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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绿妖，居然做了一本关于台湾农业的书。
我们知道的绿妖，是写作《北京小兽》《少女哪吒》的绿妖，是结集《沉默也会歌唱》的绿妖，是采访盲人歌手周云蓬数月而成为她的女友、经纪人然后分手的绿妖。她的小资味儿、她的文青范儿，突然就换了频道，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 在惊心动魄的有机肥味道里，她以《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呈现“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最普通的台湾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颠簸中，怎么生活，怎么务农，获得过哪些支持或没有，成功以及失败的经验，对现代的大陆农业和农村，是最好的坐标，或镜照。
农民是个什么样？
在绿妖眼中笔下：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
在台中乡间，她惊讶于其人粗犷的外表下，竟然是一手端丽隽拔的书法。绿妖请教其中一人姓氏，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让习惯了农民粗鄙语境的绿妖大为震动。或许这就是传统乡绅的台湾遗存。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仓皇乡遁，以张爱玲幼弟身份拜访乡绅，也是遇到这样的斯文。从前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里，农人对自己身份之矜持认同，自然从容。
在绿妖看来，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更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这种殷实让他们自然退去了仓皇之色。另外，无论生意与生活有何滞粘，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里可以得到支持。灾损补贴还是别的，都有章可循。年满65岁，有每月7000元新台币（约等于人民币1500元）的“老农津贴”。农民每月付299元，门诊报销80%，住院报销70%-90%。在这些“安全网”的防护下，台湾农民在正常生活坠落时可免于饥饿与恐惧。
绿妖并无意于美化台湾政府，在“跋”中，她这样写道：与其说许多政策出自一个完美的当局，不如说，那是一个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台湾当局，并不比别处的公部门更好，更善良。“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和媒体”。
在绿妖的笔下，台湾农会也是面目复杂。一方面，农会成立农事小组推广新技术，并对农村妇女和孩童辅以家政班和四健会；另一方面，农会掌握大量资源，需要农民讨好来交换资源。一方面，“农渔会自救会”召集十万农民上街，被称为“奴隶支持奴隶主”；另一方面，立法院里，老农津贴从3000到5000再到7000，无有党派敢反对，已经成为竞选的一张牌。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台湾农民却自然地繁衍出更多的民间组织，维护自己在地的利益。
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得到提升，必须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参加花卉、香菇“产销班”的都是这样二三十岁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往往是在大城市打拼过，因为老人身体不好或扩大规模回来承继祖业。这样的人，身上带有闯荡过的痕迹，对于种植与经销更有主见。
“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在拥有自己的有机米品牌之后，把二儿子叫回家帮忙。他的二儿子毕业于食品加工研究所，在澳洲留学一年，在大学实验室工作2年。一般而言，这样光宗耀祖的孩子回归农田的可能性很小。但陈燕卿让儿子回来帮他做田间检测、后期加工和行政、网络销售等等。可以想见，在这样视野的年轻人手下，大贺这个有机米品牌的前景。陈燕卿每个月给儿子发4万块薪水，高于一般白领。传统父子相处升级为现代管理关系。这样的“归农”，自带光芒，不会有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标签。
还有30岁的江明勋，从衣着打扮而言，更像中关村的IT男。他的本科和硕士都读的信息技术，在台中市做过电子商务。在台中做白领，每月3万5，而回到家乡种香菇，只需要忙半年，就赚出了从前整年的工资，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从前，他是打工者，是工位里小小的工虫，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现在，他是农民，也是雇主，是体力劳动者，也是创业者。作为曾经的电子商务人，他已经在考虑打造自己的营销系统，创建自己的品牌，他对自己的将来，有憧憬有信心有规划。
江明勋有4分地，在农会的信用评价中，每分地平均值为200万。他前期需要投入370万，可以从农会贷到款，种香菇最高可以贷到800万。低息贷款， “只要是个人都能申请到。” 这是江明勋们辞职创业的底气所在。
大陆乡村的凋敝，源于年轻人的出走。而近年以来，大城市之居不易和实体经济的萎靡，令莼鲈之思频仍。而年轻人回乡，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现实的支撑。假如大陆的农民也能够一次签字随时简便贷款，那么，北上广的地下室就不会那么拥挤，我们的有机农业、放心粮食会更加汹涌。
而韩国的农业政策更优惠，农业大学是免费的，没有任何门槛。若是年轻人回乡种地，相关机构还会专门为他们打造生活社区，有各种设施和活动中心。独栋的小别墅以造价的60%卖给他们，类似于大陆高新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情招揽。假如有一天，大陆的农业部门也出台这样的政策，哪里会有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惨剧的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而不是让农民工抛家舍业离乡，以抛荒土地、遗弃老幼为代价，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好：那是卖了人肉买猪肉。
除了资金支持，技术是又一重保障。台湾的农业推广提携以各地的农改场为中心结合九所农学院校与六家农业试验所的技术力量，提供推广教材或开办观摩教学。对农业一窍不通的新农民可以参加行业“产销班”，来获得买地、种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农民可以快递土壤和植物样板到农改场提供免费诊断和改良建议。比如种植有机蔬菜的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农林类大学听课。他加入了一个协会，会费每年1500元，就可以免费听课。在传统的观念里，地里有草是不勤快的表现，但农林大学的课堂上却讲到：除草太干净，土壤会太干。而化肥里的硫，也会被草吸收掉。他去读书，了解到69号桃子的改良版口感更好，且早熟12天左右。对农产品而言，这12天的上市时间差，就是盈利还是亏损的关键。他种苦瓜，用花色光谱诱捕技术防果蝇，他种豌豆，用葵花油和洗洁精治疗白粉病，不但环保，而且每百斤葵花油要比液体农药便宜50块。
这些农业知识或者来源于自己的實践，或者来源于农改场或农大，或者是来源于产销合作组织的成员切磋。这种切磋，有的是农会出钱互相观摩，有的是他们自己组织农闲交流。比如稻农们交流来交流去，就成立了稻作协会，交流技术之余，还互助“自产自销”，以对抗粮商的压价。成立了自己品牌“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的米已经不需要超市和粮商，拥有了自己的直销渠道。很多台湾年轻的农民，都会写文案发照片，网络直销搞得热热闹闹，不输城市文青的咖啡馆腔调。
这样的农民，不再是沉默粗鄙的社会阶层，而仅仅是因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他们能对自己的生活思考，也有底气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中。由此，城乡差别、职业贵贱也自然泯灭。
这是绿妖看见的台湾农人 “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 的生活，也是大陆新农人的愿景。
我们知道的绿妖，是写作《北京小兽》《少女哪吒》的绿妖，是结集《沉默也会歌唱》的绿妖，是采访盲人歌手周云蓬数月而成为她的女友、经纪人然后分手的绿妖。她的小资味儿、她的文青范儿，突然就换了频道，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 在惊心动魄的有机肥味道里，她以《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呈现“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最普通的台湾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颠簸中，怎么生活，怎么务农，获得过哪些支持或没有，成功以及失败的经验，对现代的大陆农业和农村，是最好的坐标，或镜照。
农民是个什么样？
在绿妖眼中笔下：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
在台中乡间，她惊讶于其人粗犷的外表下，竟然是一手端丽隽拔的书法。绿妖请教其中一人姓氏，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让习惯了农民粗鄙语境的绿妖大为震动。或许这就是传统乡绅的台湾遗存。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仓皇乡遁，以张爱玲幼弟身份拜访乡绅，也是遇到这样的斯文。从前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里，农人对自己身份之矜持认同，自然从容。
在绿妖看来，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更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这种殷实让他们自然退去了仓皇之色。另外，无论生意与生活有何滞粘，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里可以得到支持。灾损补贴还是别的，都有章可循。年满65岁，有每月7000元新台币（约等于人民币1500元）的“老农津贴”。农民每月付299元，门诊报销80%，住院报销70%-90%。在这些“安全网”的防护下，台湾农民在正常生活坠落时可免于饥饿与恐惧。
绿妖并无意于美化台湾政府，在“跋”中，她这样写道：与其说许多政策出自一个完美的当局，不如说，那是一个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台湾当局，并不比别处的公部门更好，更善良。“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和媒体”。
在绿妖的笔下，台湾农会也是面目复杂。一方面，农会成立农事小组推广新技术，并对农村妇女和孩童辅以家政班和四健会；另一方面，农会掌握大量资源，需要农民讨好来交换资源。一方面，“农渔会自救会”召集十万农民上街，被称为“奴隶支持奴隶主”；另一方面，立法院里，老农津贴从3000到5000再到7000，无有党派敢反对，已经成为竞选的一张牌。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台湾农民却自然地繁衍出更多的民间组织，维护自己在地的利益。
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得到提升，必须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参加花卉、香菇“产销班”的都是这样二三十岁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往往是在大城市打拼过，因为老人身体不好或扩大规模回来承继祖业。这样的人，身上带有闯荡过的痕迹，对于种植与经销更有主见。
“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在拥有自己的有机米品牌之后，把二儿子叫回家帮忙。他的二儿子毕业于食品加工研究所，在澳洲留学一年，在大学实验室工作2年。一般而言，这样光宗耀祖的孩子回归农田的可能性很小。但陈燕卿让儿子回来帮他做田间检测、后期加工和行政、网络销售等等。可以想见，在这样视野的年轻人手下，大贺这个有机米品牌的前景。陈燕卿每个月给儿子发4万块薪水，高于一般白领。传统父子相处升级为现代管理关系。这样的“归农”，自带光芒，不会有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标签。
还有30岁的江明勋，从衣着打扮而言，更像中关村的IT男。他的本科和硕士都读的信息技术，在台中市做过电子商务。在台中做白领，每月3万5，而回到家乡种香菇，只需要忙半年，就赚出了从前整年的工资，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从前，他是打工者，是工位里小小的工虫，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现在，他是农民，也是雇主，是体力劳动者，也是创业者。作为曾经的电子商务人，他已经在考虑打造自己的营销系统，创建自己的品牌，他对自己的将来，有憧憬有信心有规划。
江明勋有4分地，在农会的信用评价中，每分地平均值为200万。他前期需要投入370万，可以从农会贷到款，种香菇最高可以贷到800万。低息贷款， “只要是个人都能申请到。” 这是江明勋们辞职创业的底气所在。
大陆乡村的凋敝，源于年轻人的出走。而近年以来，大城市之居不易和实体经济的萎靡，令莼鲈之思频仍。而年轻人回乡，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现实的支撑。假如大陆的农民也能够一次签字随时简便贷款，那么，北上广的地下室就不会那么拥挤，我们的有机农业、放心粮食会更加汹涌。
而韩国的农业政策更优惠，农业大学是免费的，没有任何门槛。若是年轻人回乡种地，相关机构还会专门为他们打造生活社区，有各种设施和活动中心。独栋的小别墅以造价的60%卖给他们，类似于大陆高新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情招揽。假如有一天，大陆的农业部门也出台这样的政策，哪里会有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惨剧的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而不是让农民工抛家舍业离乡，以抛荒土地、遗弃老幼为代价，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好：那是卖了人肉买猪肉。
除了资金支持，技术是又一重保障。台湾的农业推广提携以各地的农改场为中心结合九所农学院校与六家农业试验所的技术力量，提供推广教材或开办观摩教学。对农业一窍不通的新农民可以参加行业“产销班”，来获得买地、种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农民可以快递土壤和植物样板到农改场提供免费诊断和改良建议。比如种植有机蔬菜的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农林类大学听课。他加入了一个协会，会费每年1500元，就可以免费听课。在传统的观念里，地里有草是不勤快的表现，但农林大学的课堂上却讲到：除草太干净，土壤会太干。而化肥里的硫，也会被草吸收掉。他去读书，了解到69号桃子的改良版口感更好，且早熟12天左右。对农产品而言，这12天的上市时间差，就是盈利还是亏损的关键。他种苦瓜，用花色光谱诱捕技术防果蝇，他种豌豆，用葵花油和洗洁精治疗白粉病，不但环保，而且每百斤葵花油要比液体农药便宜50块。
这些农业知识或者来源于自己的實践，或者来源于农改场或农大，或者是来源于产销合作组织的成员切磋。这种切磋，有的是农会出钱互相观摩，有的是他们自己组织农闲交流。比如稻农们交流来交流去，就成立了稻作协会，交流技术之余，还互助“自产自销”，以对抗粮商的压价。成立了自己品牌“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的米已经不需要超市和粮商，拥有了自己的直销渠道。很多台湾年轻的农民，都会写文案发照片，网络直销搞得热热闹闹，不输城市文青的咖啡馆腔调。
这样的农民，不再是沉默粗鄙的社会阶层，而仅仅是因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他们能对自己的生活思考，也有底气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中。由此，城乡差别、职业贵贱也自然泯灭。
这是绿妖看见的台湾农人 “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 的生活，也是大陆新农人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