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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新的一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中央明确去产能路线图
产能过剩，犹如“恶性毒瘤”，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迫切需要医治的病症。
螺纹钢价格与10年前相比，已接近“腰斩”；每炼一吨钢，钢企就亏损115元；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额下降六成多……尽管人人皆知钢铁煤炭行业已步入寒冬，但这一组数据仍然令人震惊。
“煤炭行业进入了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与库存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结构调整攻坚期‘四期并存’的发展阶段。”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说。
钢铁业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而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产量减去需求，供需差额近1.5亿吨。而根据预测，2016年这个差额还会更高。
和钢铁、煤炭行业一样，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产能过剩行业都面临严峻的形势，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
“这些过剩行业企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法用到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而且还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并传导到其他领域。对此，政府必须痛下决心予以解决。”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春说。
他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住了矛盾的关键点，亦显示了中央力克痼疾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过剩问题的部署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兼并重组”列为一个主要渠道，并提出“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
魏凤春认为，并不是说过剩行业的企业都不好。这些企业经营效益不好，除了行业大环境之外，有的是因为体制机制的问题，有的是管理方面的问题，通过兼并重组可以重新整合，提质增效，甚至催生新的需求，让企业获得重生。
在这其中，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能够发现潜在的价值。“只要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资本市场自然会优胜劣汰，好资质的企业不仅不会破产，还可能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产生新的就业。”魏凤春说。
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市场出清”之后，失业人员怎么安置？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部署。
“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这些措施都出现在中央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安排中。
魏凤春认为，这一轮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打破“刚性兑付”的案例。通过社会政策兜底，可以在遵循市场配置资源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保障职工安置，化解失业风险。
降低企业成本打出“组合拳”
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交易成本。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居第84位。大量行政审批、行政管制仍是制约市场活力的重要障碍。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直言：“国家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些领域成果显著，比如目前开办企业难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对企业来说，各种审批、许可仍然是很大压力。有的企业上项目，但拖上一年半载都批不下来。”
会议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对此，周天勇建议尽快建立各个领域的负面清单。
营造公平环境，降低税费负担。会议确定，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一定程度上导致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成本较高。在经济好时矛盾不突出，但经济下行时矛盾就凸显了。
同时，银行业比其他行业利润率高很多，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反映市场对于资金的供求变化，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精简“五险一金”，降低社保成本。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分析说，目前用人单位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合计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9%左右，有些地区费率合计超过30%，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的缴费负担仍然较重，导致企业人工成本较高。
从调查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率偏高确实导致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一些企业甚至转移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东南亚国家。
金维刚说，随着今后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付诸实施并逐步提高投资收益、出台并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增强基金筹集、调剂和支付能力，将有利于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
让利实体经济，降低财务成本。会议确定，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胡怡建说，企业财务成本方面，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是市场化的，但原材料中一部分由垄断类企业如石油业等提供，成本可能会高于市场。在费用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银行收费仍然较高，二是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金融成本高，三是电信等行业费用较高，四是物流成本高。 推进电价改革，降低电力价格。会议提出，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发改委有关专家表示，我国燃煤发电是主力，电煤成本下降将有助于用电成本的下降。
2015年以来，我国煤炭价格继续呈现下跌态势，动力煤价格下跌明显。业内预计，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近期有望看到上网电价再次下调。在电力体制改革理顺电价关系的推动下，工商业电价也将进一步受惠。
改革流通体制，降低物流成本。会议提出，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认为，这是挖掘实体经济企业新的利润源、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途径。
贺登才表示，物流企业面临着税费、审批、交通、融资、土地等一系列营商问题亟待解决，是政府加强供给侧改革、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突破点。
他提出，要重视“营改增”后货运企业税负普遍增加问题，降低税负、统一税率、取消补贴。梳理物流企业不合理的资质证照，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
透视房地产困局新解法
着眼于供给侧，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落脚于需求端，租房和买房一起激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支撑，全方位“去库存”之战号角已经吹响。
2016年，房地产市场基调是去库存，包含六大措施。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方向之清晰、措施之明确，前所未有：
——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这些措施，特征是“供求改”齐发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房地产高库存有政策失误、市场扭曲等多层面原因。无论“农民工买房”还是“鼓励降价”，都只能是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六大措施是一连串“组合拳”：以供给侧管理扩大总需求，同时推动土地、财税、产业政策改革，以期长远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并在此过程中谋发展、求转型。
允许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形成买房或长期租房预期和需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中央明确的这些要求，被称为“农民工买房”推动去库存。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城镇化率是35.9%。二者差额就是2.5亿左右农民工。按2013年中国社科院计算，全国平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1万元。若按照2.5亿农民工来计算，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32.8万亿元，财政支出负担大。依法、审慎、稳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财产权，长远来看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需，也是“农民工买房”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前提。
住建部咨询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认为，首先要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商品房与保障房及购租供应体系；其次是土地制度，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供地制度。这才是未来应对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好措施。
“房地产去库存的路径包括房地产企业并购。通过兼并重组，一部分小型房地产公司或主动与大房企合作，大型房企规模会持续扩大，同时租赁市场将得到发展，非户籍人口扩大公租房租赁需求。”申万宏源李慧勇、李一民认为。
“多买房、少建房”，政府“房产观”也要调整。财政部等2015年5月提出，鼓励地方运用PPP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这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纳入住房保障规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鼓励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在扩大租赁供给的同时，有效推动库存去化。
李慧勇、李一民认为，目前政策性适用房主要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减免税费和开发商配建代建政府回购的方式进行。受制于资金和购买规模等问题，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筹集政策性住房还未在全国范围推广。预计2016年政府收购力度将加大，重点体现在打通商品房市场与棚改安置房、公租房和租赁市场。“地产库存增幅逐渐减缓至缓慢去化，房地产业行业集中度提高，居民加杠杆，投资增速或在2016年迎来拐点。”
扩大有效供给瞄准农业
如何补齐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出了“药方”：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方面扩大有效供给。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靠供给侧的改善补上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是供给侧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这就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来使其更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
“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目前我国的供给存在着与消费不相匹配的情况，低水平供给重复，高水平供给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严重。下一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和农村问题，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被视为国民经济中“短板中的短板”。在这次会议中，农业发展问题更是被重点提及。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农业的短板问题同样凸显在供给上：一方面，我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蒋和平认为，会议从农业供给侧角度出发，为破解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开对了“药方”。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强调了农业供给端问题。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力气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好底线
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去杠杆与经济结构调整相辅相成；在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守好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至关重要。
杠杆率偏高制约当前经济发展。“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当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偏高，造成企业负担较重，地方能动性发挥受制。所以，要降低负债率，也就是去杠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模式使我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习惯采用加大投入、扩大投资的办法推动发展。加上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使得企业自有资本金来源不足，主要依赖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成本偏高。特别是前些年货币信贷环境宽松，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大量融资，如今经济增速、企业效益、地方财政下滑，债务负担更加凸显。
“去杠杆的过程，其实也是淘汰落后产能、重塑经济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的过程。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创造条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指出。
“双管齐下”去杠杆。“去杠杆，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壮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新机制。”赵锡军表示。
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已经成为“去杠杆”的当务之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2015年1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作出具体部署，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兴板。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同时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等。
“大力发展股权类融资，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本金，有助于降低杠杆率。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也能帮助企业控制负债成本。”王军说，降低杠杆率还要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和环保执法，加速钢铁、水泥等严重过剩产能的出清。
在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方面，债务置换正稳步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
“把期限短、利率高的债务，置换成期限长、低成本的债务，有利于分散还本付息，缓解地方压力。”赵锡军表示。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介绍，2015年财政部向地方下达置换债券额度3.2万亿元，实现了对当年到期债务的全覆盖；被置换的存量债务成本从平均lO%降至3.5%左右，预计将为地方每年节省利息2000亿元。截至12月11日，已完成当年99%的发行置换工作。
债务置换化解当前地方债务存量问题，而地方建设资金的长期募集需要依托新的机制。王军指出，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理顺，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PPP，吸引社会资金搞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增强风险意识主动化解风险。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遇到困难，金融风险抬头。必须要正视问题，及早化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从程度看，中国金融风险可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家财力后盾坚强，不必恐慌。但从风险点上看，金融风险点不少，而且有新的情况，要高度重视，密切监测，逐步化解，严防产生传染和联动。”王军分析认为。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近50个月的负增长，使企业经营持续面临较大困难。不良贷款上升，压力正逐步传导到银行体系。2015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9%，比2013年末上升0.59个百分点。
金融混业经营的迅速发展，使得风险的传染性增强。当前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然而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空白点，下一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任务繁重。
一些非法集资行为，正在以“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外衣招摇撞骗。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让部分群众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也会影响金融稳定乃至社会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此外，随着美联储近日启动加息，部分流入新兴国家的资金回流美国，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面临新考验，主要国家之间宏观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置身全球经济体化中的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全球金融的新变化。
“期待2016年去杠杆能够取得积极进展，这样不仅有助于防控金融风险，而且能够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曾刚说。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新的一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中央明确去产能路线图
产能过剩，犹如“恶性毒瘤”，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迫切需要医治的病症。
螺纹钢价格与10年前相比，已接近“腰斩”；每炼一吨钢，钢企就亏损115元；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额下降六成多……尽管人人皆知钢铁煤炭行业已步入寒冬，但这一组数据仍然令人震惊。
“煤炭行业进入了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与库存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结构调整攻坚期‘四期并存’的发展阶段。”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说。
钢铁业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而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产量减去需求，供需差额近1.5亿吨。而根据预测，2016年这个差额还会更高。
和钢铁、煤炭行业一样，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产能过剩行业都面临严峻的形势，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
“这些过剩行业企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法用到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而且还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并传导到其他领域。对此，政府必须痛下决心予以解决。”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春说。
他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住了矛盾的关键点，亦显示了中央力克痼疾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过剩问题的部署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兼并重组”列为一个主要渠道，并提出“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
魏凤春认为，并不是说过剩行业的企业都不好。这些企业经营效益不好，除了行业大环境之外，有的是因为体制机制的问题，有的是管理方面的问题，通过兼并重组可以重新整合，提质增效，甚至催生新的需求，让企业获得重生。
在这其中，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能够发现潜在的价值。“只要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资本市场自然会优胜劣汰，好资质的企业不仅不会破产，还可能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产生新的就业。”魏凤春说。
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市场出清”之后，失业人员怎么安置？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部署。
“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这些措施都出现在中央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安排中。
魏凤春认为，这一轮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打破“刚性兑付”的案例。通过社会政策兜底，可以在遵循市场配置资源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保障职工安置，化解失业风险。
降低企业成本打出“组合拳”
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交易成本。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居第84位。大量行政审批、行政管制仍是制约市场活力的重要障碍。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直言：“国家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些领域成果显著，比如目前开办企业难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对企业来说，各种审批、许可仍然是很大压力。有的企业上项目，但拖上一年半载都批不下来。”
会议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对此，周天勇建议尽快建立各个领域的负面清单。
营造公平环境，降低税费负担。会议确定，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一定程度上导致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成本较高。在经济好时矛盾不突出，但经济下行时矛盾就凸显了。
同时，银行业比其他行业利润率高很多，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反映市场对于资金的供求变化，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精简“五险一金”，降低社保成本。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分析说，目前用人单位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合计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9%左右，有些地区费率合计超过30%，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的缴费负担仍然较重，导致企业人工成本较高。
从调查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率偏高确实导致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一些企业甚至转移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东南亚国家。
金维刚说，随着今后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付诸实施并逐步提高投资收益、出台并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增强基金筹集、调剂和支付能力，将有利于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
让利实体经济，降低财务成本。会议确定，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胡怡建说，企业财务成本方面，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是市场化的，但原材料中一部分由垄断类企业如石油业等提供，成本可能会高于市场。在费用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银行收费仍然较高，二是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金融成本高，三是电信等行业费用较高，四是物流成本高。 推进电价改革，降低电力价格。会议提出，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发改委有关专家表示，我国燃煤发电是主力，电煤成本下降将有助于用电成本的下降。
2015年以来，我国煤炭价格继续呈现下跌态势，动力煤价格下跌明显。业内预计，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近期有望看到上网电价再次下调。在电力体制改革理顺电价关系的推动下，工商业电价也将进一步受惠。
改革流通体制，降低物流成本。会议提出，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认为，这是挖掘实体经济企业新的利润源、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途径。
贺登才表示，物流企业面临着税费、审批、交通、融资、土地等一系列营商问题亟待解决，是政府加强供给侧改革、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突破点。
他提出，要重视“营改增”后货运企业税负普遍增加问题，降低税负、统一税率、取消补贴。梳理物流企业不合理的资质证照，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
透视房地产困局新解法
着眼于供给侧，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落脚于需求端，租房和买房一起激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支撑，全方位“去库存”之战号角已经吹响。
2016年，房地产市场基调是去库存，包含六大措施。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方向之清晰、措施之明确，前所未有：
——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这些措施，特征是“供求改”齐发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房地产高库存有政策失误、市场扭曲等多层面原因。无论“农民工买房”还是“鼓励降价”，都只能是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六大措施是一连串“组合拳”：以供给侧管理扩大总需求，同时推动土地、财税、产业政策改革，以期长远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并在此过程中谋发展、求转型。
允许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形成买房或长期租房预期和需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中央明确的这些要求，被称为“农民工买房”推动去库存。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城镇化率是35.9%。二者差额就是2.5亿左右农民工。按2013年中国社科院计算，全国平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1万元。若按照2.5亿农民工来计算，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32.8万亿元，财政支出负担大。依法、审慎、稳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财产权，长远来看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需，也是“农民工买房”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前提。
住建部咨询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认为，首先要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商品房与保障房及购租供应体系；其次是土地制度，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供地制度。这才是未来应对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好措施。
“房地产去库存的路径包括房地产企业并购。通过兼并重组，一部分小型房地产公司或主动与大房企合作，大型房企规模会持续扩大，同时租赁市场将得到发展，非户籍人口扩大公租房租赁需求。”申万宏源李慧勇、李一民认为。
“多买房、少建房”，政府“房产观”也要调整。财政部等2015年5月提出，鼓励地方运用PPP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这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纳入住房保障规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鼓励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在扩大租赁供给的同时，有效推动库存去化。
李慧勇、李一民认为，目前政策性适用房主要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减免税费和开发商配建代建政府回购的方式进行。受制于资金和购买规模等问题，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筹集政策性住房还未在全国范围推广。预计2016年政府收购力度将加大，重点体现在打通商品房市场与棚改安置房、公租房和租赁市场。“地产库存增幅逐渐减缓至缓慢去化，房地产业行业集中度提高，居民加杠杆，投资增速或在2016年迎来拐点。”
扩大有效供给瞄准农业
如何补齐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出了“药方”：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方面扩大有效供给。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靠供给侧的改善补上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是供给侧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这就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来使其更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
“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目前我国的供给存在着与消费不相匹配的情况，低水平供给重复，高水平供给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严重。下一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和农村问题，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被视为国民经济中“短板中的短板”。在这次会议中，农业发展问题更是被重点提及。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农业的短板问题同样凸显在供给上：一方面，我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蒋和平认为，会议从农业供给侧角度出发，为破解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开对了“药方”。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强调了农业供给端问题。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力气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好底线
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去杠杆与经济结构调整相辅相成；在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守好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至关重要。
杠杆率偏高制约当前经济发展。“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当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偏高，造成企业负担较重，地方能动性发挥受制。所以，要降低负债率，也就是去杠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模式使我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习惯采用加大投入、扩大投资的办法推动发展。加上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使得企业自有资本金来源不足，主要依赖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成本偏高。特别是前些年货币信贷环境宽松，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大量融资，如今经济增速、企业效益、地方财政下滑，债务负担更加凸显。
“去杠杆的过程，其实也是淘汰落后产能、重塑经济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的过程。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创造条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指出。
“双管齐下”去杠杆。“去杠杆，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壮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新机制。”赵锡军表示。
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已经成为“去杠杆”的当务之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2015年1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作出具体部署，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兴板。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同时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等。
“大力发展股权类融资，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本金，有助于降低杠杆率。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也能帮助企业控制负债成本。”王军说，降低杠杆率还要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和环保执法，加速钢铁、水泥等严重过剩产能的出清。
在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方面，债务置换正稳步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
“把期限短、利率高的债务，置换成期限长、低成本的债务，有利于分散还本付息，缓解地方压力。”赵锡军表示。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介绍，2015年财政部向地方下达置换债券额度3.2万亿元，实现了对当年到期债务的全覆盖；被置换的存量债务成本从平均lO%降至3.5%左右，预计将为地方每年节省利息2000亿元。截至12月11日，已完成当年99%的发行置换工作。
债务置换化解当前地方债务存量问题，而地方建设资金的长期募集需要依托新的机制。王军指出，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理顺，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PPP，吸引社会资金搞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增强风险意识主动化解风险。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遇到困难，金融风险抬头。必须要正视问题，及早化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从程度看，中国金融风险可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家财力后盾坚强，不必恐慌。但从风险点上看，金融风险点不少，而且有新的情况，要高度重视，密切监测，逐步化解，严防产生传染和联动。”王军分析认为。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近50个月的负增长，使企业经营持续面临较大困难。不良贷款上升，压力正逐步传导到银行体系。2015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9%，比2013年末上升0.59个百分点。
金融混业经营的迅速发展，使得风险的传染性增强。当前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然而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空白点，下一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任务繁重。
一些非法集资行为，正在以“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外衣招摇撞骗。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让部分群众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也会影响金融稳定乃至社会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此外，随着美联储近日启动加息，部分流入新兴国家的资金回流美国，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面临新考验，主要国家之间宏观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置身全球经济体化中的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全球金融的新变化。
“期待2016年去杠杆能够取得积极进展，这样不仅有助于防控金融风险，而且能够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曾刚说。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