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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实现和经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公有制的探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后期的著作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尔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的“社会化”词条中写到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贯串着废除私有制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1〕54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有制的探讨主要是将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来确立的,因而这种探讨只是一般性的,而并非“为未来的饭店”开“(实证主义的)食谱”。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集中批判私有制的重要文献,其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对私有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正是“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在私有制下,“劳动和资本分离”,因而,“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作为这种对立的结果,“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更为本质的是,“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至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而“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因此,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并提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作为“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否定的否定”是应当以公有制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不仅成为马克思为医治异化病开出的药方,而且也是某种“复归”的目的论结果。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可以看做是其公有制逻辑的第一个维度,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论述的另一个逻辑维度来源于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在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宣称:“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265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恩格斯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企业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对于前者,恩格斯概括道:“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他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3〕621而后者,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有经典表述:“……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产生了产业后备军。……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4〕441—443
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会带来一种“囚徒困境”式的结果,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时代,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行为恰恰将带来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结果,即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使“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表现为资本主义中存在的大量浪费和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才能使劳动者自身控制经济规律而不是受规律控制,从而实现人类理性对社会的调节和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926—927而克服“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630,其前提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生产力为“有计划的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4〕190。对此,恩格斯总结道:“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挥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了。”〔4〕443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探讨同时包含了通过公有制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以及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维度,而前一个维度更多地是价值层面上的,逻辑带有目的论的倾向;后一个维度更多地是效率层面上的,逻辑则是功能主义的。这种半目的论半功能主义逻辑中存在的吊诡却正成为公有制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般性设想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变成了具象的现实。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宁提出,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便采取全体公民或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在这里, 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 全体公民都成了全民的、 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6〕258列宁将实现了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看做一个超大型的“辛迪加”,从而中央计划可以像企业计划一样对生产进行理性控制,从而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斯大林则把以全民所有制为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作为最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认为 “它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增长, 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从而能够“通过生产交换制——也是逐步地——代替商品流通生产力, 来消除这些矛盾”。〔7〕625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整个经济成为了一个大工厂,而其中的企业则成为了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个车间,受到中央计划的严格控制。因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公有制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具象标志。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大大地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从一个在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同时,苏联模式所导致的诸如官僚主义、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也使其遭遇了失败。苏联没有成功地建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重新评价。在这其中,市场社会主义无疑是一支重要的思潮。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首先,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模式并未消除劳动异化,从而无法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并不是高效率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苏联模式失败的重要因素。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依据,把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实质是认为,市场制度将产生大量非理性的破坏性后果,然而,这一论证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制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破坏性后果,相反,市场在组织、收集、处理信息方面有其优势,而中央计划则会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方面存在劣势,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在效率层面,计划并不一定优于市场。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市场本身无政府状态的看法过分夸大了社会理性的意义。柯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计划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带来特别有利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因为,计划作为一种观念的实现所具有的意义,这种观念就是人类中出现的对自身的自觉意识和对 自身的掌握,这一观念无疑是来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详细阐述的黑格尔的遗产。计划的社会的出现被视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他看来,这种基于目的论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8〕
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批判,否认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他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系列价值目的,而并非外在的所有制或者中央计划。对此,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索尔·埃斯特林和尤里安·勒·格兰德指出: “社会主义者在区分目的与手段方面时常是马虎疏忽的。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述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的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要。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 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过计划实现较大平等或通过工业国有化消灭剥削的。”〔9〕2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将公有制排除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之外,但却认为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收入分配差异悬殊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的不平等,并且资本主义的不民主也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通过实行公有制来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社会主义价值目的。例如,在诺夫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收入和财富没有过大的悬殊,公共所有制占了优势,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的分配比较均匀。普通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罗默所构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公有制也是基本选项:“有民主的和竞争的政策和市场配置绝大多数资源,但保留着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对此,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总结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等人)也认为废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是至关重要的”。〔10〕119
市场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角度论证公有制,似乎与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出发探讨公有制的逻辑较为类似。而市场社会主义者与传统社会主义对于公有制的不同理解,恰恰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的两重维度之间的矛盾,即公有制逻辑是从价值目的出发的还是从经济效率出发的,是目的论的还是功能主义的。
在我们看来,解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两重维度之间矛盾的关键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的全面和整体性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实现和经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或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既是合目的的,又是合规律的。而将公有制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逻辑割裂开来,仅从一个维度的解读和实践,无疑都是片面的。不能将公有制功能主义地仅仅理解为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基础,而忽视其所指向的社会主义价值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本身成为手段。同样,也不能将公有制仅仅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手段,而使其缺失了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虽然我们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并不必然需要计划经济,但也要认识到以个人理性行为为基础的市场制度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的最优结果,其有限性依然需要社会理性的调节和控制,因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与生产社会化以及社会理性相联系的。
通过这一梳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于公有制经济作用的论证是整体和全面的。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有制理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统一。因此,我国在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不可偏废一方。当前,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更多地偏向于经济发展,在分配公平、社会服务等方面有所缺失,甚至形成了一些“团体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风气,在进一步改革中,需要有所调整和监管,使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不但让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更要让国有经济在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人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1〕[英] 汤姆·博托莫尔等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
〔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7〕《斯大林文选》下册。
〔8〕柯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3期。
〔9〕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0〕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公有制的探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后期的著作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尔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的“社会化”词条中写到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贯串着废除私有制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1〕54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有制的探讨主要是将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来确立的,因而这种探讨只是一般性的,而并非“为未来的饭店”开“(实证主义的)食谱”。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集中批判私有制的重要文献,其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对私有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正是“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在私有制下,“劳动和资本分离”,因而,“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作为这种对立的结果,“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更为本质的是,“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至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而“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因此,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并提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作为“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否定的否定”是应当以公有制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不仅成为马克思为医治异化病开出的药方,而且也是某种“复归”的目的论结果。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可以看做是其公有制逻辑的第一个维度,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论述的另一个逻辑维度来源于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在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宣称:“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265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恩格斯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企业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对于前者,恩格斯概括道:“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他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3〕621而后者,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有经典表述:“……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产生了产业后备军。……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4〕441—443
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会带来一种“囚徒困境”式的结果,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时代,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行为恰恰将带来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结果,即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使“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表现为资本主义中存在的大量浪费和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才能使劳动者自身控制经济规律而不是受规律控制,从而实现人类理性对社会的调节和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926—927而克服“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630,其前提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生产力为“有计划的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4〕190。对此,恩格斯总结道:“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挥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了。”〔4〕443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探讨同时包含了通过公有制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以及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维度,而前一个维度更多地是价值层面上的,逻辑带有目的论的倾向;后一个维度更多地是效率层面上的,逻辑则是功能主义的。这种半目的论半功能主义逻辑中存在的吊诡却正成为公有制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般性设想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变成了具象的现实。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宁提出,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便采取全体公民或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在这里, 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 全体公民都成了全民的、 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6〕258列宁将实现了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看做一个超大型的“辛迪加”,从而中央计划可以像企业计划一样对生产进行理性控制,从而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斯大林则把以全民所有制为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作为最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认为 “它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增长, 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从而能够“通过生产交换制——也是逐步地——代替商品流通生产力, 来消除这些矛盾”。〔7〕625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整个经济成为了一个大工厂,而其中的企业则成为了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个车间,受到中央计划的严格控制。因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公有制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具象标志。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大大地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从一个在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同时,苏联模式所导致的诸如官僚主义、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也使其遭遇了失败。苏联没有成功地建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重新评价。在这其中,市场社会主义无疑是一支重要的思潮。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首先,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模式并未消除劳动异化,从而无法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并不是高效率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苏联模式失败的重要因素。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依据,把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实质是认为,市场制度将产生大量非理性的破坏性后果,然而,这一论证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制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破坏性后果,相反,市场在组织、收集、处理信息方面有其优势,而中央计划则会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方面存在劣势,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在效率层面,计划并不一定优于市场。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市场本身无政府状态的看法过分夸大了社会理性的意义。柯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计划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带来特别有利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因为,计划作为一种观念的实现所具有的意义,这种观念就是人类中出现的对自身的自觉意识和对 自身的掌握,这一观念无疑是来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详细阐述的黑格尔的遗产。计划的社会的出现被视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他看来,这种基于目的论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8〕
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批判,否认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他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系列价值目的,而并非外在的所有制或者中央计划。对此,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索尔·埃斯特林和尤里安·勒·格兰德指出: “社会主义者在区分目的与手段方面时常是马虎疏忽的。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述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的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要。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 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过计划实现较大平等或通过工业国有化消灭剥削的。”〔9〕2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将公有制排除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之外,但却认为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收入分配差异悬殊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的不平等,并且资本主义的不民主也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通过实行公有制来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社会主义价值目的。例如,在诺夫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收入和财富没有过大的悬殊,公共所有制占了优势,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的分配比较均匀。普通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罗默所构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公有制也是基本选项:“有民主的和竞争的政策和市场配置绝大多数资源,但保留着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对此,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总结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等人)也认为废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是至关重要的”。〔10〕119
市场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角度论证公有制,似乎与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出发探讨公有制的逻辑较为类似。而市场社会主义者与传统社会主义对于公有制的不同理解,恰恰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的两重维度之间的矛盾,即公有制逻辑是从价值目的出发的还是从经济效率出发的,是目的论的还是功能主义的。
在我们看来,解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两重维度之间矛盾的关键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公有制逻辑的全面和整体性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实现和经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或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既是合目的的,又是合规律的。而将公有制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逻辑割裂开来,仅从一个维度的解读和实践,无疑都是片面的。不能将公有制功能主义地仅仅理解为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基础,而忽视其所指向的社会主义价值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本身成为手段。同样,也不能将公有制仅仅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手段,而使其缺失了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虽然我们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并不必然需要计划经济,但也要认识到以个人理性行为为基础的市场制度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的最优结果,其有限性依然需要社会理性的调节和控制,因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与生产社会化以及社会理性相联系的。
通过这一梳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于公有制经济作用的论证是整体和全面的。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有制理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统一。因此,我国在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不可偏废一方。当前,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更多地偏向于经济发展,在分配公平、社会服务等方面有所缺失,甚至形成了一些“团体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风气,在进一步改革中,需要有所调整和监管,使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不但让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更要让国有经济在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人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1〕[英] 汤姆·博托莫尔等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
〔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7〕《斯大林文选》下册。
〔8〕柯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3期。
〔9〕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0〕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