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看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新电影《冷战》总显得意义非凡。冷战期间，这座城市被一分为二，一半被社会主义苏联控制，一半被资本主义阵营统治。当时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地区冲突和军备竞赛，可只有柏林，是两种力量持续对抗的核心。1961年柏林墙竖立之前，这里被大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视为通往西方的入口。电影《冷战》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1949年，因为要筹备一支能进行表演外交的民族音乐演出团，音乐家维克多到波兰乡村寻找可培养的苗子。他找到了性格坚毅、天赋异禀的歌手祖拉，两人很快相爱。当祖拉告诉维克多，她被迫每天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上级时，他萌生了出逃的念头。利用去东柏林演出的机会，维克多穿越检查站，越境到西柏林，而祖拉却迟迟没有来。两人在意识形态的分岔路口第一次诀别，可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游荡才刚刚开始。此后多年，两人在南斯拉夫重逢、又在巴黎共同生活。可即便是爱情，也敌不过去国怀乡的流亡之苦和日常琐碎的折磨。
　　那一代的艺术家，总在试图找到安放灵魂的原乡，自由的、随心所欲的、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可他们就像历史夹缝中的蚂蚁，总会面临左还是右、留下还是离开的考验。
　　“这就是悲喜剧。”在谈到流亡生活时，流亡美国的苏联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这样说：由于他们前世的生活，他们能更强烈地体会到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
　　对于维克多和祖拉而言，离開波兰他们躲开了可能的政治迫害，可在新世界里他们也始终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到巴黎后，维克多不再是挥洒自如的音乐家，而是躲在电影银幕后从事着糊口的配乐工作;祖拉也不再是舞台上引吭高歌、备受瞩目的歌手，她制作着自己并不热衷的爵士乐唱片，像一朵迅速萎谢的玫瑰。经济困顿、精神苦闷，爱情逐渐由浓转淡。祖拉无法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最终不告而别，回到波兰。
　　不久之后维克多也想回波兰，却被大使馆告知：“你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波兰人了，对于波兰来说，你这个人不存在。”大使馆工作人员问他，“你为什么想离开法国？”他说：“我是波兰人。”“你不爱波兰。”“不，我爱。”最后维克多以巨大的代价回到了他的国家——他因“非法出境和入境”“给英国人做间谍”等罪名获刑15年。
　　五年后，在祖拉的帮助下，维克多提前出狱。但两人似乎耗尽了挣扎的力量。他们在一座废弃的教堂“结婚”，然后一起吞食安眠药自杀。电影最后一幕，他们如两尊雕塑般坐在乡村的十字路口，等待死亡的来临。突然，她说：“到那边去吧，那边的风景更好。”
　　电影结束后，导演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加上了字幕“献给我的父母”。
　　帕夫利科夫斯基1957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4岁时随父母移居德国和意大利。维克多和祖拉分别是他父母的名字，他们都曾是波兰知识分子。
　　编辑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