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一直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若没有这个“世界观”，他便不能好好讲故事。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将世界分为大人和孩子的世界（后者又可分为水下世界、烟囱里的世界、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世界以及瞎编的世界等等）。真实世界是缺席或不完整的。其后的影片大抵如是，在此不赘述。
　　《邪不压正》应该是将他的“世界观”最清晰简洁地表达出来的：屋顶的世界、地上的世界。那是势不两立的世界。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他有自己的独特在场。他是马小军、马大三、马走日……有时也不姓马。并不是说他就是他影片的代言人，那就太简单了。他有分身术。
　　在《邪不压正》里，他的第一分身自然是那个在屋顶自由奔跑的少年李天然；但他的第二分身更加重要：蓝青峰，一个神秘的老北平人，或者说一位“假冒的父亲”（他最后收回了这一身份）。他担当了遏止那位少年各种冲动的重任，引导他“下一盘更大的棋”。他们分属于屋顶和地上的世界。联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表现的“父亲不在的夏天”，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年，姜文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
　　姜文还会为自己安排一个安全的位置，便于偷窥和外在于整个世界。这次，他将少年李天然（他的第一分身）藏在一个神秘的钟楼里，远远地窥视着1937年不太平的北平。
　　他几乎像无所事事的哈姆雷特：怀抱着复仇的使命，却在多事之秋的北平屋檐上游走、逛荡，谈情说爱，误入歧途；他始终咆哮着要复仇，而面对仇人，几次无功而返，却也并无多少愧疚。他似乎对于身负的使命有某种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抗拒。这种抗拒被他的两位所谓父亲成功利用。
　　这个所谓的复仇故事，便在他精心构建的两个世界里同步展开，并发生内心的互相撕扯和对抗。分属于屋顶和地上世界的两个女人，以不同的方式阻礙或加速他的“复仇”进程。这使得整个故事在大部分时间里停滞不前，也是引起坊间争议的问题之一。
　　故事，是中国观众的一个软肋。哭和笑，则是中国电影的两大票房制胜法宝。但在《邪不压正》里，他完全颠覆了过来。当姜文哭的时候，你会哈哈大笑；他哭得越厉害，你笑得越厉害；当他最后痛哭流涕说出“是我亲手杀死了他”，你的笑声也达到了最高点。转后一想，其实姜文只是在说实话而已。
　　姜文也从来不想好好讲故事。从第一部影片就如此：真真假假、莫名其妙。他有很多好故事，他也能讲好故事。但他犯轴惯了。故事算个什么东西？他对此一向不怎么在乎。而这一点在《邪不压正》开头就说清楚了：“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要包饺子。”
　　这次的“饺子”是所谓的复仇故事。可是你看到最后，都没好好吃上这顿“饺子”，倒是从头到尾先吃了不少“醋”。是不是觉得有点亏？
　　姜文是高傲的。不过好在我们有豆瓣，可以狠狠地给他一个低分，以表达我们走出电影院之后的受挫感。那是一种类似文艺青年喜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述过的，一种爱情受挫般的“苦巴旦杏的气息”。
　　也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作为观众我们是否太过执着于“故事”了？电影毕竟不仅仅是“故事会”，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呢？正如豆瓣某个短评所说：出现鸡同鸭讲这种情况，鸡和鸭都有责任。

《鼹鼠》（1970）

　　编剧、导演： 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
　　独行杀手“鼹鼠”和他年仅7岁、赤身裸体的儿子骑马漫步在墨西哥炎热的沙漠之中。他们此行是去为妻子复仇的……一部非常暴力的影片，融合了大量宗教寓意，被誉为第一部具有正统意义的Cult电影。荣获1972年墨西哥金羊奖最佳摄影奖、1974年意大利阿索罗美术和美术家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