商业机关进行贸易。他建议把证券交易所搞起来，发行一部分股票以吸引社会游资。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天津市军管会批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于1949年6月1日正式成立，4日正式开业，这是党领导下建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他主张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就是依靠民主和法制，决不能再搞什么斗争会之类的东西。对市政建设，刘少奇认为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在文教方面，他在4月25日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他主张学术自由，5月3日对教育界代表说：思想是无法限制的，所以讨论可以自由，可以辩驳。真理不怕驳，……如不是真理，即使是共产党、毛泽东说的，也是错的。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混淆，要分开。更重要的是由于深入基层，和干部、工人、工商界人士、教师等广泛交谈、接触，掌握和了解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就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党内传达，对推进党的城市工作，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也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构建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那么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把这幅蓝图描绘得更丰富、更完整了。“天津讲话”在党的历史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对60年后的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七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天津讲话”；“四面八方”政策；执政党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变，毛泽东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为了全面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从4月10日至5月7日赴天津进行一个月的调查、考察，发表了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不仅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60年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仍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一)“天津讲话”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尽可能多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结成统一战线，为新中国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政权建设上既要反对右的迁就主义，也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刘少奇到天津时天津的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为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工人、职员、干部的思想也很混乱，店员要求分厂散伙，干部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只是追求利润，搞剥削：也有些工人向资方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在天津，刘少奇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总路线的高度，分析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历来就是党的路线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否则就会犯错误。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大政策之一，党的总路线是“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强调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否则就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当然，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等于没有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和平的竞争。
团结资产阶级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疯狂剥削和掠夺，政治上加紧法西斯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放弃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推翻三座大山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策略上看，也是服从当时斗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建国初期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首先是帝国主义，二是台湾、西藏的反动派，三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四是地主阶级，五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当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在我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更要克服过去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态度，使自己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带来困难。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特别强调：“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和党中央、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就在刘少奇赴津前三天，毛泽东于4月7日致电华东前线的邓小平等，征询对吸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工作的意见。电文指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没有他们帮助，要接管上海对付三大敌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天津讲话”6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都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为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出了贡献。就是在天津，当时参加过刘少奇召开的座谈会的工商业资本家中就有不少在天津市政权建设中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有的还被推上国家一级机构的领导岗位。其中象李烛尘，建国初期曾任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后任民建中央代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1950年起连续16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是全国工商联执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后，邓小平考虑建设中资金、人才、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及外贸、进口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时，为了听取全国工商联、民主党派、政协人士的意见，于1979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五老”，周叔弢就是邓小平会见的“五老”之一。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津讲话”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政权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天津讲话”不仅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深刻阐述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且根据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情，提出了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四面八方”政策。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基本政策，并且在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上被正式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 领。”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对城市政策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全部作为官僚资本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在城市进行民主改革等等。刘少奇到天津时，毛泽东还把“做好资本家的工作”作为重要嘱托。刘少奇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在天津，他对干部、工人、职员、教师、资本家代表人物反复宣传党的三大经济纲领，肯定私人工商业在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4月28日，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说：“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他说：“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够废除”。“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我国经济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一“四面八方”政策，作为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写进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采纳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已经完全由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其理论基础是我们党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即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已大体得到解决的新中国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而“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由不完整到全面。1946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问题的指示》中说：“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这里只提到劳资关系。1947年下半年，由于当年春天土改中出现平分工商业者财产的错误倾向，以及解放一批中小城市后部队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产生片面照顾工人利益的“左”倾政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强调必须迅速加以纠正，但也只提到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我们主要是在农村，所遇到的多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城乡关系问题，更没有涉及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问题。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只是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能采取过左的政策，而应该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1948年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也只是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这就是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城乡关系问题，也没有提到内外关系问题。随着沈阳、天津等大城市的解放，解放区范围大大扩大了，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也更为复杂起来，除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外，城乡关系、内外贸易关系、通邮关系以及其他关系都大量出现。刘少奇在天津就听取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内外贸易关系、通邮关系等方面的汇报，在他和干部、工人、各方面人士的谈话中，也指出要沟通城乡关系，要组织好商品交换，要做好对外贸易，要搞好通邮。按照薄一波的说法，1949年4月他把刘少奇听取天津各方面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把党的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4月18日，刘少奇就向天津市委干部传达了毛泽东概括的这个“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刘少奇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其实，刘少奇在4月10日拟定的《天津工作问题》提纲中，已经有了”四面八方”的记载：“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4月18日后刘少奇在天津不同场合的讲话、报告、座谈中，又多次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四面八方”政策，并且说明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可见，“四面八方”政策是根据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理论，并且总结解放区经济工作的经验，又经过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括后提出来的，而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确立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且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制定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四面八方”政策，接下来就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问题，即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领导建设的党以及作为一个领导建设的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最早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同时还提出了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当前亟需注意的是防“左”和反“左”问题。这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当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和会议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党在工作重点转移后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反复强调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要“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途中，又说过要很好进京“赶考”，千万不要学李白成。所有这些，对今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最早明确地提出“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是刘少奇。刘少奇4月18日在天津市委领导干部讲话中，不仅指出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还提出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他说：“我们党的两个转变：一是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方针、任务都有很大的转变：二是共产党过去是从城市转 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从农村回到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要充分认识这两大转变的意义和难题。要好好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各项建设日益完善。”刘少奇强调要充分认识这两个转变的“意义”和“难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总结经验，克服难题，做好转变后即我党执政后的各项建设工作。这就从建党思想上明确了党的建设今后要围绕执政、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来进行。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说要实行两个“战略转变”，并且说“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是非常深刻，非常有远见的。
对于“执政党”的内涵，在”天津讲话”中刘少奇没有更多地展开，但其深刻含义是非常明确的。刘少奇5月1日对路经天津随军南下的东北干部讲话，针对管理城市问题时就明确强调：全党还没有解决的是管理问题。搞好管理要有知识，有学问。我们的干部知识不够，要虚心地向工人、资本家、工程师、商人学习，如果不虚心，神气十足，一定要出乱子。在“天津讲话”前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刘少奇也提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他说：“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就在视察天津的前夕，即1949年3月，他又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在“天津讲话”后不久1951年4月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分析，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没有了，共产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没有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担不要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因此，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我们就要在”主观上加强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对“执政党”的认识是第一，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党的工作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党面临权力的考验，共产党员要当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党面临物质的考验，执政后共产党员要继续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四，党面临更艰巨的全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考验，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开拓创新，把经济建设搞好。所以刘少奇执政党概念的提出，对加强建国后党自身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天津讲话”在党的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刘少奇尖锐地指明了党内两种错误倾向斗争问题，即提出在反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左”，强调反“左”要比反右更难。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讲话、报告以及座谈处处贯彻反“左”精神，在拟订私营企业、外贸、工业、金融、交通、文教以及工资、职工等政策中，也无不从路线高度向工人群众公开地提出防“左”问题。5月5日，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报告中强调反“左”要比反右难得多，纠“左”比纠右难，要费更大的劲。他说：“不要怕说闲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耍早讲才对。”又说：“‘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刘少奇在职工大会的公开场合向工人群众指出反“左”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实际上是号召工人阶级对党进行监督。这充分表现了刘少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气魄和科学预见。
(四)“天津讲话”的贡献还不止这些。在一个月的调查、考察中，刘少奇广泛接触了城市工作中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工业、交通、金融、合作社、房屋、土地、物价、税收、对外贸易、对外通邮、城市建设，以至文教工作中的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干部教育培训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刘少奇都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一加以解答。例如他主张市场必须是开放的竞争的，让商品自由流通，让企业公平竞争，这样才能搞活经济。他主张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要和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还要和日本商业机关进行贸易。他建议把证券交易所搞起来，发行一部分股票以吸引社会游资。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天津市军管会批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于1949年6月1日正式成立，4日正式开业，这是党领导下建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他主张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就是依靠民主和法制，决不能再搞什么斗争会之类的东西。对市政建设，刘少奇认为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在文教方面，他在4月25日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他主张学术自由，5月3日对教育界代表说：思想是无法限制的，所以讨论可以自由，可以辩驳。真理不怕驳，……如不是真理，即使是共产党、毛泽东说的，也是错的。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混淆，要分开。更重要的是由于深入基层，和干部、工人、工商界人士、教师等广泛交谈、接触，掌握和了解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就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党内传达，对推进党的城市工作，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也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构建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那么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把这幅蓝图描绘得更丰富、更完整了。“天津讲话”在党的历史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对60年后的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