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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理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二是社会发展是硬道理。但当两个“硬道理”碰到一起并发生一定程度的抵牾时，应该如何处理
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如何理解这一词序上的变动——这一变动仅仅表明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将更为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吗?
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好”字?从纯经济的层面看，是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速度、质量、效益，消费、投资、出口，人口、资源、环境“三个协调”；而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看，是要通过适当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等手段，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这里面，确保后者是实现前者的目的，也是实现前者的重要支撑。
超越经济层面
在经历十余年的超高速发展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即期的问题有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拉动不足、全球失衡危险等，而根本性的问题则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平衡之间的矛盾。
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提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要求抑制投资过热、降低单位能耗。但从目前情况看，实现得并不理想。2006年6月，我国城镇投资增长率高达33．7％，上半年的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攀高。下半年，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而在GDP的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持续放大的贫富差距。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系列困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国民经济发展“好”在“快”前。这一变动凸显了一种价值选择——假如“好”与“快”只能任择其一，那么，被选择的将是“好”而不是“快”，这一变动也凸显了一种道路选择——经济体制改革不再单兵突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要携手共谋前路。
“好在快前”需要什么准备
我们将如何让“好在快前”化为现实呢?宏观调控上需要有大的成效，制度安排上需要有大的改进，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发展理念上我们也必须作更为系统的整理与改造。
首先，我们将再次面临“手段”与“目标”这一话题。毫无疑问，当前我们各地政府都在力促、力抓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种种相继出笼的规划、指标中却包含了严重的隐患。比如，目前处于征求意见状态的长三角区域规划草案对区域内生产力布局提出较为明确的划分；再比如，不少地区的开发区对辖内企业的每亩投资强度、产出强度提出硬性要求。
我們不否认规划、指标对于引导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通过规划实现生产力布局有悖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而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地方政府也极有可能会将一些“引导性指标”当作“强制性指标”。事实表明，在不少地区，工业项目的“优胜劣汰”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而非产业政策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强行引导”，而这也必然会导致“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市场环境的“异化”。
其次，我们也将再次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协调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理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二是社会发展是硬道理。但当两个“硬道理”碰到一起并发生一定程度的抵牾时，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现在提“以人为本”，但到底应该以什么“人”为本呢?实际生活中，资本代表生产效率，但资本并不能代表社会和谐度及社会和谐度背后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在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上，目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如何理解这一词序上的变动——这一变动仅仅表明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将更为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吗?
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好”字?从纯经济的层面看，是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速度、质量、效益，消费、投资、出口，人口、资源、环境“三个协调”；而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看，是要通过适当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等手段，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这里面，确保后者是实现前者的目的，也是实现前者的重要支撑。
超越经济层面
在经历十余年的超高速发展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即期的问题有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拉动不足、全球失衡危险等，而根本性的问题则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平衡之间的矛盾。
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提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要求抑制投资过热、降低单位能耗。但从目前情况看，实现得并不理想。2006年6月，我国城镇投资增长率高达33．7％，上半年的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攀高。下半年，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而在GDP的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持续放大的贫富差距。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系列困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国民经济发展“好”在“快”前。这一变动凸显了一种价值选择——假如“好”与“快”只能任择其一，那么，被选择的将是“好”而不是“快”，这一变动也凸显了一种道路选择——经济体制改革不再单兵突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要携手共谋前路。
“好在快前”需要什么准备
我们将如何让“好在快前”化为现实呢?宏观调控上需要有大的成效，制度安排上需要有大的改进，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发展理念上我们也必须作更为系统的整理与改造。
首先，我们将再次面临“手段”与“目标”这一话题。毫无疑问，当前我们各地政府都在力促、力抓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种种相继出笼的规划、指标中却包含了严重的隐患。比如，目前处于征求意见状态的长三角区域规划草案对区域内生产力布局提出较为明确的划分；再比如，不少地区的开发区对辖内企业的每亩投资强度、产出强度提出硬性要求。
我們不否认规划、指标对于引导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通过规划实现生产力布局有悖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而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地方政府也极有可能会将一些“引导性指标”当作“强制性指标”。事实表明，在不少地区，工业项目的“优胜劣汰”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而非产业政策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强行引导”，而这也必然会导致“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市场环境的“异化”。
其次，我们也将再次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协调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理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二是社会发展是硬道理。但当两个“硬道理”碰到一起并发生一定程度的抵牾时，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现在提“以人为本”，但到底应该以什么“人”为本呢?实际生活中，资本代表生产效率，但资本并不能代表社会和谐度及社会和谐度背后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在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上，目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