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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官员坐拥大量房产一直为舆情所关注，并广受诟病。特别是近期曝出的“房妹”、“房媳”、“房叔”等新闻，更加剧了这一焦点的热度。围绕房子，有太多的问题存在。仅就反腐而言，晒房产，能不能成为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个切入点，也的确走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十字路口。
官员房产知多少
下面是近期媒体聚焦的几个典型案例。
“房妹”：翟家慧，河南郑州人，“90后”女孩，有11套房产，其父翟振锋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经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局、房管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确认，翟振锋一家共拥有29套房产，妻子名下4套，女儿翟家慧名下11套，儿子翟政宏名下14套，翟振峰本人一套也没有。经进一步调查确认，翟振峰一家4口人，每人均持有2个户口本和2个身份证。儿子翟政宏15岁时还注册成立了两家公司。
“房媳”：张彦，山西运城人，原籍为山西省夏县，2000年调入运城市纪委工作，目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其丈夫和公公分别为原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和原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太平。张彦有两个名字和两个户口，当然，身份证也有两个：一个叫张彦，是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制作的；一个叫冬岩，是山西省夏县公安局制作的。生辰年月也有差别，一个是1980年7月16日出生，一个是1980年8月8日出生。爆料人对记者说：“张彦的户口问题只是一个引子，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孙太平父子的问题很严重。我已经掌握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家在海南和北京拥有多套房产。我正在一一核实。求证后，我会再次公布。”
“房叔”：这是一个官员涉贪最多的群体。远的不说，仅近一两年，见诸媒体的“房叔”就数不胜数。
——“广州房叔”蔡彬，原任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2012年10月8日，被曝其全家拥有21套房产。2012年10月22日，广州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并通报了蔡彬一事的进展。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涉嫌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经确认蔡彬共拥有22套房子，而非网传的21套。
——“深圳房叔”周伟思，原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并兼任深圳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利亨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周伟思任职村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便利，非法变卖霸占村集体土地，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进行违法建设，并以村委会名义向政府某部门行贿。经确认其共拥有各类房产80多套，豪车多部，资产已达数亿元。
——“陆丰房叔”赵海滨，原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兼陆丰市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赵海滨持有两个不同姓名的户口和身份证（另一个姓名为赵勇），房产多达192套。其中，“双重身份”问题日前已被汕尾市公安局纪委查实。广东省陆丰市政府新闻办有关负责人今年2月5日晚通报称，决定免去赵海滨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职务，并立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上海房叔”陶校兴，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其被指受贿1045万余元，且在上海各黄金地段拥有房产29套，另有一套价值千万元的豪华别墅。陶校兴一审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其所有违法所得。
——“山西房叔”郝鹏俊。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经专案组确认，其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共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05亿元，其中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产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多元。此外，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名下还有存款1.27亿元。
——“青岛房叔”宋军，原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青岛汇泉船务公司、青岛远洋国际船舶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将贪污受贿所得700余万美元，用于个人炒股、购车，并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大肆购买房产37套（北京有27套）。为了隐匿罪行，宋的大部分房产都落户在其母亲郝某、弟弟宋某等亲属名下。
以上所列，也只是贪官房产的冰山一角，各地“房叔”们近乎疯狂的贪婪一再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就全国而言，官员手中到底还囤了多少房子？来路是否正当？价值几何？至今，还都是一些无法破解的谜团。
官员囤房之症结
近些年来，为什么许多官员，特别是一把手都特别热衷于插手经济，热衷于“大投资”、“大项目”、“大工程”，这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彰显政绩，而且私底下的油水也很大。由此，城建、地产、房管、公路、高铁等工程建设领域，一直被视为腐败的重灾区。除此还有各类权钱部门的领导，因为实权在握，他们的房子多，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贪官何以都成了“房子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官员插手经济领域，权力寻租机会多多。
长期以来，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普遍存在权力深度介入、权力寻租现象。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也有开发商吐露苦衷：“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是不需要‘行贿’的”，“折扣卖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隐秘的利益输送方式”。
二、房产属于硬通资源，最具保值增值功能。在一次网络调查中，51.30%的参与者认为“在中国房子具有保值、升值的功能。”大小贪官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手握实权的贪官们，因为寻租的机会较多，票子来得又容易，他们便如飞蛾扑火般地奔向了房子。难怪有人在问：中国的贪官怎么都成了“房子控”？对于这一现象，郑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朱诚身解释说，有了钱买房子置地，这本来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消费观念。特别是在货币贬值加剧的今天，贪官们有几十套房子“硬货”在手，总是可以保证全家拥有富足的生活。
三、“破窗效应”未能遏制，涉房贪官再三涌现。一间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这就是“破窗效应”。贪腐也一样，个案出现之后，如果不能及早重拳出击，杀一做百，“破窗效应”便会很快显现，甚至以几何级数增长。“房姐”、“房妹”、“房媳”、“房祖宗”的接连出现，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官员囤房之危害
官员坐拥大量房产，囤房之势愈演愈烈，其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危害不可低估。
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些权钱部门的官员，手中都拥有几套房产，特别是实权岗位官员更是豪宅住着、豪车开着，家中房产无数。而平民百姓呢？栖蜗居，住陋室。贫富的悬殊，巨大的反差，致使平民百姓仇官情绪不断积累。正如学者董广安认为：“在房价高涨的今天，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也可能买不起一套房。贪官的天量房产，无疑给了民众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也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有句古话叫“公生明，廉生威”。党的威信要想树立起来，政府要想获得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就必须真正做到廉洁自律，切实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否则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民众看到的与官员做出的大相径庭，人们会作何感想？应该说，只能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
搅乱房市推高房价
房地产商向官员行贿或低价售房，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要将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致使房价上涨。而且，这种失效的监管使得开发商在销售过程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普通民众买房自然就愈发艰难了。
有专家曾言，房价中有30%是腐败成本。对官员的这种以房产形式的利益输送，必然是以得到诸如政策、资金和市场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的。
难怪有网友调侃说：“推高房价的因素不仅仅是丈母娘，贪官也是很大的因素。”
还有网友分析认为，如果这些官员坐拥天量房产，他们岂能为降房价去努力。只有房价保持高位，贪官手中的“硬通货”才能保值。
河南省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朱诚身认为，“中国官员的数量很大，如果大家都喜欢购房置业，都把房子当收藏品，就不难理解为何房价在过去的十年轮番上涨了。”
严重浪费社会资源
我国大量房子闲置，不租不售，这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此，国外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在荷兰，法律规定如果一套住房空置一年以上，“不速之客”就可以入住，除非空置房业主能够证明其住房的闲置时间还未超过12个月；在瑞典，政府甚至直接将无人居住的住房推倒；在德国，业主必须使空置房得到有效利用，在房屋闲置率超过10%的市镇，当地政府有权推倒那些长期没人居住的房屋；在法国的一些城市中，房屋闲置的第一年，业主必须缴纳的罚金为房款的10%，第二年为12.5%，第三年为15%，以此类推；在丹麦，政府在50多年前就开始对那些闲置6周以上房屋的所有者进行罚款。不仅欧洲，美国也对闲置房毫不客气。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业主出钱让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闲置而面临的处罚。
欧美一些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使有限的住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二是为了打击房屋囤积，抑制投机炒作，平抑房价。三是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奇缺，但是由于法律对空置房的抑制作用缺位，致使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许多楼盘虽然销售一空，但却住者寥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借鉴欧美的严厉处理闲置房的做法，向闲置房开战，把闲置房逼出来，推向市场。盘活闲置房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
晒房产彻查贪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专家建议，晒房产，是反腐最有力度的举措之一。晒房产，能否成为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考量反腐态度的一块试金石。
加速全国联网晒透官员房产
今年各地两会上，就有提案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有多少房子都是一个谜，那么无论他对房产政策持怎样的态度，都可能受到公众的质疑。官员财产公示涉及多个部门和诸多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房产信息在诸多财产信息中，相对比较好统计，尤其是在全国房地产信息联网以后，掌握官员房产信息从技术上来说，将不存在任何难度。因此建议官员财产公示首先从公布房产信息开始。
2012年11月30日，在中纪委举行的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党建专家、红旗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建议，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财产公示的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而房产需实名登记，若能够实现全国联网，则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将不成问题。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属于合法收入。
黄苇町还认为，公职人员房产信息公开的关键在于决策层有没有公开的决心，官员既然是公权力的化身，隐私权是相应受限的，当官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应该把财产当作“秘密”，财产透明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斩断官员权力寻租的通道
官员插手经济活动的通道越多越深，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用钱消灾”于是就成了许多房地产商和企业界人士遇到问题时的“最佳选项”。
地产行业，主管官员与开发商打成一片，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土地招投标、土地转性、修改容积率等商品房开发、销售的各个环节给开发商大开方便之门，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开发商则投桃报李，向他们送钱、送房或低价售房，动辄百万千万，一点也不稀奇。
有统计说，现在许多企业家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和权力打交道上。“用钱消灾”是他们惯用的做法，所谓“用钱消灾”，打点的肯定是权力。如果不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斩断权力对经济利益的干预，并净化市场环境，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就难有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存环境，并且他们对政策和法律边界的把握以及商业运行管理也很难依据法律的框架来执行。
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权力寻租的总额已达GDP的2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数据。在权力疯狂寻租的过程中，制度被破坏，规则被抛弃，权钱交易也推高了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权力寻租是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结果，权力寻租是官员过度插手经济活动的结果，寻租泛滥也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真实写照。
对囤房加大政策性惩罚力度
通过调整政策，加大对囤房者的惩罚，使其付出高昂代价，也是遏制扰乱房市、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比如通过加大征收基本住房之外的税收及交易成本，严禁房屋长期空置，对超标房提高用电、取暖、物业、排污等收费标准，打出组合拳，从而加大囤房者的成本，相信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剑指官员房产，重拳打击官员腐败是一场硬仗，民众呼声很高，期望也很高，这是与腐败的较量，也是让房市回归理性，让闲置资源惠及民生的有效之举。
（责编：山林 文平）
官员房产知多少
下面是近期媒体聚焦的几个典型案例。
“房妹”：翟家慧，河南郑州人，“90后”女孩，有11套房产，其父翟振锋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经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局、房管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确认，翟振锋一家共拥有29套房产，妻子名下4套，女儿翟家慧名下11套，儿子翟政宏名下14套，翟振峰本人一套也没有。经进一步调查确认，翟振峰一家4口人，每人均持有2个户口本和2个身份证。儿子翟政宏15岁时还注册成立了两家公司。
“房媳”：张彦，山西运城人，原籍为山西省夏县，2000年调入运城市纪委工作，目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其丈夫和公公分别为原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和原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太平。张彦有两个名字和两个户口，当然，身份证也有两个：一个叫张彦，是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制作的；一个叫冬岩，是山西省夏县公安局制作的。生辰年月也有差别，一个是1980年7月16日出生，一个是1980年8月8日出生。爆料人对记者说：“张彦的户口问题只是一个引子，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孙太平父子的问题很严重。我已经掌握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家在海南和北京拥有多套房产。我正在一一核实。求证后，我会再次公布。”
“房叔”：这是一个官员涉贪最多的群体。远的不说，仅近一两年，见诸媒体的“房叔”就数不胜数。
——“广州房叔”蔡彬，原任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2012年10月8日，被曝其全家拥有21套房产。2012年10月22日，广州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并通报了蔡彬一事的进展。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涉嫌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经确认蔡彬共拥有22套房子，而非网传的21套。
——“深圳房叔”周伟思，原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并兼任深圳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利亨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周伟思任职村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便利，非法变卖霸占村集体土地，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进行违法建设，并以村委会名义向政府某部门行贿。经确认其共拥有各类房产80多套，豪车多部，资产已达数亿元。
——“陆丰房叔”赵海滨，原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兼陆丰市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赵海滨持有两个不同姓名的户口和身份证（另一个姓名为赵勇），房产多达192套。其中，“双重身份”问题日前已被汕尾市公安局纪委查实。广东省陆丰市政府新闻办有关负责人今年2月5日晚通报称，决定免去赵海滨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职务，并立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上海房叔”陶校兴，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其被指受贿1045万余元，且在上海各黄金地段拥有房产29套，另有一套价值千万元的豪华别墅。陶校兴一审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其所有违法所得。
——“山西房叔”郝鹏俊。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经专案组确认，其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共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05亿元，其中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产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多元。此外，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名下还有存款1.27亿元。
——“青岛房叔”宋军，原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青岛汇泉船务公司、青岛远洋国际船舶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将贪污受贿所得700余万美元，用于个人炒股、购车，并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大肆购买房产37套（北京有27套）。为了隐匿罪行，宋的大部分房产都落户在其母亲郝某、弟弟宋某等亲属名下。
以上所列，也只是贪官房产的冰山一角，各地“房叔”们近乎疯狂的贪婪一再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就全国而言，官员手中到底还囤了多少房子？来路是否正当？价值几何？至今，还都是一些无法破解的谜团。
官员囤房之症结
近些年来，为什么许多官员，特别是一把手都特别热衷于插手经济，热衷于“大投资”、“大项目”、“大工程”，这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彰显政绩，而且私底下的油水也很大。由此，城建、地产、房管、公路、高铁等工程建设领域，一直被视为腐败的重灾区。除此还有各类权钱部门的领导，因为实权在握，他们的房子多，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贪官何以都成了“房子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官员插手经济领域，权力寻租机会多多。
长期以来，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普遍存在权力深度介入、权力寻租现象。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也有开发商吐露苦衷：“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是不需要‘行贿’的”，“折扣卖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隐秘的利益输送方式”。
二、房产属于硬通资源，最具保值增值功能。在一次网络调查中，51.30%的参与者认为“在中国房子具有保值、升值的功能。”大小贪官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手握实权的贪官们，因为寻租的机会较多，票子来得又容易，他们便如飞蛾扑火般地奔向了房子。难怪有人在问：中国的贪官怎么都成了“房子控”？对于这一现象，郑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朱诚身解释说，有了钱买房子置地，这本来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消费观念。特别是在货币贬值加剧的今天，贪官们有几十套房子“硬货”在手，总是可以保证全家拥有富足的生活。
三、“破窗效应”未能遏制，涉房贪官再三涌现。一间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这就是“破窗效应”。贪腐也一样，个案出现之后，如果不能及早重拳出击，杀一做百，“破窗效应”便会很快显现，甚至以几何级数增长。“房姐”、“房妹”、“房媳”、“房祖宗”的接连出现，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官员囤房之危害
官员坐拥大量房产，囤房之势愈演愈烈，其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危害不可低估。
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些权钱部门的官员，手中都拥有几套房产，特别是实权岗位官员更是豪宅住着、豪车开着，家中房产无数。而平民百姓呢？栖蜗居，住陋室。贫富的悬殊，巨大的反差，致使平民百姓仇官情绪不断积累。正如学者董广安认为：“在房价高涨的今天，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也可能买不起一套房。贪官的天量房产，无疑给了民众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也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有句古话叫“公生明，廉生威”。党的威信要想树立起来，政府要想获得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就必须真正做到廉洁自律，切实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否则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民众看到的与官员做出的大相径庭，人们会作何感想？应该说，只能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
搅乱房市推高房价
房地产商向官员行贿或低价售房，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要将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致使房价上涨。而且，这种失效的监管使得开发商在销售过程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普通民众买房自然就愈发艰难了。
有专家曾言，房价中有30%是腐败成本。对官员的这种以房产形式的利益输送，必然是以得到诸如政策、资金和市场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的。
难怪有网友调侃说：“推高房价的因素不仅仅是丈母娘，贪官也是很大的因素。”
还有网友分析认为，如果这些官员坐拥天量房产，他们岂能为降房价去努力。只有房价保持高位，贪官手中的“硬通货”才能保值。
河南省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朱诚身认为，“中国官员的数量很大，如果大家都喜欢购房置业，都把房子当收藏品，就不难理解为何房价在过去的十年轮番上涨了。”
严重浪费社会资源
我国大量房子闲置，不租不售，这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此，国外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在荷兰，法律规定如果一套住房空置一年以上，“不速之客”就可以入住，除非空置房业主能够证明其住房的闲置时间还未超过12个月；在瑞典，政府甚至直接将无人居住的住房推倒；在德国，业主必须使空置房得到有效利用，在房屋闲置率超过10%的市镇，当地政府有权推倒那些长期没人居住的房屋；在法国的一些城市中，房屋闲置的第一年，业主必须缴纳的罚金为房款的10%，第二年为12.5%，第三年为15%，以此类推；在丹麦，政府在50多年前就开始对那些闲置6周以上房屋的所有者进行罚款。不仅欧洲，美国也对闲置房毫不客气。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业主出钱让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闲置而面临的处罚。
欧美一些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使有限的住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二是为了打击房屋囤积，抑制投机炒作，平抑房价。三是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奇缺，但是由于法律对空置房的抑制作用缺位，致使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许多楼盘虽然销售一空，但却住者寥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借鉴欧美的严厉处理闲置房的做法，向闲置房开战，把闲置房逼出来，推向市场。盘活闲置房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
晒房产彻查贪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专家建议，晒房产，是反腐最有力度的举措之一。晒房产，能否成为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考量反腐态度的一块试金石。
加速全国联网晒透官员房产
今年各地两会上，就有提案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有多少房子都是一个谜，那么无论他对房产政策持怎样的态度，都可能受到公众的质疑。官员财产公示涉及多个部门和诸多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房产信息在诸多财产信息中，相对比较好统计，尤其是在全国房地产信息联网以后，掌握官员房产信息从技术上来说，将不存在任何难度。因此建议官员财产公示首先从公布房产信息开始。
2012年11月30日，在中纪委举行的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党建专家、红旗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建议，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财产公示的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而房产需实名登记，若能够实现全国联网，则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将不成问题。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属于合法收入。
黄苇町还认为，公职人员房产信息公开的关键在于决策层有没有公开的决心，官员既然是公权力的化身，隐私权是相应受限的，当官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应该把财产当作“秘密”，财产透明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斩断官员权力寻租的通道
官员插手经济活动的通道越多越深，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用钱消灾”于是就成了许多房地产商和企业界人士遇到问题时的“最佳选项”。
地产行业，主管官员与开发商打成一片，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土地招投标、土地转性、修改容积率等商品房开发、销售的各个环节给开发商大开方便之门，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开发商则投桃报李，向他们送钱、送房或低价售房，动辄百万千万，一点也不稀奇。
有统计说，现在许多企业家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和权力打交道上。“用钱消灾”是他们惯用的做法，所谓“用钱消灾”，打点的肯定是权力。如果不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斩断权力对经济利益的干预，并净化市场环境，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就难有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存环境，并且他们对政策和法律边界的把握以及商业运行管理也很难依据法律的框架来执行。
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权力寻租的总额已达GDP的2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数据。在权力疯狂寻租的过程中，制度被破坏，规则被抛弃，权钱交易也推高了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权力寻租是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结果，权力寻租是官员过度插手经济活动的结果，寻租泛滥也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真实写照。
对囤房加大政策性惩罚力度
通过调整政策，加大对囤房者的惩罚，使其付出高昂代价，也是遏制扰乱房市、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比如通过加大征收基本住房之外的税收及交易成本，严禁房屋长期空置，对超标房提高用电、取暖、物业、排污等收费标准，打出组合拳，从而加大囤房者的成本，相信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剑指官员房产，重拳打击官员腐败是一场硬仗，民众呼声很高，期望也很高，这是与腐败的较量，也是让房市回归理性，让闲置资源惠及民生的有效之举。
（责编：山林 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