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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题材的写作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迟子建写历史就像她写《北极村童话》一样，都带有个人独特的感受和较强的抒情性，并且这种历史题材的写作是着眼于日常细节和生活的广泛性，善于从卑微的个体和灵魂中找寻历史遗迹，通过常被忽略的民间底层场景的描述达到认识历史全貌的目的。
关键词：迟子建 小说 历史题材 民间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历史的存在向来表现为三种形式：政治家的历史、研究者的历史和老百姓的历史。历史在政治家手里，通常会成为翻云覆雨的工具；在研究者眼里，会成为寻幽探微的途径；而在老百姓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政治家的历史让人不能不心存疑虑，因为被打扮一新出来见人的历史，让人总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而研究者的历史又让人不能不心生乏味，因为它更多时候是被用来证明研究者本人创造的理论价值；独有老百姓生活演绎出的历史，才能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岁月之水漫过我们脚面的冰凉，浸润我们肌肤时的柔韧，我们将被带入历史之河里，身临其境。
历史题材的写作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迟子建2000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开始，她陆续于2002年发表了《花瓣饭》，2003年发表了《越过云层的晴朗》，2005年发表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多篇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迟子建写历史就像她写《北极村童话》一样，都带着个人独特的感受，她的写作带有较强的抒情性，但她的抒情却着眼于日常细节和生活的广泛性，善于从卑微的个体和灵魂中找寻历史遗迹，通过常被忽略的民间底层场景的描述达到认识历史全貌的目的。这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说：“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这就是迟子建作品中所显现出的“一般历史观”。
化重为轻，以轻盈的姿态对待沉重的历史，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迟子建笔下三部有关“文革”记忆的作品：《北极村童话》、《花瓣饭》与《越过云层的晴朗》（《越过云层的晴朗》演绎的是从“文革”即将结束到商品经济时代到来这一段极其特殊的历史），都未从正面渲染“文革”造成的伤痛，而是将其化解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书写中。
在《北极村童话》中，作家通过对小姑娘“迎灯”“游玩”经历的细致描绘，将一个童言有忌、动辄得咎的非常时期引入我们的视界。而她的近作《越过云层的晴朗》则在散漫、松弛、美妙的讲述中，展现了东北金顶镇一带历经“文革”浩劫后的巨大变迁，小说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只是把每一个“不平”表露出来，却饱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她把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在精彩的带血迹的民间生活的细节描写中，在迟子建看来，民间对付沉重的苦难自有一套消灾弭祸的方式，于是她在小说中把承受者的痛苦情结化解为像土地那样忍辱负重的宽厚大度，把历史生活内在冲突的严酷性和尖锐性，掩藏在对日常生活的美好感受之中。
具有经典性的短篇小说《花瓣饭》更是从头至尾都围绕着一个“黑五类”家庭做饭、吃饭这样的日常琐事展开叙述，不动声色地把时代的悲痛融入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呈现给读者较为真切、鲜活的历史一面。小说写了一个父母都在遭受批判的家庭的一个日常的夜晚。三个孩子做好了晚饭，忐忑不安地等待挨批斗而迟迟未归的父母。年龄稍长的两个焦急地守着灶火，不停地重新温热精心制作的简单的饭菜。最大的一个姐姐还见缝插针地苦思冥想班主任布置的与父母的决裂书。年幼不懂事的弟弟恨恨不已地发出脏话连连地牢骚，不知这牢骚针对的是耐不住饥饿的肠胃，还是连累肠胃受苦的沦为“牛鬼蛇神”的“不争气”的父母。被诬陷为对抗教育革命的小镇学校校长的父亲和被戴上苏修女特务帽子的母亲，则在大风雪中阴错阳差地寻找对方。在彼此担心对方的安全之外，其中还掺杂着微妙的感情上的猜忌。往往人越是处于逆境，越是害怕失去对方的支持，在感情上格外敏感。通篇小说的叙述就反反复复地游弋于小儿女们添柴、热饭、斗嘴和父亲母亲匆忙不安地你进我出之间。终于，在孩子们的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父母淋着雨雪双双回来了。面带娇羞之色的母亲怀抱里还簇拥着一大束红黄白紫的鲜花。在母亲经过饭桌前的时候，五彩缤纷的花瓣一大批一大批地落进了盛满金闪闪的苞米面粥盆里，粥变成了美艳无比又香气喷鼻的“花瓣饭”。外面世界正在进行的厮杀被推拒在门外，室内呈现的是一幅洋溢着亲情的融洽的夜宴景。“文革”中大多数人在突如其来的风暴的袭击下，大概都曾经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无从为自己分辩、无法证明自己无辜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亲情和友情（特别是亲情）是受难者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一些终于没有跨过这一关、以决绝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冤魂，大部分都是失去了这最后的支撑力量：在外边接受无休止的人格污辱和肉体摧残，回到家里，家人也视为仇敌、加以作践，那真是没有喘息的余地，没有任何生路了。在外部世界充满恐怖的时候，家人的理解、信任与温情，对于一个受难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沉沉的黑夜，这盆将全家聚集在一起的“花瓣饭”闪耀出的人情、人性的光辉，灿烂辉煌而让人感到温暖。在这篇小说中，迟子建依然是贴近底层，置身民间，出色地把那个给人留下“伤痕”的时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风波，以平淡而不缺乏温暖的民间方式处理了那场历史浩劫带给人们的影响。在她的笔下，“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呐喊和展览就能显示其“痛楚”。
其实，最能够突出体现迟子建历史的民间叙述的作品还是《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描绘的是历史幻化而成的具象人生，是对中国历史上一段畸形时期的民间叙述，迟子建曾说：
“我认为把满洲国还原到历史状态，其实就是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民族仇恨，而它是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是漫不经心的。我觉得写悲痛和屈辱用看似平淡的日常途径作为切入点更有深度，因为一个小说家不可能对一段历史作价值判断。”
作为一个小说家，迟子建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历史的裁判员，而只是一个审视历史的旁观者，自己的职责就是“通过对东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折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强加于中华民族的不仅有屠刀下的累累血债，更多的则是浸淫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屈辱与不平。在《伪满洲国》的历史显形式下，蕴藏着立足于民间的内在形态与精神立场，成为建构文本的内驱力。作品中民间立场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历史时空下民间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作家对每一个人物在伪满洲国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人生经历的展现，都是同琐碎、感性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民间的土壤与情境中发生着。例如王二这个人物，作家写他的命运，截取的是他的失恋、收粮、意外致残以及在烟馆做事谋生等等普通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异闻异事。即使像皇帝溥仪这样的人物，作家的视角也是投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一只苍蝇落在了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其时他正在如醉如痴地听《游园惊梦》。”；“生活除了服饰的变化之外，还有偶尔的饮食变化，能让他（溥仪）觉得日子正在吊儿郎当地向前晃着。”而对于像杨靖宇这样具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作家也关注着他“饥饿”时的感受：“这时他特别想抽一支烟，可身边没有；他还想喝碗滚烫滚烫的热水暖暖身子，这也绝不可能。”这一切都说明了民间生活无法被割裂的恒长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具备了在具体琐碎、丰沛感性中抵达生活内核、人性内质的审美效果。还需说明的是，作家在文本中对民间日常生活的揭示，并不是对一种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存状态的“冷面”摹写，而是倾注知识分子话语“修饰”的民间生活，是一种从单纯的民间生活体验上升为审美生活体验的过程。我们知道，审美体验的认知指向是指向主体的，是同人性、文化、存在等命题相联系的，是民间立场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正是基于此，文本才揭示出那些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独特生命形式。
第二，《伪满洲国》的民间立场还体现为作家对世俗情怀的关切，即作家以民间的视角，对常态人生的存在予以了表现。作家书写了人们在伪满洲国这个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色彩的时空中的生命律动，解读了生命的坚强、无助、挣扎、悲喜，这些个体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脆弱与飘摇，最终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无力的命定关系。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关于美莲一家的死，它所表现的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发生之前，个体生命无助的茫然、无力的叹息。它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阅读冲击和悲剧感，这震撼正是来自于常态人生的自然进程被暴行阻断后的愤慨，而作品在第一章中就强化这种冲突：常态——异态、自然——非自然、恒常——短暂，则使作品对常态人生的表现具有了哲学思辨的意义。如果从民间的视角、民间的立场来看，它揭示了民间世界生存的辛酸与生命的苦难，而并非主流历史所张扬的那样，人可以掌控历史、生命、存在。
第三，作家善于捕捉富于民间情感的“集体无意识”，如亲情、和谐、温婉、善美等沉淀在民间心理的理想情愫，而那些与此相反的文化因袭的滞闷、传统心理的负荷等等，也是作家表现常态人生的切入点。例如，作家在文本中对拾粪的杨老汉一家、乞丐狗耳朵、孤妻寡女刘秋兰、婉云，以及失去亲人的杨浩等人都投以温情的含有民间情感的慰藉，以具有民间色彩的善有善报、知恩必报等等方式实现蕴藏在小人物心底的希望与祈愿。而作家对作品中的吉来、郑家晴、王亭业等人物的描写，则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意味，他们本是经济充裕、富有知识的人物，然而或由于个性软弱、或由于陈习积念、或由于耽于白日梦想，使他们成了“近于无事”的悲剧的牺牲者。换个角度说，作家在用民间的视角来展示他们、透视他们。
毋庸置疑，迟子建在《伪满洲国》中试图以民间的视角、立场重新理解历史，理解那些边缘化的、非主流的人物和生活事实，发掘那些在未被钦定的历史框架中，以偶发的方式存在于历史某个角落的民间精神与智慧，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民间”。
教科书中的历史让我们对历史产生了误读，因为它把三种历史形式中不可忽略的一种——老百姓的历史忽略不计了。我们非常感谢迟子建对历史叙述的空白的填补，她将教科书上的历史和老一辈口口相传的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一个时空交会之处相契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宏大的却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有呼吸、有生命的历史的真实画卷。即使对于抗联战士和杨靖宇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她也是把他们放在生活中而非高不可攀的境界里去感知。英雄的行为在于他超乎寻常的人的毅力而非神的能力。迟子建消解了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误读和期待：历史是由无数个辉煌的瞬间和非凡的人物构成的（在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都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启示）。而迟子建告诉我们的却恰恰相反，历史是由日复一日的民间生活累积而成，而主要支撑历史这座大厦的牢固基础便是最平凡普通的民间百姓，选定民间这个角度切入历史，便更能接近历史的本质和真谛。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年第1期。
[3]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4] 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5] 周新民：《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迟子建：《伪满洲国》，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温蕾，女，1979—，河南伊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迟子建 小说 历史题材 民间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历史的存在向来表现为三种形式：政治家的历史、研究者的历史和老百姓的历史。历史在政治家手里，通常会成为翻云覆雨的工具；在研究者眼里，会成为寻幽探微的途径；而在老百姓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政治家的历史让人不能不心存疑虑，因为被打扮一新出来见人的历史，让人总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而研究者的历史又让人不能不心生乏味，因为它更多时候是被用来证明研究者本人创造的理论价值；独有老百姓生活演绎出的历史，才能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岁月之水漫过我们脚面的冰凉，浸润我们肌肤时的柔韧，我们将被带入历史之河里，身临其境。
历史题材的写作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迟子建2000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开始，她陆续于2002年发表了《花瓣饭》，2003年发表了《越过云层的晴朗》，2005年发表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多篇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迟子建写历史就像她写《北极村童话》一样，都带着个人独特的感受，她的写作带有较强的抒情性，但她的抒情却着眼于日常细节和生活的广泛性，善于从卑微的个体和灵魂中找寻历史遗迹，通过常被忽略的民间底层场景的描述达到认识历史全貌的目的。这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说：“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这就是迟子建作品中所显现出的“一般历史观”。
化重为轻，以轻盈的姿态对待沉重的历史，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迟子建笔下三部有关“文革”记忆的作品：《北极村童话》、《花瓣饭》与《越过云层的晴朗》（《越过云层的晴朗》演绎的是从“文革”即将结束到商品经济时代到来这一段极其特殊的历史），都未从正面渲染“文革”造成的伤痛，而是将其化解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书写中。
在《北极村童话》中，作家通过对小姑娘“迎灯”“游玩”经历的细致描绘，将一个童言有忌、动辄得咎的非常时期引入我们的视界。而她的近作《越过云层的晴朗》则在散漫、松弛、美妙的讲述中，展现了东北金顶镇一带历经“文革”浩劫后的巨大变迁，小说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只是把每一个“不平”表露出来，却饱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她把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在精彩的带血迹的民间生活的细节描写中，在迟子建看来，民间对付沉重的苦难自有一套消灾弭祸的方式，于是她在小说中把承受者的痛苦情结化解为像土地那样忍辱负重的宽厚大度，把历史生活内在冲突的严酷性和尖锐性，掩藏在对日常生活的美好感受之中。
具有经典性的短篇小说《花瓣饭》更是从头至尾都围绕着一个“黑五类”家庭做饭、吃饭这样的日常琐事展开叙述，不动声色地把时代的悲痛融入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呈现给读者较为真切、鲜活的历史一面。小说写了一个父母都在遭受批判的家庭的一个日常的夜晚。三个孩子做好了晚饭，忐忑不安地等待挨批斗而迟迟未归的父母。年龄稍长的两个焦急地守着灶火，不停地重新温热精心制作的简单的饭菜。最大的一个姐姐还见缝插针地苦思冥想班主任布置的与父母的决裂书。年幼不懂事的弟弟恨恨不已地发出脏话连连地牢骚，不知这牢骚针对的是耐不住饥饿的肠胃，还是连累肠胃受苦的沦为“牛鬼蛇神”的“不争气”的父母。被诬陷为对抗教育革命的小镇学校校长的父亲和被戴上苏修女特务帽子的母亲，则在大风雪中阴错阳差地寻找对方。在彼此担心对方的安全之外，其中还掺杂着微妙的感情上的猜忌。往往人越是处于逆境，越是害怕失去对方的支持，在感情上格外敏感。通篇小说的叙述就反反复复地游弋于小儿女们添柴、热饭、斗嘴和父亲母亲匆忙不安地你进我出之间。终于，在孩子们的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父母淋着雨雪双双回来了。面带娇羞之色的母亲怀抱里还簇拥着一大束红黄白紫的鲜花。在母亲经过饭桌前的时候，五彩缤纷的花瓣一大批一大批地落进了盛满金闪闪的苞米面粥盆里，粥变成了美艳无比又香气喷鼻的“花瓣饭”。外面世界正在进行的厮杀被推拒在门外，室内呈现的是一幅洋溢着亲情的融洽的夜宴景。“文革”中大多数人在突如其来的风暴的袭击下，大概都曾经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无从为自己分辩、无法证明自己无辜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亲情和友情（特别是亲情）是受难者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一些终于没有跨过这一关、以决绝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冤魂，大部分都是失去了这最后的支撑力量：在外边接受无休止的人格污辱和肉体摧残，回到家里，家人也视为仇敌、加以作践，那真是没有喘息的余地，没有任何生路了。在外部世界充满恐怖的时候，家人的理解、信任与温情，对于一个受难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沉沉的黑夜，这盆将全家聚集在一起的“花瓣饭”闪耀出的人情、人性的光辉，灿烂辉煌而让人感到温暖。在这篇小说中，迟子建依然是贴近底层，置身民间，出色地把那个给人留下“伤痕”的时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风波，以平淡而不缺乏温暖的民间方式处理了那场历史浩劫带给人们的影响。在她的笔下，“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呐喊和展览就能显示其“痛楚”。
其实，最能够突出体现迟子建历史的民间叙述的作品还是《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描绘的是历史幻化而成的具象人生，是对中国历史上一段畸形时期的民间叙述，迟子建曾说：
“我认为把满洲国还原到历史状态，其实就是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民族仇恨，而它是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是漫不经心的。我觉得写悲痛和屈辱用看似平淡的日常途径作为切入点更有深度，因为一个小说家不可能对一段历史作价值判断。”
作为一个小说家，迟子建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历史的裁判员，而只是一个审视历史的旁观者，自己的职责就是“通过对东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折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强加于中华民族的不仅有屠刀下的累累血债，更多的则是浸淫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屈辱与不平。在《伪满洲国》的历史显形式下，蕴藏着立足于民间的内在形态与精神立场，成为建构文本的内驱力。作品中民间立场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历史时空下民间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作家对每一个人物在伪满洲国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人生经历的展现，都是同琐碎、感性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民间的土壤与情境中发生着。例如王二这个人物，作家写他的命运，截取的是他的失恋、收粮、意外致残以及在烟馆做事谋生等等普通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异闻异事。即使像皇帝溥仪这样的人物，作家的视角也是投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一只苍蝇落在了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其时他正在如醉如痴地听《游园惊梦》。”；“生活除了服饰的变化之外，还有偶尔的饮食变化，能让他（溥仪）觉得日子正在吊儿郎当地向前晃着。”而对于像杨靖宇这样具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作家也关注着他“饥饿”时的感受：“这时他特别想抽一支烟，可身边没有；他还想喝碗滚烫滚烫的热水暖暖身子，这也绝不可能。”这一切都说明了民间生活无法被割裂的恒长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具备了在具体琐碎、丰沛感性中抵达生活内核、人性内质的审美效果。还需说明的是，作家在文本中对民间日常生活的揭示，并不是对一种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存状态的“冷面”摹写，而是倾注知识分子话语“修饰”的民间生活，是一种从单纯的民间生活体验上升为审美生活体验的过程。我们知道，审美体验的认知指向是指向主体的，是同人性、文化、存在等命题相联系的，是民间立场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正是基于此，文本才揭示出那些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独特生命形式。
第二，《伪满洲国》的民间立场还体现为作家对世俗情怀的关切，即作家以民间的视角，对常态人生的存在予以了表现。作家书写了人们在伪满洲国这个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色彩的时空中的生命律动，解读了生命的坚强、无助、挣扎、悲喜，这些个体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脆弱与飘摇，最终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无力的命定关系。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关于美莲一家的死，它所表现的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发生之前，个体生命无助的茫然、无力的叹息。它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阅读冲击和悲剧感，这震撼正是来自于常态人生的自然进程被暴行阻断后的愤慨，而作品在第一章中就强化这种冲突：常态——异态、自然——非自然、恒常——短暂，则使作品对常态人生的表现具有了哲学思辨的意义。如果从民间的视角、民间的立场来看，它揭示了民间世界生存的辛酸与生命的苦难，而并非主流历史所张扬的那样，人可以掌控历史、生命、存在。
第三，作家善于捕捉富于民间情感的“集体无意识”，如亲情、和谐、温婉、善美等沉淀在民间心理的理想情愫，而那些与此相反的文化因袭的滞闷、传统心理的负荷等等，也是作家表现常态人生的切入点。例如，作家在文本中对拾粪的杨老汉一家、乞丐狗耳朵、孤妻寡女刘秋兰、婉云，以及失去亲人的杨浩等人都投以温情的含有民间情感的慰藉，以具有民间色彩的善有善报、知恩必报等等方式实现蕴藏在小人物心底的希望与祈愿。而作家对作品中的吉来、郑家晴、王亭业等人物的描写，则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意味，他们本是经济充裕、富有知识的人物，然而或由于个性软弱、或由于陈习积念、或由于耽于白日梦想，使他们成了“近于无事”的悲剧的牺牲者。换个角度说，作家在用民间的视角来展示他们、透视他们。
毋庸置疑，迟子建在《伪满洲国》中试图以民间的视角、立场重新理解历史，理解那些边缘化的、非主流的人物和生活事实，发掘那些在未被钦定的历史框架中，以偶发的方式存在于历史某个角落的民间精神与智慧，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民间”。
教科书中的历史让我们对历史产生了误读，因为它把三种历史形式中不可忽略的一种——老百姓的历史忽略不计了。我们非常感谢迟子建对历史叙述的空白的填补，她将教科书上的历史和老一辈口口相传的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一个时空交会之处相契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宏大的却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有呼吸、有生命的历史的真实画卷。即使对于抗联战士和杨靖宇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她也是把他们放在生活中而非高不可攀的境界里去感知。英雄的行为在于他超乎寻常的人的毅力而非神的能力。迟子建消解了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误读和期待：历史是由无数个辉煌的瞬间和非凡的人物构成的（在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都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启示）。而迟子建告诉我们的却恰恰相反，历史是由日复一日的民间生活累积而成，而主要支撑历史这座大厦的牢固基础便是最平凡普通的民间百姓，选定民间这个角度切入历史，便更能接近历史的本质和真谛。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年第1期。
[3]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4] 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5] 周新民：《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迟子建：《伪满洲国》，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温蕾，女，1979—，河南伊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