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旧知识分子的我,在反右运动、十年浩劫期间,应是在劫逃难。然而我却有惊无险,毫发无损地安然度过了。说来真有点戏剧性。
　　反右的前奏曲是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后来把这叫做“引蛇出洞”。当时我却懵然不知,把真实想法合盘托出了。情况是这样:
　　鸣放开始,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永直率领领导班子出席,召开编辑、记者鸣放大会。我在会上发言提了两点意见:一、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很好,可事实却与此相悖。新华社是一花独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是一家独鸣,听不到不同声音,这不利于自由竞争与发展进步。二、在思想领域内,太强调阶级斗争这一环。把铁托(南斯拉夫总统)提的“一切为了人”的口号也认为应该批判。是不是有些过头了?“一切为了人”与传统思想“博爱”、“民为贵”是一致的,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学说无不以“人”为立足点,怎么能说“一切为了人”是谬论呢?硬说这一提法抽掉了阶级性,殊不知阶级性是人的社会烙印,并不是人性的本质。“一切为了人”的提法并没有错。
　　杨社长专注地听着,并作了记录。还有其他人发言,旋即散会。
　　旦夕之间风云突变,帮助党整风的话都变成了右派反党的罪证。一个个右派被揪出来了,经过断章取义加以批判的右派言论也披露出来,对照一下我的发言也属于右派言论无疑。批判的狂风暴雨会不会向我头上袭来?我只有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周围寂静。斗争的雷声渐渐远去了。我私下自忖:我的发言难道是“臭炮”?没有伤人,自然也没有引来反弹或反击。再一种可能,报社领导认同的我的发言,没有嗅到“右”的气味,因而放了我一码。
　　接着,反右倾运动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
　　凡是从战乱时代的过来人,都习惯了腥风血雨。像注射过防疫针一样有了免疫力,所以临变不惊。我也一样,把抄家、坐牛棚都不当一回事。看到领导层与我同一命运,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被打倒了,学术权威也打趴了,小小的我算什么?想不通的事多着哪!千秋功罪更与何人评说?只要问心无愧,什么遭遇都随它去吧!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在打砸抢沸反盈天的时候,打死人也可冒称“革命行动”的时候,一张十分抢眼的大字报,在我所在单位(美术电影厂)高高贴出来了,题目是“跨过死老虎追打活老虎”(大意)。
　　我的贱名写在“死老虎”之列。
　　理由是××(指我)是被解放日报排挤出来的,是倒霉鬼,是死老虎。
　　天哪,我何幸竟被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又谥之以“死”,说明它不会吃人,那么,英勇的武松也不用浪费拳脚了。我隐约悟到,这明是骂我,暗是保我。这张大字报又出于造反派头头之一的手,自有其能量。于是,一个随时会被整死的我又有了活路。
　　两次我被解除了头上的悬剑。这说明什么?
　　首先说明,任何人都离不开大环境与时代大潮流。在汹涌激荡的大潮中,人就像一块木板、一片落叶枯草随波上下,或掀上浪尖,或打入水底,或被退潮淤积在岸边,或被冲向大海……我也随之浮沉,为好多偶然因素所决定。其次说明,我是幸运的,没有沦陷为污泥浊水,或被沉埋。再其次说明,世上好人多,在惨绝人寰的劫难中,总有天良未泯充满爱心的人大量存在。今天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正确号召下,人性的光辉定会发扬光大,这正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先决条件。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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