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女人和瓶

　　北京四环外五环内有幢建于2010年的高楼，一至二层一半是商场一半是饭店；二层以上一半是写字楼一半是宾馆。
　　写字楼的第八层，两年前由一位南方的段姓老板买下了，作为其房地产公司的总部。
　　段老板喜欢收集陶瓷精品或古董，放玻璃罩内，不但装点于办公区各处，连办公区外的大堂及电梯两侧也有所陈列。整层楼都是他的，没谁干涉。
　　大堂内的坐台小姐姓詹，名芸；二十二三岁，山东登州人，农家女儿，自幼失母，由父亲和奶奶接替带大。没考上“大本”，只有民办的“高级职业学校”文凭。芸步其父后尘来到北京，这里干一年那里干半载，所学大众服装设计专业荒废了。其父两年前出了工伤，一条腿残了，得到一笔抚恤金回老家农村去了。失去了对父亲的依傍，芸对工作不敢再持理想主义，只求稳定而已。因容貌较好，遂成前台小姐。工资不高，工作单调，无非接接电话，笑脸迎送客人，阻止推销的拉广告的销售保险的人进入办公区——段老板特烦那类人。
　　上班数日，小詹便领教了久坐之辛苦，晚上腰酸背痛。而最难耐的是那份无聊电话不断，客人纷至，对她反倒成了好事；那她就可以经常说说话或起身走走了。然而有时上下午也没几次电话，并无来人，只不过公司的人偶尔出去了几个，这她就连起身走走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且，她的坐被要求必须是端坐，歪身伏台是不允许的，被发现一次就会被记过一次，记过三次就会被扣工资。低头摆弄手机或看书，被发现一次等于被接连发现三次，不但扣工资，还将遭到小头头的警告——小頭头即公司劳务科的一个事妈型的中年男人。
　　芸的眼，已将几个玻璃罩内架子之上的东西看得够够的了。她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青花瓷胆形瓶，它正对着她摆在电梯右侧，大约是为了使来客一出电梯就看得到。玻璃罩内还有纸牌，上写“元青花”三字。据说，是段老板花一笔大钱从拍卖行竞拍到的。那么值钱的东西居然摆在那种地方是芸起初不解的，但一想到全公司的人都下班后，整层八楼是落锁封闭的，正所谓连只蚊子也飞不进去，便也不奇怪了。上班两个月后，芸一闭上眼睛那青花瓷瓶便在她头脑中浮现，也多次出现在她梦中。她但愿那儿摆的是一盆花，或挂着一幅画，或根本什么都没有。
　　芸上班时的愉快，是韩姐出现之时。韩姐四十几岁了，是公司的清洁工，河北农村人。那个村在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地带。用她的话说：“我只差一点点就是北京人了。”
　　与芸相比，韩姐的工作是另一种辛苦——她每天来得最早，要将整个八层的地拖一遍。先从办公区开始，等公司的人都刷过卡了，她则要开始拖大堂了。拖完大堂，一手拎桶水一手拿抹布，擦这里擦那里。段老板有洁癖，长一双显微镜眼，发现哪儿有点灰尘有个污点就发脾气。中午，韩姐还要用小推车到三层电梯口接员工们订的盒饭，因为一二层是商场，对三层以上的保安措施特别严，电梯前有一名保安值岗，送纯净水的送盒饭的快递的，都不许上楼，一律由各公司的人下到三层来接取。那些事也都是韩姐的工作。自然，午饭后，韩姐又得进行一番清洁。
　　韩姐拖地拖到接待台那儿，倘办公区没人出出入入，她就会拄着拖把与芸说上一会儿话。她可以歇歇，也正中芸的下怀。韩姐擦接待台擦得最认真最仔细，擦啊擦的，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那时，她俩就会越聊越亲近。
　　韩姐是个离婚了的女人，她丈夫不但吸毒还替毒犯子贩毒，仍在服刑。她女儿精神受了刺激，本来学习挺好，结果考不成大学了，由她六十多岁了仍在务农的父母操心着。她与一个在北京收废品的是河北老乡的二茬子光棍相好多年了，由于她有那么一个女儿，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与她结为夫妻。
　　韩姐是个心眼实诚的女人，认为谁是好人，便将谁视为亲人。芸多次替她到三楼去接盒饭和纯净水，她觉得芸是好姑娘。芸听她讲时落泪了，她就把关于自己的好多事都讲给芸听了——她是在北京打工的一个内心极其寂寞的农村女人。
　　一日，韩姐从办公区夹出几册刊物，走到大堂，全掉地上了。凡公司职员扔弃不要的东西，能当废品卖的，她一律挑拣出来，积存多了一总送给她的相好。芸见其中有本书，要过去了。那是一本简编的《说文解字》，芸如获至宝。韩姐见她喜欢书，问她更爱看哪一类？芸说自己没上过大学，知识少，还是想看知识类的。以后韩姐就经常捎给她那一类书，从她相好的所收的旧书中选出的。一套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论语》《中庸》《大学》等巴掌大的袖珍书，成了芸的最爱。芸读那类书受益匪浅，久而久之，知识大增。经韩姐一宣传，似乎成了“学究”——许多字怎么从古字演化为现代字的，她都能对答如流。对于百家姓的任何一姓的起源，也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五经”她不感兴趣，却差不多能将“四书”背下来了，也通晓大意。
　　由是，吃午饭时，便有不信的人向她请教知识。名曰请教，其实是要考考她，看她答不上来的窘态。却没谁考住过她。在限定的知识范围内，她确实接近是学究了。

有人问她记那些知识有什么用？

　　答曰：“人不学，不知义。”
　　然而讥之者是多数——你詹芸再知义，不还只是自己在办公区外坐台吗？
　　芸晓得，不曾过心。韩姐每代其愤然，亦多次劝阻。
　　韩姐不知为什么与相好闹别扭了。她原本住在那男人租的房子里，赌气离开，当晚就没地方住了。芸则与人合租了一间离公司不远的半地下室房间，恰巧那时对方回老家了，诚邀韩姐暂住她那里。
　　两个忘年交女人住一起后，感情加深了。晚上，通常是韩姐看手机，芸看书。韩姐手机是她相好的给她买的，功能很全的那一种。芸的手机却很便宜，她不是手机控，也没加入什么微信圈。
　　某晚，韩姐看着看着手机，忽然哭了。芸以为她因与相好的闹别扭而难过，却不是。韩姐从手机上看到了一段关于企鹅的视频——小企鹅好不容易长大了，爸妈该带它下海了。海上还有浮冰，小企鹅在父母的帮助下历尽艰险刚游过浮冰区，却被海豹一口咬住了，它爸妈眼看着它被活活吃掉却爱莫能助。 　　芸听韩姐一讲，自己也伤心落泪了。不仅为小企鹅的悲惨命运，也为一头骆驼妈妈和她的孩子。她从书中看到过这么一件古代的事——蒙古大军与别国军队作战过程中，主帅阵亡了。恐影响军心，将军们将主帅偷偷埋了，并用十几匹战马踏平了埋葬地，否则怕被狼群所食。但以后怎么找得到呢？他们当着一头骆驼妈妈的面杀死了它的孩子，将血遍洒在埋葬地。他们相信那么做了，即使很久以后，骆驼妈妈也会引领他们准确地找到此地。但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动物与动物是不同的。骆驼妈妈因心疼过度，绝食而亡。
　　怕韩姐更难过，芸没讲给她听。她只是搂抱着韩姐的胳膊陪着落泪而已。
　　“肝胆相照”这个词语应用在女人身上，大抵便是双方的善良心的相通而已。
　　半个月后不好的事发生在韩姐身上了——她正擦“元青花”的玻璃罩和架子时，电梯门一开，迈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她们发现下错了楼层，嘻嘻哈哈地互相责怪、逗贫。韩姐分心地直起了腰，也许由于腿蹲麻了，没站稳，扶了架子一下——架子倒了，玻璃罩碎了，“元青花”也碎了。
　　电梯门又一开，那一对男女赶紧进入电梯，溜之大吉。
　　办公区有人出来，见状大呼：“清洁工闯祸了！”
　　转眼办公区跑出来许多人，皆叱责韩姐：
　　“你怎么搞的？”
　　“你赔得起吗？”
　　“等着吃官司吧你！”
　　韩姐奔向了楼梯。
　　芸顿觉不祥，追随而去。
　　段老板也出现了，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惋惜和对韩姐的气恼。
　　段老板却问：“她人呢？”
　　人们一时大眼瞪小眼。
　　“还不快去找人！”
　　人们这才知道最该做的是什么事。
　　韩姐跑到了一座立交桥上，欲寻短见。幸而有芸紧紧跟随，没使悲剧发生。
　　而公司那边乱了套了，四处寻找的人纷纷归来，都说找不到。
　　段老板坐立不安，急得骂人。
　　那所谓“元青花”只不过是他花三百来元钱从潘家园买的。若因三百来元钱的东西闹出人命，不但自己的虚荣将遭人耻笑，良心上也会永远内疚的。
　　他焦虑如热锅上的蚂蚁。
　　管韩姐的小头头被命令不停地打韩姐的手机。每次都通，但没人接，这使事情似乎变成了事件，结果似乎也注定不祥了。
　　韩姐的手机并不随时带在身上，它响在她的挎包里，她的挎包放在人人都有的小件储存匣里。
　　而芸的手机在接待台的抽屉里。天黑了，下班時间早过了，头头脑脑都不走，毫无意义地陪着段老板着急。
　　半夜后，不得不报警。
　　天快亮时，民警在芸的住处找到了她和韩姐。斯时韩姐已近崩溃，而芸差不多已对她说了一百遍这样的话：“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休想死得成。”
　　“你是怎么劝她的呢？”
　　“我说，再普通的人的命，那也是宝贵的人命。再宝贵的瓷瓶，它也不过就是个瓷瓶，怎么能比得上人命宝贵？我相信段老板是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绝不会为难你。”
　　“对，对，我是那样的人！”
　　“那，你绝不难为她？”
　　“当然！我还要感谢你呢。她没出事，对公司是莫大的幸运！我听别人说你爱看书，都看什么书？”
　　第二天，在段老板的办公室，他平易近人地与芸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芸说了自己都看了哪些书后，段老板问她背得出《百家姓》不？芸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还向段老板讲了段姓的来历。
　　段老板又问了几个姓，芸有问必答。
　　他又请她背《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什么的，芸同样张口就背，一次磕绊都没有。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
　　“自幼。”
　　芸没说实话——其实一年多以来，她几乎天天在坐台的八小时里背，以打发无聊。多亏韩姐给她的是巴掌大的袖珍本，低头看也不易被发现。
　　而段老板，也只字不提“元青花”实际上是他花多少钱买的。
　　他最后说：“像你这么好的记性，没上过大学太遗憾了。如果有可能上大学，你想学什么专业呢？”
　　芸毫不犹豫地说：“大众服装设计。”
　　不久，芸到一所民办大学上学去了，段老板找朋友推荐的，并替她预交了大学四年的学费。
　　芸离开北京那天，公司有不少人在站台上送她。老板感激之人，头头脑脑皆表现出心怀敬意的态度。
　　韩姐也出现在了站台上，挽着与她相好的男人。段老板为她的女儿交了一笔终身医保；那男人打消了后顾之忧，与韩姐把证办了。
　　送芸的人们回到公司，一出电梯，见架子又摆在那儿了，玻璃罩内是那“元青花”碎片。
　　纸牌却换了，其上写的是——“此元代青花，碎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段某某亲写以铭记。”
　　韩姐却因心理上留下了阴影，辞职了。
　　段老板也未挽留，给了她特大方的一笔“精神损失补偿金”。
　　他对芸和韩姐的善举，使他赚足了好口碑。那一年北京市海选道德模范人物，他的名字在网上也出现过的。
　　我的一名学生在他的公司上班，向我讲了此事，嘱我只要不写那“元青花”是怎么回事，但写无妨。
　　而我觉得，即使写了那“元青花”是怎么回事，段老板的形象也还是蛮高大的。一事善，一意佛啊！

五彩茉莉

　　老友A君，将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总编。该社不大，在业内口碑颇佳：赖其慧眼识珠，推出过不少好书。
　　君乃善良长者，向以仁心处事待人，虽属无神论者，对特蕾莎修女则敬若女神。他的儿女都在国外成家立业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给他的一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老楼的三居室内，九十几平米，住得极满足。自恃身体健康，未雇“阿姨”。终日读书，写随笔、散文，钩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淡然充实，幸福指数挺高。 　　几年前，他的家曾是我们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之处。在他书房，正面墙上悬挂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画像，他请一位画家朋友为他画的，以一方精美古朴的老砚谢之，所谓各得其所。画像左右配挂条幅，乃君亲笔所书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说的话：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和自以为是的；不管怎样，都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将你最好的留给世界了，对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还是要将最好的留下。”
　　他的书法在京城小有名气，若别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语录相赠。
　　曾有人执意要其写孔子语录——多为官场中人。所谓“国学”在官场大热后，执该意者尤多。
　　他却每次都教导彼们：“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应是中国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来，孔子家族从权那儿所获得好处太多太大了，简直也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没从任何利益集团那儿沽钓过任何好处，她是一位纯粹为世界上穷困的人们服务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为任何个人利益竭诚努力的一生——还是写她的话吧。”
　　倘对方坚持己见，他竟会放下笔，正色道：“要么写特蕾莎修女的话，要么算了，只能请你原谅我驳了你的面子。”
　　有几次我也在场，眼见他将对方搞得怪难堪的，待对方走后，忍不住劝他何必那么认真？
　　他却说：“我太讨厌逢迎之风了，俗不可耐。”
　　他对自己的人生如此评价：“一件害人的事也没做过，给人世间留下了几本好书而已。”
　　A君称得上是难得的好邻居。那幢六层老楼没电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楼道卫生，二十几年从未间断，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楼，不但每次从六楼认真扫到一楼，还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换三桶水，有时竟拖两遍。他所住的那个单元，楼道总是干干净净的，楼梯扶手更是一尘不染。而另外四个单元的楼道，则脏得近乎垃圾楼的楼道了。那幢楼原本住着两个事业单位的人家，老住户或将房子卖了，或租出了，后搬入的人家都拒绝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扫费（从前每月十元，后来也不过每月二十元）。没专人清扫，也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位他那样的义务清扫工，自然就脏。脏得实在让人看不下眼去的时候，由街道干部强迫着，才一家出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户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种时候每每锁上门，全家大小遛弯儿去了，等大扫除过后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户，即使住对门，开门见着了也不说一句话，便根本都不在乎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许，还都想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种印象——别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谁？几次大扫除后，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气，见着了不拿好眼色瞪对方。對方也还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门槛以外的卫生关我什么事？下次我家还没人，你管得着吗？气死你！仿佛，要证明自己正是那种不管自己怎样，别人都必须包容自己的人。结果便是，互相嫌恶。这使街道干部们很头疼，很无奈，因为有关方面经常检查社区卫生。怕受批评，后来干脆由街道出一笔钱，每两个月雇人打扫一次那幢楼的楼道。虽然如此，A君仍充当着义务清扫工，他难以忍受两个月才打扫一次楼道的卫生状况。
　　某日我去他家，恰见他在拖楼道，也恰见一对青年男女自上层楼下来，都往楼梯上吐瓜子皮。
　　我说：“年轻人，怜悯一点儿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岁的人了，拖一次楼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话说完，男青年顶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吗？”
　　我再说不出话来，一对年轻人冷面而过。
　　A君却责备我：“你多余说那么几句。他们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涨了，他们压力大，应该像特蕾莎修女说的，原谅他们。”
　　进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说：“单元门一关，我就当我们这个单元的人家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不管买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员都是忙人、累人、有压力的人。就我是闲人，也没什么压力，搞搞楼道公共卫生这种事由我来做责无旁贷，权当健身了。”
　　我说：“你可以写份告知书贴楼道里，要求别人起码能尽量保持一下楼道卫生。”
　　他说：“不是没那么想过。转而一想，觉得不好。”
　　问：“为什么觉得不好？”
　　他说：“确实也没人逼我做啊。何况街道上还雇人每两个月打扫一次。我心甘情愿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为自己因而就有权要求别人怎样怎样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无话可说了。
　　去年年初，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A君摊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胜诉了。
　　愕问详情，方知——住他楼上的一户人家七十六岁的老太太，在自家门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来岁的儿子，认为是由于A君刚刚拖过楼道，使水泥地面太湿，因而才导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说有她家小“阿姨”可作证，给了他两种选择——或一次性赔偿十万元，彻底私了；或等着上法庭。
　　A君的常识提醒他，私了往往后患无穷，只得选择了当被告。
　　而法官认为——楼道没有探头，故无铁证足以证明，老太太之跌倒确与A君拖湿了地面有关；但也没有铁证足以证明，A君拖过的地面并非多么湿滑。所以，从逻辑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只能依据逻辑关系进行判决，小“阿姨”的证言作为参考。
　　结果是———A君须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两万三千余元的人道主义住院医疗费。老太太没参加过工作，她儿子也没为她缴纳过医保，故本案不能不本着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进行判决。
　　A君没上诉，他预料上诉也肯定还是那么一种结果，认了。
　　我说：“我见过他拖楼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会用戴胶皮手套的双手将拖布拧得很干呀。”
　　那位朋友在电话里说：“可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嘛！”
　　发生了那件事后，A君再也不敢拖楼道了，也完全丧失了以前住在那里的好心情。这是必然的，他根本无法对那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装出若无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样子；而那老太太秃头大脸一副刁民形象的儿子，每次见到A君也总像A君仍欠他一大笔钱耍赖不还似的。此种关系已非谁原谅不原谅谁的问题。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帮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帮不上。毕竟，A君达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种崇高的心灵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谓的君子。 　　他只不过是一个好人而已。
　　春节后，好人A君与我们几位朋友相聚时告知，他作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决定——他将房子卖了，大部分钱存上了，用八十几万在一处环境优美的郊区买了所漂亮的小农家院。不久，他搬去那里住了。
　　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约来约去的，拖到七月初才终于成行。
　　A君胖了，气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处。离某处部队医院颇近，只消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的新家不再仅仅是家，而可以说是“家园”了，因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欢养花的人，斯时院子里的树花已开过了，一花圃草花却开得烂漫，散紫翻红，美不胜收。
　　我们都叫不出那是什么花。
　　A君说是五彩茉莉，虽属草本，气温若不低于零下10度，则可挨过冬季，其根不死，来年春夏仍可奉献红花绿叶。
　　A君的心情分明更好了，其言其行显得更加热爱生活了。我们都看得出来，与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有关。
　　那女人五十来岁，衣着得体，快手快脚，做事麻利，当年定有几分姿色，如今还是挺经得住端详的。
　　A君称她“玉华”，说她是风景区的临时勤杂工，他搬过来后需要一个照顾自己的人，在风景区偶然认识了她，问她愿不愿成为照顾自己的人，而她表示愿意，于是从风景区的集体宿舍搬到这个小院里来住了。还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女儿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译。她愿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进城去投靠女儿。
　　“这院里原本只有树，没有那些五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欢花以后，用风景区的花籽在院子里种出来的。我喜欢花，她会种花，我俩缘分不浅吧？”
　　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他俩不只缘分不浅，关系也已不浅。
　　我们三个在A君那里住了一夜。
　　晚饭是玉华做的，她厨艺不错，却不就座，像服务员似的，将我们每一个照顾得都很周到。
　　第二天上午我们告辞时，A君搂着玉华的肩，站在院门口目送我们的车开走。
　　一个朋友在车上说：“也忘了问玉华是哪个省的人了。”
　　开车的朋友说：“操心太多了吧？”
　　我说：“他有一天肯定会请咱们喝他俩的喜酒。”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份从某国寄来的邮包。自忖并不认识彼国的什么人，甚怪。拆开，竟是A君所书特蕾莎修女之语录，曾挂在他家那两幅中的一幅，还有一瓶治萎缩性胃炎的药和一封信。
　　信是A君在那一国家定居的儿子代他写给我的，而他因精神受了大刺激，正在那一国家接受心理治疗。
　　读罢信，方知A君经历的官司，竟有起伏跌宕的下文：
　　先是，那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因家产分配不均，求助于电视台的调解节目，希望她们的弟弟能回心转意，与她们重新分配家产——两个姐姐的说辞是，父母老宅的动迁补偿款，几乎被她们的弟弟独吞。一部分买了城里的房子（因而曾与A君成了同一幢老楼的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另一部分不知去向。两个姐姐指斥弟弟，不但挟持母亲与己同住，而且拒绝为老母用动迁补偿款补交医疗保险……
　　那当弟弟的于现场勃然大怒。
　　調停失败，闹上了法庭。
　　既闹上了法庭，便干脆都撕破了脸，亲情殆尽，变为互憎，都恶语攻讦。
　　两个姐姐怒斥她们的弟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向善于搅浑水、恶人先告状的人——为了表明她们的话是有根据的，她们揭发了他如何收买小“阿姨”作伪证讹诈A君的劣迹。由于涉及前案判决的公正与否，法庭传唤了那小“阿姨”。慑于法庭的威严，小“阿姨”供认不讳。那老太太的儿子又勃然大怒，反咬一口，咒言小“阿姨”被自己的两个姐姐收买了。小“阿姨”大呼其冤，亦声泪俱下地控诉他多次奸淫过自己……
　　总之是你咬我来我咬他，当庭打起了连环口架。
　　便不得不休庭了。
　　小“阿姨”无处栖身了，亦怕因作伪证被追究法律责任，潜回到她母亲也就是A君后来的住处去了。
　　A君一见到那小“阿姨”，自是骇然万分，而玉华对他说过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
　　那母女俩跪地乞求原谅。
　　A君虽不忍当即驱逐，亦不敢与她们在那小院里共度一夜，只得住到附近的宾馆去了。经彻夜思考，决定予以原谅。但回到小院后，那母女俩已不知去向。她们盗走了他的存折以及某些她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连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也只剩被破坏的框子了。
　　这是必须报案的。
　　第二天那母女二人就被抓捕到了。
　　第三天法院的同志也找到了A君，告知他，他有要求结案重审的权利。
　　他放弃了那权利。
　　但他也不愿继续在那小院住下去了——尽管那正是五彩茉莉盛开怒放，小院芬芳四溢的时候。
　　他已没了再一个住处。
　　好在有护照。于是，锁了院门，在宾馆住了下去，出国申请一经批准，便到某国投奔儿子去也。
　　另外两位朋友也收到了邮包——内有另一条幅或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
　　我们三个用短信互发了一通感慨，以后各忙各的，渐渐地，似乎都将远在他国的A君给忘了。
　　今年七月，A君又开始联系我们。
　　他说他不会在别国常住下去，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但也不愿一回国就住进养老院——请我们替他去看看，他那第二处家怎么样了？
　　我们某日清早驱车前往，到时八点多钟。头天晚上刮了半夜的风，那日无雾霾，蓝天白云，阳光灿灿。
　　一位老友掏出他寄来的钥匙开院门，锁心已完全锈死，哪里还扭得动呢！
　　驾车的朋友取来车上的救生锤，将锁砸落。门的折页也几乎锈住了，我们差不多是撞门而入。
　　但见满院五彩茉莉开得葳蕤，一片连一片，一丛傍一丛。除了一条铺砖窄道，凡有土壤的地方全被那花们占领了。铺砖窄道也只能容人侧身而过，开满花朵的花枝，从左右两侧将其遮掩了。几棵树的树干，皆被五彩云霞般的花朵“埋”住了半截。
　　一院落鲜花开得令人目眩，浓馥香气使人沉醉。竟难见杂草野蒿的踪影，真是太奇怪了！
　　一个朋友困惑地说：“怎么会这样？”
　　我说：“去年是暖冬啊。”
　　另一个朋友说：“它们原本就是这院落里的多数，种子集中于此，院外又以水泥地面为主，杂草野蒿的种子不太容易被风刮进来。即使刮进来了也是少数。多数排挤少数，当然便会如此啦！”
　　我一时陷入沉思，觉得自己的头脑之中太应该产生出来一点儿比“去年是暖冬”更值得一说的感想了，却又一时产生不出来。
　　便只有呆住着。
　　作者简介
　　梁晓声，男，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成，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任农工，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下乡时期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等，并发表大量散文、杂文、随笔及电影、电视剧剧本，至今累计1000余万字。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短篇小说《父亲》分获1984年全国中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