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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一直是近年来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也是涉及亿万农民的重大民生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很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影响了社会公平。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要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王健林、钱克明、李成贵、吴焰出席，就如何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将进城务工农民转变为市民
蔡继明：根据官方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7.5%。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是在50%以上。大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被城市化了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左右，也就是“被统计”在城市化数据里面。如果把这部分除外的话，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真实的水平恐怕也只有35%左右。
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首先要特别着力解决已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民工的进城问题。那些已经务工多年，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应该把他们的家属也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才能使我们城市化真实的水平达到45%。
“城镇化”重在提高质量
王健林：中国城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成绩是非常大的，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空间布局上混乱无序的，乱建、乱盖，规划落后等等。二是内容，文化、配套设施、体育设施不够，注重修道路、修房子；三是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农民工的问题。
下一步除了在“十二五”每年提高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以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水平提高。
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
李成贵：我们国家工业化的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的城镇化还是比较滞后的，我们城市化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们在发挥大城市吸纳人口这个功能的同时，应该更多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应该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吸纳农民的一个主战场，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通过产业集聚来吸纳人口，如果一个小城镇产业集聚了，同时公共服务也完善了，还是有吸引力的。
“农民上楼”要自愿
蔡继明：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必然涉及到土地空间的扩展。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城市化空间扩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里到处都在大拆大建。农民进城或者留乡应该是自愿的，至于在农村的农民是愿意上楼，还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也应该照顾他自己的意愿。另外，要看农民上了楼，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不是改变了，如果上楼以后对他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上楼以后，楼房建设的成本和上楼之后的各种费用，包括水、电，都会增加。因此，对农民上楼我们还是应该慎重一些。
农民进城住房应靠保障房
王健林：城市化进程当中，官方的数据显示，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有1.7亿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现阶段，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有能力解决让刚进城的农民工就买得起房子的问题。无论房价再怎么降，恐怕也难降到农民工进城能买得起的地步。政府现在应该抓保障房，保障房目前阶段还是以户籍为主，真正惠及到农民工还是以后几年的事情。民工进城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租，而且这次保障房提的一个新口号是，“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房建设”。
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红利
蔡继明：能不能允许农民自主推进城市化？为什么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一定要把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呢？能不能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他进入市场，和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因而也让农民在土地使用权、集体所有制这个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让他们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这也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我们应该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警惕农地“占补平衡”中的新问题
钱克明：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很多土地被占了，我们现在要求占补平衡，占补平衡当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原来很多粮田被占了，盖上楼房了，但是补偿的土地都是一些产量很低，一些不太适合耕种的边际土地。还有一方面，很多大公司去承包地，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非农化或者非粮化的现象。占这个地以后，原来是耕地，它不用来进行农业生产，即使进行农业生产，原来可能是种粮食的，现在可能种花卉，搞旅游业。长期这样下去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影响。
完善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
吴焰：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一大批农民土地被征迁，相应的保障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农民的土地被征迁之后，政府一定要在土地征迁补偿费当中拿出一块，开发商在土地收益当中拿出一块，农民在土地征迁补偿费中拿出一块，共同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但是要告诉农民，现在你不能花，要给农民经营、管理起来，在50岁、60岁之后，定期给农民发放养老保险。在90年代的大开发热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以为把挣钱补偿费付给农民就万事大吉，结果农民把征迁补偿费无序花掉了，过些年又来找你，因为我没有土地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户籍仍严重制约城市化发展
蔡继明：本来这些年很多地方户籍问题逐步淡化了，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地方为了治堵，限制外地人买车，为了控制房价，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下凸显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当中，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还是户口问题。户口背后隐藏着很多含金量，这里面有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保障粮食安全要有激励机制
蔡继明：中央政府强调粮食安全和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义务来保护粮食安全形成了一个矛盾，地方政府只要有可能会千方百计地把耕地变成非农业用地。至于农民，过去我们都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种地不能给他带来一个像样的生活水平时，农民对保护耕地也没有积极性，你如果给他有诱惑性的补偿，他也愿意把耕地转移出去。
保护粮食安全，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应该由社会来承担，不能够“既让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凡是种粮的农民就吃亏”，凡是种粮的省、市、县都是穷省、穷市、穷县，这样就是激励机制不相容。一定要让它有一个激励机制，从对粮食的政策上、价格上、对粮食的补贴上，要让农民种粮达到和他进城务工、放弃土地、从事他业大体相当的收入，这时候让农民种粮，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他的积极性就高了，这时候粮食安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受访代表委员
蔡继明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健林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克明
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
李成贵
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吴 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要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王健林、钱克明、李成贵、吴焰出席，就如何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将进城务工农民转变为市民
蔡继明：根据官方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7.5%。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是在50%以上。大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被城市化了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左右，也就是“被统计”在城市化数据里面。如果把这部分除外的话，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真实的水平恐怕也只有35%左右。
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首先要特别着力解决已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民工的进城问题。那些已经务工多年，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应该把他们的家属也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才能使我们城市化真实的水平达到45%。
“城镇化”重在提高质量
王健林：中国城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成绩是非常大的，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空间布局上混乱无序的，乱建、乱盖，规划落后等等。二是内容，文化、配套设施、体育设施不够，注重修道路、修房子；三是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农民工的问题。
下一步除了在“十二五”每年提高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以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水平提高。
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
李成贵：我们国家工业化的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的城镇化还是比较滞后的，我们城市化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们在发挥大城市吸纳人口这个功能的同时，应该更多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应该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吸纳农民的一个主战场，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通过产业集聚来吸纳人口，如果一个小城镇产业集聚了，同时公共服务也完善了，还是有吸引力的。
“农民上楼”要自愿
蔡继明：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必然涉及到土地空间的扩展。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城市化空间扩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里到处都在大拆大建。农民进城或者留乡应该是自愿的，至于在农村的农民是愿意上楼，还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也应该照顾他自己的意愿。另外，要看农民上了楼，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不是改变了，如果上楼以后对他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上楼以后，楼房建设的成本和上楼之后的各种费用，包括水、电，都会增加。因此，对农民上楼我们还是应该慎重一些。
农民进城住房应靠保障房
王健林：城市化进程当中，官方的数据显示，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有1.7亿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现阶段，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有能力解决让刚进城的农民工就买得起房子的问题。无论房价再怎么降，恐怕也难降到农民工进城能买得起的地步。政府现在应该抓保障房，保障房目前阶段还是以户籍为主，真正惠及到农民工还是以后几年的事情。民工进城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租，而且这次保障房提的一个新口号是，“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房建设”。
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红利
蔡继明：能不能允许农民自主推进城市化？为什么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一定要把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呢？能不能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他进入市场，和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因而也让农民在土地使用权、集体所有制这个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让他们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这也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我们应该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警惕农地“占补平衡”中的新问题
钱克明：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很多土地被占了，我们现在要求占补平衡，占补平衡当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原来很多粮田被占了，盖上楼房了，但是补偿的土地都是一些产量很低，一些不太适合耕种的边际土地。还有一方面，很多大公司去承包地，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非农化或者非粮化的现象。占这个地以后，原来是耕地，它不用来进行农业生产，即使进行农业生产，原来可能是种粮食的，现在可能种花卉，搞旅游业。长期这样下去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影响。
完善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
吴焰：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一大批农民土地被征迁，相应的保障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农民的土地被征迁之后，政府一定要在土地征迁补偿费当中拿出一块，开发商在土地收益当中拿出一块，农民在土地征迁补偿费中拿出一块，共同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但是要告诉农民，现在你不能花，要给农民经营、管理起来，在50岁、60岁之后，定期给农民发放养老保险。在90年代的大开发热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以为把挣钱补偿费付给农民就万事大吉，结果农民把征迁补偿费无序花掉了，过些年又来找你，因为我没有土地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户籍仍严重制约城市化发展
蔡继明：本来这些年很多地方户籍问题逐步淡化了，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地方为了治堵，限制外地人买车，为了控制房价，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下凸显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当中，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还是户口问题。户口背后隐藏着很多含金量，这里面有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保障粮食安全要有激励机制
蔡继明：中央政府强调粮食安全和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义务来保护粮食安全形成了一个矛盾，地方政府只要有可能会千方百计地把耕地变成非农业用地。至于农民，过去我们都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种地不能给他带来一个像样的生活水平时，农民对保护耕地也没有积极性，你如果给他有诱惑性的补偿，他也愿意把耕地转移出去。
保护粮食安全，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应该由社会来承担，不能够“既让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凡是种粮的农民就吃亏”，凡是种粮的省、市、县都是穷省、穷市、穷县，这样就是激励机制不相容。一定要让它有一个激励机制，从对粮食的政策上、价格上、对粮食的补贴上，要让农民种粮达到和他进城务工、放弃土地、从事他业大体相当的收入，这时候让农民种粮，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他的积极性就高了，这时候粮食安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受访代表委员
蔡继明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健林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克明
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
李成贵
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吴 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