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田家英（1922～1966年），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的秘书。
　　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南海“喜福堂”小院格外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他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
　　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陈义国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陈义国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这时他觉得情况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
　　陈义国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像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啊……”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在她清早离家时，丈夫还是好好的，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心情显得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
　　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田家英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曲生何乐，直死何悲。”田家英“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的浩然正气，贯长虹，惊天地。他的死，是对那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虽然英年早逝，可悲可叹，但是他“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永远活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中。
　　田家英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他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他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摘自中华书局《历史的注脚》）（图片 633.jpg 图注：田家英（左一）与毛泽东等人在庐山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