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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思想家。康有为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哲学思想具有局限性。但是，康有为在进行哲学思想的创作中，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并进行改造、选择和批判的学术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康有为哲学思想两面性
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两面性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康有为是首个试图建立哲学系统的思想家，也是试图用西学来扩大与充实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在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我们不仅能看见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并存，而且能发现进步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相互交织。可以说，康有为哲学思想是西方近代先进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的结合体。康有为哲学思想的这种两面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自然观中唯物主义思想倾向与唯心主义思想倾向并存。康有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概念，而且深受从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康有为“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立科以励智学”。因此，康有为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就应学习他们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宇宙万物都基于“气”逐渐演化而成；这“气”只具有湿热性或干冷性，是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康有为对自然界的这一看法，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里，他虽然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但就其整个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从当时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出发的，因此带有近代的意味。
根据这一思想，康有为反对程、朱“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的说法。他认为：“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如“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冻者为阴”，这阴阳即是气之理。据此，他断定：“朱子以为理在气之前，其说非。”明确地否定了程、朱的理在气外、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论。康有为还反对程、朱把封建纲常名教说成是“天理”，提出：若天地，则光、电、热、重相摩相化而已，何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封建纲常的“理”是什么？康有为认为，有人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理者人之所立。贾谊谓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故理者，人理也。在这里，康有为所谓封建纲常名教的“理”，并不是自然界的“天理” 。它“乃人之所设”、是“人理”。把自然界的“天理”与社会的“人理”划分开，这是正确的，是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的主张服务的。当然，以为封建纲常名教的“理”纯属人的智慧创造物，也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唯心史观。
康有为虽在自然观方面提出了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并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作了批判，但其所掌握的自然知识非常粗浅，而带有很多主观推想的成分。因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分析他这部分哲学思想。
历史观中既有积极进步一面也有落后保守一面。康有为的历史观是一种古代哲学思想与近代自然科学进化思想的混合物，因此，他在感受到“世界开新逢进化”的时代气息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产生变异进化的观念。康有为认为宇宙各种天体皆由湿热之气“展转而相生”，湿热之气则依次生草木、禽兽、人类。
人类出现以后，“积仁爱智勇而有宫室饮食衣服以养其身，积仁爱智勇而有礼乐政教伦理以成其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逐渐变化发展而来的。在他后来的《公羊三世》学说里也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康有为“三世”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历史是变易进化的；人类历史进化的顺序是“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不可颠倒、不可混乱、不可以相等；从“据乱”到“生平”到“太平”，一世比一世进步文明，只有到了“太平大同”，才是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
康有为所谓的“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基本上是三种不同的政制，即封建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他的“三世”说的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向前进化，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变，即逐步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他批判了顽固守旧派的理论武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哲学依据。
同样，康有为的社会历史观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虽然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维新，但思想上却深受董仲舒的矛盾“合一”论、西方自然科学进化思想“渐进”论的影响。这就使他的“三世”说成为了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不难看出，这种学说既否认事物的矛盾斗争，又只讲量的进化反对质的突变和飞跃。
康有为认为：“中和”即矛盾调和是“大道之本”，就是说，他整个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讲妥协调和的。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的进化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进行的，而是通过扩充人的“不忍之心”——仁爱精神，去渐渐消除和融合人们之间的种种界限（矛盾）。当社会的一切界限（矛盾）都被仁爱精神消融了，人类便进到了最高的境界——“大同”。这当然只是他头脑里的幻想。客观现实世界的矛盾是消融不掉的，任何事物的进化，都是它们自身包含的对立又统一的结果。
康有为哲学思想认识论的两面性
带有宗教性质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认识论有两面性。
在康有为的认识论里，含有一些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积极因素。在讲到人的知识来源时，他认为：“譬之食苦瓜，觉其苦，知也；必食而后之”。这是从物到感觉过程，本质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康有为强调向西方学习。主张通过游历、留学、翻译外国书籍、办报纸介绍有关西方国家的情况，向统治者和士大夫灌输“西学”，对他们做“开智”“解蔽”工作，以促使其觉醒，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康有为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学问有两种：一是对“有形之物质”的认识；二是对“无形之事物”的认识。前一种认识是靠人的感官与客观物质世界相接触而获得的，是从外“灌输”到内、由客观变为主观，由此，他把这一类认识称之为“外学”。唯物主义感觉论便是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康有为认为，所谓的“元形之事物”，即作为宇宙本原的精神实体的“元”是无形相的、不可见不可论的神秘的东西，是信仰的对象，因此人们不可能通过感官去认识它。康有为认为，要了解它，需要有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养心不动”，使自己的精神达到“至诚”的精神境界；“至诚”便可以“通神”——与“元气”相感相通。他说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与客观物质世界相隔绝，纯粹靠人的主观，既排斥了感性认识活动，也没有逻辑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由于他的这种认识道路是脱离客观世界，完全是靠人的主观精神去通达，纯粹是内在的功夫，因此，他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内学”又名“心学”。
康有为的认识论既有“外学”又有“内学”，但“外学”只是认识宇宙的躯壳，是一种粗浅的学问，只有“内学”才能了解“天人之故”——宇宙的灵魂。因此，后一种学问才是根本的，是“圣人”制作之源。这表明他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外学”和“内学”本来是矛盾的，可是他却把二者混合在一起并假托孔丘的名义说：孔丘的学问本来就是兼有“内外学”的，“不可偏废”的。这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企图调和唯心与唯物两条路线的矛盾状态。
时代背景决定了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矛盾性
在康有为生活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很难成为一个有所创建的思想家。
首先，康有为生活在一个社会即将发生大的变革时期，他所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和广大的仁人志士一样，想找一条使中国可以富强的道路。一方面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吸引了他，对他的哲学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加深厚，使他不可能摆脱掉自己身上的封建包袱。由此，不难理解他的哲学思想中会存在着封建残余。
其次，康有为也深受当时的学术潮流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提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这一问题到戊戌变法前后演变为“中体西用”的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为根本的“体”，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为辅助的“用”。早期的改良派和洋务派就共同打上这个旗号。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中体西用”这条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它不能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质的影响。其后，“中体西用”更是成为了洋务派用以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绊脚石。到维新运动时，就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代替早期的“中体西用”的口号，并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口号。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为主要基础的哲学思想，就有了产生、发展和存在空间。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深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可以说是当时环境的产物，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康有为在进行哲学思想的创作中，那种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并进行改造、选择和批判的学术精神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并且，他的哲学思想中以进化论为主要基础的方面，在当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政法经济系副教授）
【关键词】康有为哲学思想两面性
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两面性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康有为是首个试图建立哲学系统的思想家，也是试图用西学来扩大与充实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在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我们不仅能看见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并存，而且能发现进步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相互交织。可以说，康有为哲学思想是西方近代先进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的结合体。康有为哲学思想的这种两面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自然观中唯物主义思想倾向与唯心主义思想倾向并存。康有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概念，而且深受从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康有为“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立科以励智学”。因此，康有为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就应学习他们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宇宙万物都基于“气”逐渐演化而成；这“气”只具有湿热性或干冷性，是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康有为对自然界的这一看法，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里，他虽然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但就其整个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从当时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出发的，因此带有近代的意味。
根据这一思想，康有为反对程、朱“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的说法。他认为：“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如“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冻者为阴”，这阴阳即是气之理。据此，他断定：“朱子以为理在气之前，其说非。”明确地否定了程、朱的理在气外、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论。康有为还反对程、朱把封建纲常名教说成是“天理”，提出：若天地，则光、电、热、重相摩相化而已，何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封建纲常的“理”是什么？康有为认为，有人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理者人之所立。贾谊谓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故理者，人理也。在这里，康有为所谓封建纲常名教的“理”，并不是自然界的“天理” 。它“乃人之所设”、是“人理”。把自然界的“天理”与社会的“人理”划分开，这是正确的，是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的主张服务的。当然，以为封建纲常名教的“理”纯属人的智慧创造物，也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唯心史观。
康有为虽在自然观方面提出了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并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作了批判，但其所掌握的自然知识非常粗浅，而带有很多主观推想的成分。因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分析他这部分哲学思想。
历史观中既有积极进步一面也有落后保守一面。康有为的历史观是一种古代哲学思想与近代自然科学进化思想的混合物，因此，他在感受到“世界开新逢进化”的时代气息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产生变异进化的观念。康有为认为宇宙各种天体皆由湿热之气“展转而相生”，湿热之气则依次生草木、禽兽、人类。
人类出现以后，“积仁爱智勇而有宫室饮食衣服以养其身，积仁爱智勇而有礼乐政教伦理以成其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逐渐变化发展而来的。在他后来的《公羊三世》学说里也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康有为“三世”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历史是变易进化的；人类历史进化的顺序是“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不可颠倒、不可混乱、不可以相等；从“据乱”到“生平”到“太平”，一世比一世进步文明，只有到了“太平大同”，才是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
康有为所谓的“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基本上是三种不同的政制，即封建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他的“三世”说的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向前进化，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变，即逐步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他批判了顽固守旧派的理论武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哲学依据。
同样，康有为的社会历史观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虽然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维新，但思想上却深受董仲舒的矛盾“合一”论、西方自然科学进化思想“渐进”论的影响。这就使他的“三世”说成为了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不难看出，这种学说既否认事物的矛盾斗争，又只讲量的进化反对质的突变和飞跃。
康有为认为：“中和”即矛盾调和是“大道之本”，就是说，他整个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讲妥协调和的。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的进化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进行的，而是通过扩充人的“不忍之心”——仁爱精神，去渐渐消除和融合人们之间的种种界限（矛盾）。当社会的一切界限（矛盾）都被仁爱精神消融了，人类便进到了最高的境界——“大同”。这当然只是他头脑里的幻想。客观现实世界的矛盾是消融不掉的，任何事物的进化，都是它们自身包含的对立又统一的结果。
康有为哲学思想认识论的两面性
带有宗教性质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认识论有两面性。
在康有为的认识论里，含有一些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积极因素。在讲到人的知识来源时，他认为：“譬之食苦瓜，觉其苦，知也；必食而后之”。这是从物到感觉过程，本质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康有为强调向西方学习。主张通过游历、留学、翻译外国书籍、办报纸介绍有关西方国家的情况，向统治者和士大夫灌输“西学”，对他们做“开智”“解蔽”工作，以促使其觉醒，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康有为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学问有两种：一是对“有形之物质”的认识；二是对“无形之事物”的认识。前一种认识是靠人的感官与客观物质世界相接触而获得的，是从外“灌输”到内、由客观变为主观，由此，他把这一类认识称之为“外学”。唯物主义感觉论便是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康有为认为，所谓的“元形之事物”，即作为宇宙本原的精神实体的“元”是无形相的、不可见不可论的神秘的东西，是信仰的对象，因此人们不可能通过感官去认识它。康有为认为，要了解它，需要有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养心不动”，使自己的精神达到“至诚”的精神境界；“至诚”便可以“通神”——与“元气”相感相通。他说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与客观物质世界相隔绝，纯粹靠人的主观，既排斥了感性认识活动，也没有逻辑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由于他的这种认识道路是脱离客观世界，完全是靠人的主观精神去通达，纯粹是内在的功夫，因此，他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内学”又名“心学”。
康有为的认识论既有“外学”又有“内学”，但“外学”只是认识宇宙的躯壳，是一种粗浅的学问，只有“内学”才能了解“天人之故”——宇宙的灵魂。因此，后一种学问才是根本的，是“圣人”制作之源。这表明他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外学”和“内学”本来是矛盾的，可是他却把二者混合在一起并假托孔丘的名义说：孔丘的学问本来就是兼有“内外学”的，“不可偏废”的。这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企图调和唯心与唯物两条路线的矛盾状态。
时代背景决定了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矛盾性
在康有为生活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很难成为一个有所创建的思想家。
首先，康有为生活在一个社会即将发生大的变革时期，他所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和广大的仁人志士一样，想找一条使中国可以富强的道路。一方面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吸引了他，对他的哲学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加深厚，使他不可能摆脱掉自己身上的封建包袱。由此，不难理解他的哲学思想中会存在着封建残余。
其次，康有为也深受当时的学术潮流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提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这一问题到戊戌变法前后演变为“中体西用”的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为根本的“体”，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为辅助的“用”。早期的改良派和洋务派就共同打上这个旗号。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中体西用”这条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它不能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质的影响。其后，“中体西用”更是成为了洋务派用以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绊脚石。到维新运动时，就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代替早期的“中体西用”的口号，并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口号。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为主要基础的哲学思想，就有了产生、发展和存在空间。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深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可以说是当时环境的产物，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康有为在进行哲学思想的创作中，那种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并进行改造、选择和批判的学术精神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并且，他的哲学思想中以进化论为主要基础的方面，在当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政法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