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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在2014年10月上映。这部被称为“文艺实验电影”的影片，以其三小时片长、文艺的题材和风格，以及全明星阵容作为噱头，在上映前颇受关注。虽然票房不尽如人意，但作为一部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电影来说，其所作出的开拓性创举意义非凡，实属不易。
影片以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一生为蓝本，详尽展现了青年时代的萧红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中，与中国左翼作家们的爱恨情仇、情感纠葛。影片编剧李樯在阅读了大量以萧红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的作品、回忆录后，将其中记载的史实改编为剧本，生动地还原当年的情景，并对有争议的部分做了巧妙的处理。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特殊的叙事方式：间离效果
所谓“间离效果”，也称“陌生化效果”，是指在影片的情节叙述中，剧中人不时从正在发展的故事中跳脱出来，面对观众来一段旁白，充当起说书人的角色。这原本是戏剧中常用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剧作的可读性，让观众参与二度创作。
电影《黄金时代》多次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一幕幕珍贵历史画卷。影片开始的第一个镜头，黑白的胶片中，萧红面对镜头，缓慢地进行着自我介绍：“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主人公直接面对观众，向观众娓娓道来，仿佛在进行新闻播报式的个人陈述，而不是以一般电影的旁观视角表现主要信息，这在影片一开始就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随着影片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次要人物纷纷跳脱出正在进行的情节，面对镜头，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在随后的镜头切换中出场，面对观众说道：“我姐中学就要毕业那年，我父亲给她订了一门婚事……”镜头中的张秀珂略显害羞，不时停顿，不时看向镜头，显露出紧张的感觉。无疑，这一镜头的运用起到了交代情节的作用。此后，凡是影片中需要进行较大转折的情节之间，大都通过次要人物的旁白来介绍情节背景。
此外，该片引入了纪录片式的采访模式，在一些关键情节中，直接穿插对当事人的采访，通过该事件当事人自己的叙述，表现影片情节的起伏。如影片前段，白朗、罗烽夫妇直接面对镜头，从见证者的角度，讲述萧红如何在哈尔滨的一场洪水中逃离东兴顺旅馆，仿佛纪录片中的采访。这种间离的形式新颖、独特，在大荧幕电影中非常罕见。
二、诗意效果运用：“朗诵式”旁白演绎
“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大倭瓜……”影片开始，观众就在萧红朗诵的这一旁白中进入了情节。这段朗诵配以表现少年萧红在后院玩耍的画面，充满诗意，写意十足。这种以萧红作品为旁白的演绎方式，在本片中贯穿始终，先后出现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多部作品的朗诵片段，让观众仿佛在阅读中慢慢感受情节的发展。
除了朗诵萧红的作品作为旁白，影片中还通过将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有声化，表现萧红内心的细腻情感，如：“军先生，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去的是神保町。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从这些旁白中，观众能够感受到萧红在日本生活的点滴感受，体会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中的心境和心态。特别是在书信中出现了影片的点题之笔：“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更加传神地表现了此时萧红的复杂心理活动。
这种“朗诵式”的旁白演绎，让电影的整体风格更具文学性、艺术性。萧红作品的语言本来就优美、细腻、富于诗意，将其通过旁白的方式表现在电影中，使其有声化，更是将这些优美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艺术风格。
三、尽量尊重历史：“讨论式”情节设置
对于萧红生平的记载，由于缺乏正史的权威记录，只能散见于诸多作家的作品和回忆录中。又因为年久尘封、记忆忘却，很多关键点和细节在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差异，这就无法完整还原当时的情景。电影《黄金时代》为了尽量尊重历史，尊重人物，创造性地对情节进行了巧妙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文献记载相出入而造成的遗憾。
比如，当众人逃难到西安期间，萧红和萧军在分手后重逢，发生了一系列矛盾，此后便“永远地分开了”。而关于萧红和萧军分手的原因，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记载，且互相之间出入较大。为了更好地展现这段历史，影片根据当事三人的事后回忆，专门拍摄了三种不同的片段，详细叙述两人的分手的原因，分别冠以“晚年萧军回忆”、“晚年端木回忆”和影片中展现出的情节，并拍摄了晚年萧军坐在书桌前著书写作的画面穿插其中。这样一来，观众在“情况讨论式”的不同情节设置中，看到了三人的不同回忆。这样的处理方式和拍摄效果，体现出导演和编剧的考究与细致。
综上所述，作为一部“文艺实验电影”，《黄金时代》采用了一反常态的电影叙述方式，并穿插着“朗诵式”的旁白演绎手法和“讨论式”的情节以尽可能尊重历史，在中国文艺电影领域大胆地迈出了重要一步。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处理、史实探究、场景设置，都能看出剧组和主创人员对于电影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
可以说，这是一部挑选受众的影片，只有真正懂得文学史且具备初步鉴赏能力的观众才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与精彩。而它的出现，无疑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风格与模式。
影片以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一生为蓝本，详尽展现了青年时代的萧红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中，与中国左翼作家们的爱恨情仇、情感纠葛。影片编剧李樯在阅读了大量以萧红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的作品、回忆录后，将其中记载的史实改编为剧本，生动地还原当年的情景，并对有争议的部分做了巧妙的处理。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特殊的叙事方式：间离效果
所谓“间离效果”，也称“陌生化效果”，是指在影片的情节叙述中，剧中人不时从正在发展的故事中跳脱出来，面对观众来一段旁白，充当起说书人的角色。这原本是戏剧中常用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剧作的可读性，让观众参与二度创作。
电影《黄金时代》多次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一幕幕珍贵历史画卷。影片开始的第一个镜头，黑白的胶片中，萧红面对镜头，缓慢地进行着自我介绍：“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主人公直接面对观众，向观众娓娓道来，仿佛在进行新闻播报式的个人陈述，而不是以一般电影的旁观视角表现主要信息，这在影片一开始就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随着影片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次要人物纷纷跳脱出正在进行的情节，面对镜头，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在随后的镜头切换中出场，面对观众说道：“我姐中学就要毕业那年，我父亲给她订了一门婚事……”镜头中的张秀珂略显害羞，不时停顿，不时看向镜头，显露出紧张的感觉。无疑，这一镜头的运用起到了交代情节的作用。此后，凡是影片中需要进行较大转折的情节之间，大都通过次要人物的旁白来介绍情节背景。
此外，该片引入了纪录片式的采访模式，在一些关键情节中，直接穿插对当事人的采访，通过该事件当事人自己的叙述，表现影片情节的起伏。如影片前段，白朗、罗烽夫妇直接面对镜头，从见证者的角度，讲述萧红如何在哈尔滨的一场洪水中逃离东兴顺旅馆，仿佛纪录片中的采访。这种间离的形式新颖、独特，在大荧幕电影中非常罕见。
二、诗意效果运用：“朗诵式”旁白演绎
“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大倭瓜……”影片开始，观众就在萧红朗诵的这一旁白中进入了情节。这段朗诵配以表现少年萧红在后院玩耍的画面，充满诗意，写意十足。这种以萧红作品为旁白的演绎方式，在本片中贯穿始终，先后出现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多部作品的朗诵片段，让观众仿佛在阅读中慢慢感受情节的发展。
除了朗诵萧红的作品作为旁白，影片中还通过将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有声化，表现萧红内心的细腻情感，如：“军先生，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去的是神保町。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从这些旁白中，观众能够感受到萧红在日本生活的点滴感受，体会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中的心境和心态。特别是在书信中出现了影片的点题之笔：“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更加传神地表现了此时萧红的复杂心理活动。
这种“朗诵式”的旁白演绎，让电影的整体风格更具文学性、艺术性。萧红作品的语言本来就优美、细腻、富于诗意，将其通过旁白的方式表现在电影中，使其有声化，更是将这些优美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艺术风格。
三、尽量尊重历史：“讨论式”情节设置
对于萧红生平的记载，由于缺乏正史的权威记录，只能散见于诸多作家的作品和回忆录中。又因为年久尘封、记忆忘却，很多关键点和细节在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差异，这就无法完整还原当时的情景。电影《黄金时代》为了尽量尊重历史，尊重人物，创造性地对情节进行了巧妙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文献记载相出入而造成的遗憾。
比如，当众人逃难到西安期间，萧红和萧军在分手后重逢，发生了一系列矛盾，此后便“永远地分开了”。而关于萧红和萧军分手的原因，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记载，且互相之间出入较大。为了更好地展现这段历史，影片根据当事三人的事后回忆，专门拍摄了三种不同的片段，详细叙述两人的分手的原因，分别冠以“晚年萧军回忆”、“晚年端木回忆”和影片中展现出的情节，并拍摄了晚年萧军坐在书桌前著书写作的画面穿插其中。这样一来，观众在“情况讨论式”的不同情节设置中，看到了三人的不同回忆。这样的处理方式和拍摄效果，体现出导演和编剧的考究与细致。
综上所述，作为一部“文艺实验电影”，《黄金时代》采用了一反常态的电影叙述方式，并穿插着“朗诵式”的旁白演绎手法和“讨论式”的情节以尽可能尊重历史，在中国文艺电影领域大胆地迈出了重要一步。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处理、史实探究、场景设置，都能看出剧组和主创人员对于电影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
可以说，这是一部挑选受众的影片，只有真正懂得文学史且具备初步鉴赏能力的观众才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与精彩。而它的出现，无疑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风格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