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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场以《我们时代的文学冷漠症》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在新星出版社举办。活动举办的起因，是北京评论家李静的新书《必须冒犯观众》的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剧作家过士行、小说家宁肯和文史学者庄秋水等均应邀出席。
这次座谈，起因虽是李静《必须冒犯观众》的出版，但其围绕的主题却都是有关文学的大命题。包括文学的现实意义、文化生态的破坏与建设，以及文学的灵魂问题，是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难以规避的，尤其是在文学冷漠的当下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文学不是无意义的活动，文学应该唤醒人们的意识。这恰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所缺失的。
文学现实：谁还读文学，谁还看文学？
李静（文艺批评家）：要说起写作历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对我来说，第一次让我感到被唤醒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尼采的一本书，楚图南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另外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是我最初的契合天性的阅读——总觉得后背上嵌着一只苹果的大甲虫格里高利就是我自己。还有一本书，就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最初给我一个发动机式力量的，就是这部书。它是达·芬奇的传记，他的那句“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在很多年里给我勇气。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学二年级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心理感受力发达，但对客观细节的观察力非常差，就像一个过于内向的人，一直沉浸于内省，不敢也不知如何观察外界似的。因此一直觉得自己的写作目标和自己拥有的能力，并不匹配。现在知道我的人认为我是做批评的，但其实我从小就想写小说。就像乔治·斯坦纳说的：“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批评家过的是一种建立在阅读之上的“二手生活”，而每个立志写作的人，都是奔着“一手生活”去的。
当我开始写作时，发现自己除了对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有兴趣，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兴趣也没有叙述能力，慢慢才知道，自己写作的最大动力只是自我认知和摆脱自我否定心结的动力，有点像寻找心理医生的那种驱动力。《必须冒犯观众》里有一段写阅读贡布罗维奇的感受：他有一个剧本《伊沃娜，柏甘达的公主》，我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写了我自己最初的心理形象，那是一幅丑陋的、沉默的、不知所措的画像。我的写作推动力就是为了摆脱这一最初的咒语，最初的心理画像。写作就像一条救命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探求和自我拯救的过程。合乎逻辑地，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看到了王小波的文字，结识了他这个人，他对我的启示是：把我从虚无和自我否定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到一个关心他人的世界。对此我永远感激。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常搞诗歌朗诵会，请国内外的一些诗人互动。我发现喜欢诗的同学特别多，而且不都是文学院的，很多来自别的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后来我就发现喜欢文学的人在校园里是非常多的。
根据人民大学图书馆统计的阅读量，文学类阅读量第一的是余华的《活着》，然后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沉默的大多数》，接下来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喜欢文学的还是特别特别多，特别是在网络上。我不太上网，但是很多人告诉我，网络上的写手特别多。每年出这么多书，爱好文学的人肯定特别多。李静刚才讲，通过阅读和写作，可以救自己，自我治疗。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因为我小学三年级就不能上学了，我妈妈在中学教书，所以我看过一些书，再大一点的时候，父母都被抓起来了，没有人能救自己，只有文学能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文学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相信文学，中国的文学还在艰难中前进。
过士行（剧作家）：到现在，要是没有文学，我的晚年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幸亏有文学，让我觉得活着特别有意思。前两天我看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还有《一句顶一万句》，他这个作品，我拿来一看，怎么写得这么好，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中国的文学，还是有那么几位作家是很棒的，很值得我们关注，这些人没有愧对生活，他们反馈给时代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文学是个好东西，但是文学跟人是有缘的，有的人一生跟文学也结不了缘。
有时候我们想，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不可思议的事，缺乏人性的事，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但是还有一个，是人性的东西。文学是研究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是远离人的文学。实质上，很多人已经远离“人”了，对“人”不再关注。
文化生态：建设还是破坏？
孙郁：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文化生态有问题，文化生态被破坏了。你看一些特别不得志的文人写的文章，每个时代的问题都特别多。但是今天的问题尤其多，这就是由于文化生态被破坏，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文学是一个高峰，包括从事美术和音乐的人，伟大的作家能够诞生一个伟大的精神高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历史才不到110年，我们今天博物馆的建设，有一些外形很漂亮，可是里面的陈列缺乏美感，设计得特别粗陋。很多杂志也是，好的文章很少，你每天在做主编，可找到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非常不容易。这个就是李静在《必须冒犯观众》里面呼吁的智性，也是王小波和木心所推崇的智性。文化生态要健全，其实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较高层面的智性，然后和受众有互动。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文化建设，其实那个不是建设文化，是毁文化。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不愿意读书，是因为给他们看的好书太少了，很多生产出来的精神食粮都是垃圾，看书还不如玩游戏呢。文化生态的恢复，需要整个社会来努力，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本身也要少制造垃圾，应该营造一个超功利的场地，从教育机构、文化机构，从各个方面做起。其实读者是需要这种好的精神食粮的，但是我们能遇到的好东西还是太少。
文学冷漠：文学的灵魂去哪了？
宁肯（小说家）：我觉得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你感受到了什么，就应该做出你的反应，这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反应，完全回到自己的象牙塔，这是不正常的。同时是否要过度反应，是否要进行专业的反应？
过士行老师刚才说，不是我们远离了现实，不是我们对现实冷漠，是我们对人冷漠。可以说，除了对文学的冷漠，我们对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冷漠了。我们不过是通过谈论对文学的冷漠，而谈论对一切的冷漠。
李静：我想起歌德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当这个世界天翻地覆时，我恰恰要远离事件现场，去写面对我内心的东西。我觉得刚才三位老师其实都勾勒了这个时代的轮廓，每个人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么一个地震废墟式的世界里面，你作为个体活在这个世界上，且要好好地活下去。那么，你要怎样来安身立命？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他的生活，但是，在精神上，他要有自己的出路。我觉得，那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价值根基。无论你是做文学的，做艺术的，还是做IT的，开公司的，都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让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立足点。我感到之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文学，是因为它给每一个个体找到了自我丰富和自我成长的源泉，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世界主义者，我觉得我是极其反对本土文化本位的。我们必须去掉任何油脂涂层，和自我、和社会、和宇宙对话，认知我们最真实的状况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我们对未来的意愿是什么，这是在文学写作的时候思考的一个起点。
庄秋水（文史学者）：有一个研究故事原形的美国人坎贝尔，他有一本书叫做《千面英雄》，他认为对于故事的需求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西方国家，故事体现在各行各业，哪怕你写一个文案，给领导写一个汇报，都是在讲故事。而我们今天中国的文学匮乏，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讲故事，哪怕写一个自我推荐，写一个简历，我们都是在平面地展示自己，都不会讲故事。我个人其实对文学特别有信心，当然有信心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今天肯定需要一个故事的复苏。
处在新媒体时代和旧媒体时代的交替之下，文学是讲逻辑的，有几千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渐进的过程，但是现在是碎片化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时展示的，我们的文学不会讲故事也跟这个有关系。
本文系对谈实录，因篇幅所限，有删编。
这次座谈，起因虽是李静《必须冒犯观众》的出版，但其围绕的主题却都是有关文学的大命题。包括文学的现实意义、文化生态的破坏与建设，以及文学的灵魂问题，是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难以规避的，尤其是在文学冷漠的当下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文学不是无意义的活动，文学应该唤醒人们的意识。这恰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所缺失的。
文学现实：谁还读文学，谁还看文学？
李静（文艺批评家）：要说起写作历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对我来说，第一次让我感到被唤醒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尼采的一本书，楚图南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另外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是我最初的契合天性的阅读——总觉得后背上嵌着一只苹果的大甲虫格里高利就是我自己。还有一本书，就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最初给我一个发动机式力量的，就是这部书。它是达·芬奇的传记，他的那句“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在很多年里给我勇气。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学二年级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心理感受力发达，但对客观细节的观察力非常差，就像一个过于内向的人，一直沉浸于内省，不敢也不知如何观察外界似的。因此一直觉得自己的写作目标和自己拥有的能力，并不匹配。现在知道我的人认为我是做批评的，但其实我从小就想写小说。就像乔治·斯坦纳说的：“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批评家过的是一种建立在阅读之上的“二手生活”，而每个立志写作的人，都是奔着“一手生活”去的。
当我开始写作时，发现自己除了对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有兴趣，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兴趣也没有叙述能力，慢慢才知道，自己写作的最大动力只是自我认知和摆脱自我否定心结的动力，有点像寻找心理医生的那种驱动力。《必须冒犯观众》里有一段写阅读贡布罗维奇的感受：他有一个剧本《伊沃娜，柏甘达的公主》，我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写了我自己最初的心理形象，那是一幅丑陋的、沉默的、不知所措的画像。我的写作推动力就是为了摆脱这一最初的咒语，最初的心理画像。写作就像一条救命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探求和自我拯救的过程。合乎逻辑地，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看到了王小波的文字，结识了他这个人，他对我的启示是：把我从虚无和自我否定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到一个关心他人的世界。对此我永远感激。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常搞诗歌朗诵会，请国内外的一些诗人互动。我发现喜欢诗的同学特别多，而且不都是文学院的，很多来自别的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后来我就发现喜欢文学的人在校园里是非常多的。
根据人民大学图书馆统计的阅读量，文学类阅读量第一的是余华的《活着》，然后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沉默的大多数》，接下来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喜欢文学的还是特别特别多，特别是在网络上。我不太上网，但是很多人告诉我，网络上的写手特别多。每年出这么多书，爱好文学的人肯定特别多。李静刚才讲，通过阅读和写作，可以救自己，自我治疗。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因为我小学三年级就不能上学了，我妈妈在中学教书，所以我看过一些书，再大一点的时候，父母都被抓起来了，没有人能救自己，只有文学能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文学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相信文学，中国的文学还在艰难中前进。
过士行（剧作家）：到现在，要是没有文学，我的晚年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幸亏有文学，让我觉得活着特别有意思。前两天我看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还有《一句顶一万句》，他这个作品，我拿来一看，怎么写得这么好，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中国的文学，还是有那么几位作家是很棒的，很值得我们关注，这些人没有愧对生活，他们反馈给时代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文学是个好东西，但是文学跟人是有缘的，有的人一生跟文学也结不了缘。
有时候我们想，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不可思议的事，缺乏人性的事，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但是还有一个，是人性的东西。文学是研究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是远离人的文学。实质上，很多人已经远离“人”了，对“人”不再关注。
文化生态：建设还是破坏？
孙郁：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文化生态有问题，文化生态被破坏了。你看一些特别不得志的文人写的文章，每个时代的问题都特别多。但是今天的问题尤其多，这就是由于文化生态被破坏，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文学是一个高峰，包括从事美术和音乐的人，伟大的作家能够诞生一个伟大的精神高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历史才不到110年，我们今天博物馆的建设，有一些外形很漂亮，可是里面的陈列缺乏美感，设计得特别粗陋。很多杂志也是，好的文章很少，你每天在做主编，可找到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非常不容易。这个就是李静在《必须冒犯观众》里面呼吁的智性，也是王小波和木心所推崇的智性。文化生态要健全，其实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较高层面的智性，然后和受众有互动。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文化建设，其实那个不是建设文化，是毁文化。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不愿意读书，是因为给他们看的好书太少了，很多生产出来的精神食粮都是垃圾，看书还不如玩游戏呢。文化生态的恢复，需要整个社会来努力，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本身也要少制造垃圾，应该营造一个超功利的场地，从教育机构、文化机构，从各个方面做起。其实读者是需要这种好的精神食粮的，但是我们能遇到的好东西还是太少。
文学冷漠：文学的灵魂去哪了？
宁肯（小说家）：我觉得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你感受到了什么，就应该做出你的反应，这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反应，完全回到自己的象牙塔，这是不正常的。同时是否要过度反应，是否要进行专业的反应？
过士行老师刚才说，不是我们远离了现实，不是我们对现实冷漠，是我们对人冷漠。可以说，除了对文学的冷漠，我们对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冷漠了。我们不过是通过谈论对文学的冷漠，而谈论对一切的冷漠。
李静：我想起歌德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当这个世界天翻地覆时，我恰恰要远离事件现场，去写面对我内心的东西。我觉得刚才三位老师其实都勾勒了这个时代的轮廓，每个人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么一个地震废墟式的世界里面，你作为个体活在这个世界上，且要好好地活下去。那么，你要怎样来安身立命？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他的生活，但是，在精神上，他要有自己的出路。我觉得，那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价值根基。无论你是做文学的，做艺术的，还是做IT的，开公司的，都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让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立足点。我感到之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文学，是因为它给每一个个体找到了自我丰富和自我成长的源泉，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世界主义者，我觉得我是极其反对本土文化本位的。我们必须去掉任何油脂涂层，和自我、和社会、和宇宙对话，认知我们最真实的状况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我们对未来的意愿是什么，这是在文学写作的时候思考的一个起点。
庄秋水（文史学者）：有一个研究故事原形的美国人坎贝尔，他有一本书叫做《千面英雄》，他认为对于故事的需求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西方国家，故事体现在各行各业，哪怕你写一个文案，给领导写一个汇报，都是在讲故事。而我们今天中国的文学匮乏，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讲故事，哪怕写一个自我推荐，写一个简历，我们都是在平面地展示自己，都不会讲故事。我个人其实对文学特别有信心，当然有信心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今天肯定需要一个故事的复苏。
处在新媒体时代和旧媒体时代的交替之下，文学是讲逻辑的，有几千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渐进的过程，但是现在是碎片化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时展示的，我们的文学不会讲故事也跟这个有关系。
本文系对谈实录，因篇幅所限，有删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