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之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具有深厚造诣的音乐家，他于2000年3月19日离开了我们，转眼已6年多了，我十分怀念他。
　　提起焕之同志，我们相识已有半个世纪了。若说我与他的相识、交往，这要从我的父亲冼星海、母亲钱韵玲谈起。1938年，父亲在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我母亲与焕之都是我父亲的学生，母亲又是焕之同志研究班的同班同学（同班还有李鹰航、梁寒光、郑律成、王元方、李凌等）。在我父亲被派往苏联执行任务后，院方安排已留校任教的焕之同志搬到东山，成了我们的邻居。课余时他经常帮我母亲照顾才几个月大的我，在东山的山坡上，背着我爬上跑下。焕之叔叔走后，他的音容笑貌常常会浮现在我眼前，他与我父母亲往日的友情片断一件件、一桩桩又会浮现在脑海中。俗话说关键时刻见真情，我想起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1975年9月，我父亲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前夕，我母亲因公到京出差，她在工作之余登门拜访了当时能找到的陆续从干校、牛棚、地牢或流放中被解放出来的老战友们，如李焕之、李群、江雪、何路等。由于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见面，其激动、欢快之情难以言表。她每到一处，战友们都热情接待。劫后重逢的友谊格外珍贵，大家没有顾忌地无话不谈。他们共同缅怀星海，述说着“文革”以来的遭遇，控拆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罪行，怀念被迫害去世的老同志，同时也分析“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形势和发展。特别谈到江青“四人帮”一伙借搞样板戏为名，破坏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种种丑闻，有的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文革”以来，田汉因被扣上“四条汉子”的罪名被打倒了，他们把聂耳也给冷落了起来。如今光未然同志又受到了批判，还说《黄河大合唱》的词有问题，《黄河大合唱》也不准唱了。10月30日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届时开不开纪念会？演出什么？是《黄河大合唱》，还是协奏曲？大家拭目以待。听了这些老同志的话之后，我母亲觉得事态严重。本想这次来北京顺便了解一下星海逝世30周年有什么纪念活动，不料官方竟然没有一点表示。7月份聂耳逝世40周年纪念日时，北京没动静，而日本却搞了一次纪念活动，如今星海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又快到了，特别是星海的骨灰还在莫斯科屯斯柯依古教堂附近的火葬场里，如果国内再不举办纪念活动，届时苏联方面很可能有所动作，也会引发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其后果难以想象。
　　我母亲又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凭借其窃居的特殊地位，以搞京剧改革、推广样板戏为名破坏文艺的“双百”方针，又将黑手伸向音乐界，瞄准了《黄河大合唱》，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强令修改歌词，被周总理阻止而未得逞。她又亲自插手批准在中央乐团组建创作组，采取政治干预的手段，责令创作按照对《黄河大合唱》留曲不留词、对冼星海一分为二的原则，直接控制“协奏曲”创作全部过程。
　　 我母亲在查阅了已出版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总谱后发现，原来这部所谓新作品中，保留了大量原作内容，却砍掉了原作的高潮部分《怒吼吧！黄河》，强行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部分旋律，改成生硬的毛泽东颂歌，插上“毛泽东思想走向全世界”的标签。为此江青还不无得意地说在样板戏中只有钢琴协奏曲是她亲自抓的，因此将其排在八个样板戏之首。
　　 另一方面，江青“四人帮”还乘光未然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之机，以《黄河大合唱》歌词有问题为名，下令不准演出，以达到用协奏曲《黄河》取代《黄河大合唱》的目的，但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批驳。
　　 鉴于江青“四人帮”在“文革”中窃居的重要地位，中央乐团的领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甚至创作组内正直的作曲家们对其上述罪行敢怒不敢言，只得违心接受。但在1970年2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听审会上，周总理听审后，振臂高呼“星海复活了”粉碎了江青以协奏曲《黄河》取代《黄河大合唱》的阴谋。
　　 为了不引起“四人帮”的注意，我母亲在京期间的活动有时由陈莲陪同，有时独来独往，居无定所，每当与老战友交谈晚了，就在战友家借宿一夜。就这样她较全面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决心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给毛主席写信谈何容易，由谁写？怎样写？通过什么渠道转呈给毛主席？万一被“四人帮”截获了又怎么办？这些都要仔细考虑，找十分可靠的人商量。眼前距星海逝世纪念日只剩下30余天了，母亲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还是找自己的挚友焕之夫妇商量最为稳妥。
　　 当我母亲带着急切焦虑的心情来到焕之叔叔家，将自己的想法向焕之夫妇和盘托出后，焕之叔叔坚定地说：“对！给毛主席写信，决不能让他们一伙的阴谋得逞。”李群阿姨也表示坚决支持。三位老战友经过仔细研究，反复权衡，我母亲最终向焕之夫妇表示：“信还是以我个人名义写为好，这样万一落到‘四人帮’手里追查起来，也是我个人的行为，是属于我一个人或星海一家人的事，这样不会牵连大家，而星海是毛主席肯定的人民音乐家，对于演出星海的作品及骨灰迁回国，以及星海后代情况，主席是会考虑的。”焕之叔叔更坚定地说：“受牵连也没有什么可怕！难道纪念聂耳、星海也有罪吗？”
　　1975年9月25日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焕之夫妇的旧居石板房24号，在他们夫妇俩的坚决支持下，共同策划完成了我母亲以个人名义写给毛主席的信。他们考虑了一个安全、稳妥、巧妙的办法，将信呈交到小平同志手中，再由小平同志转呈给毛主席。这封信呈交给小平同志后，很快毛主席就批复了。江青“四人帮”一伙接到主席批示之后，向群众封锁消息，扣压毛主席的指示不做传达，不得已时还一再对举办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加以刁难抵制，如取消“纪念”两字、限制演出规模、更改地点、不请领导、不要形成气氛、不要登报等等。在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终于在10月25日举行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一些领导如乌兰夫、王震、谭震林等想方设法通过不同渠道弄到票子。我的母亲不请自到，但进不去！德高望重的指挥家李德伦同志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争取到一张普通票，使我母亲进入会场。在严良堃先生的指挥下，演员们投入地演唱了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人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胜利。那真是一场不寻常、具有特殊意义的音乐会。
　　 那封信中提出要求演出、广播、出版聂耳、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等，文化部不得不让人民音乐出版社赶着印刷出版了20万册《聂耳、冼星海革命歌曲》、10万册《黄河大合唱》歌本。虽然印得如同小学生用的课本，较简陋，三十二开小册子，但在剧场、书店一露面，即被抢购一空。
　　那封信的内容，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邓小平同志具体安排下，一一得到了落实。国务院、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领导人批示，将我们一家调动迁往杭州。我父亲的骨灰于1983年1月回到祖国，焕之夫妇与星海亲属及一批老同志、有关方面人士冒雪到首都机场迎灵，两年后，又同我们亲属及各方人士，将我父亲的骨灰安葬在广州家乡的“星海园”中。“星海园”落成时，焕之叔叔代表中国音协致词。焕之叔叔当中国音协主席后，在我母亲和我的要求下，在文化部与中国音协的领导下，成立了《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大家推选他为主编，可焕之叔叔谦虚，只担任了副主编，但他做了许多具体仔细的工作。在他患癌症后，仍带病坚持工作，把几大本厚厚的数千页我父亲手稿的复印件带到医院里，强忍着放疗、化疗带来的种种难忍的不适，逐字、逐音符地核实、订正。在《全集》编委会周巍峙为主编，李焕之、孙慎、孟波、陈凌霄、李鹰航、瞿维等为副主编，李德伦、时乐濛、丁鸣、卢肃、钱韵玲、冼妮娜等编委的共同努力下，在出版社、印刷厂多方人士的协作下，经过八年的奋战，完成了《冼星海全集》（大十六开十册）。我记得1995年在广州举办了“星海音乐周”，不仅演出了我父亲的《黄海大合唱》《民族解放交响乐》等作品，还举办了“星海作品研讨会”，会上焕之叔叔含着泪，发自内心地称呼星海老师为“星海恩师”、“音乐大师”，他说：“冼星海在音乐史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和他的声乐、器乐作品，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他创作了非凡的乐章，凝聚着中国人民伟大坚强的英雄气魄。”“写回忆录可以写很多，对于星海我有说不完的话。”是的，焕之叔叔的确是对星海有说不完的话、述不完的情，为了他的星海老师，为了音乐事业，竭尽全力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我们永远感谢他。
　　在1999年《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之际，在北京举办了纪念《黄河大合唱》60周年音乐会和研讨会，他带病赶写了数万字的论文：《我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还带病出席了讨论会。电视台找我和他联系进行采访，在他身体十分不好的情况下，还是接受了采访。他那么认真地回忆叙述了有关《黄河大合唱》的创作、首演、演出等方面的情况，多次流下热泪。他是星海老师的学生，又是同事、同志、战友、挚友；他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演；他受鲁迅艺术学院的安排写了《黄河大合唱》的钢琴谱，院方托人带到了美国，是最早传到美国的《黄河大合唱》的钢琴谱；他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战场还是解放后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到欧洲的几个国家巡演，都曾多次成功地指挥了《黄河大合唱》；他牵头组织编辑出版了《冼星海全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星海老师的师生情、战友情。
　　在1999年北京召开《黄河大合唱》60周年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说了不少，但对1975年的事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并未提及他如何支持和参与策划那封信的具体内容。事后我又几次同李群阿姨谈起此事，她也只是笑笑：“时间久了，有些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旧居石板房24号家中，像做地下工作似的，秘密进行的。”
　　转眼焕之叔叔离开我们已有几年，我写下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以表对他的纪念。
　　冼妮娜 浙江省图书馆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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