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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上的学院文人中，大家除了自己专攻的术业外，在文学创作上也各有专长，而研究莎士比亚和唯美主义的谈瀛洲虽然写话剧、写小说，却以散文著名。我想，这大概与他之前曾出版过《诗意的微醺》（1999）、《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2005）、《语言本源的守卫者》（2011）等随笔集有关。与其同在复旦任教的老友郜元宝曾以“不一样的上海文风”为题评价其《语言本源的守卫者》所收散文“文风”的卓尔不群，“谈氏之风，稳健，雅洁，清朗，放眼当代，实罕俦侣”。郜元宝：《不一样的上海文风》，《深圳特区报》2012年3月23日。而他收入《语言本源的守卫者》之中的散文虽所谈大都是文学问题，但却常常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如在《被高估的昆德拉》一文中，谈瀛洲指出昆德拉并非一个“特别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他的“批判力”强于“创造力”，所以他喜欢在作品里大段议论自己对小说的看法，这难免让人“感觉乏味”。但他对昆德拉的批评并不止于此，接着他又谈到由昆德拉受热捧现象所引发的一些思考。而转眼十多年过去，谈瀛洲对昆德拉被奉为“教主”现象的批评，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当然，他对红极一时的华文作家同样毫不客气，如他在《替李欧梵先生改书名》中批评李欧梵的《狐狸洞诗话》“思维混乱”等。由此可见他的文学批评随笔的犀利与明快。
但就在朋友们以为谈瀛洲会以自己独特的文风成为别具一格的批评家时，近年来，他却笔锋一转，陆续写了不少莳花弄草的散文，结集为《人间花事：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散文》（漓江出版社，2018）出版。而且，谈瀛洲的这本“植物散文”却并非是叶公好龙之作，也非坐而论道的玄想，因为不管是翩若惊鸿的昙花、“照眼明”的石榴花，还是随处可见的牵牛花，以及在晚饭时送来阵阵沁人香气的夜饭花等，他都曾亲手种植过，所以，作为真实的园丁的他在谈到这部书时就恳切地说，自己的这本“花事”对热爱园艺的“花痴”们，也有着一定的实用价值。
谈瀛洲在这本书中谈到自己童年时经常翻阅过的民国园艺大家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花经》时曾说：“古人的种花书，文字常常有雷同的，原因是它们常常由作者抄撮各书而来，并非出自他们个人的种植经验。《花经》则不同，书里所说的种植方法，都经过作者的亲身实践，甚至所说的花木品种，也经由作者栽植或目睹，而不是出自传说与想象。”谈瀛洲：《花经》，《人间花事》，第27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我觉得，他这几句对《花经》的评价，用在自己的《人间花事》上，也不为过。不过，他的这本《人间花事》，却又并非如《花经》一般，纯在园艺一途，更多的还是在意“人间”的生活，所以，这也使得他的这部随笔集比《花经》拥有更多的文学魅力。
一、“人间”的“花事”
谈瀛洲的《人间花事》中虽然写了大大小小几十种花卉，但这些“花事”无一不是与其几十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经历有关。在他的笔下，这些或艳丽或迷人的花朵既是一朵朵永不枯萎的散发着唯美气息的文学之花，又是一朵朵带着阳光和雨露的生活之花，因此，这些花朵始终在他这座纸上的花园里散发着浓烈的“人间”烟火气。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里曾说，与中国传统的散文相比，现代散文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他指出“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特征之一”。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9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而谈瀛洲的《人间花事》所流露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郁达夫所称赞现代散文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他也正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花朵的精心描绘，试图呈现出养花人的“人性”及其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性”的。他坦诚地说，“写这些植物散文，对我来说也是追忆似水年华，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史”。谈瀛洲：《人间花事》后记，第32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可是每一代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和上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谈瀛洲虽然说自己写的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史”，可同时也借此写出了其长辈的历史，由此折射出了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变迁。只不过，他并不是通过宏大的叙事來描述这一变迁的，而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这一代代爱花人同时也是养花人的细碎的生活反映出来的。
所以，他在散文中总是以花喻人，又以人拟花，让两者相互阐发。在《珊瑚》中，他看到的是年老的“阿爹”（祖父）在珊瑚花前忙碌的身影。其实阿爹是个自强不息的人，他年轻时努力学习英文，不管是30年代在盐务局任英文文员，还是在抗战晚期任职战事生产局，以及1949年后任职玻璃厂的会计等职，他工作一向兢兢业业。而且，他一直心怀梦想，即使到了40岁还想去美国留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学者，后来虽然因为承诺送他到美国留学的人突然去世而梦想破灭，但他依然好学不倦，直到70高龄还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阿爹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喜爱的珊瑚却依然在怒放。因为，“有时，人们会为了纪念一个人而种一种花;对我家人来说，这种珊瑚就是这样”。谈瀛洲：《珊瑚》，《人间花事》，第4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在《红色的茑萝》中，谈瀛洲写到爱养这种花的舅婆婆，舅婆婆1937年因日本人进攻南市，搬进他阿婆家的三楼的亭子间，一住就是几十年。但谈瀛洲并未多写舅婆婆的经历，只是用她喜欢种普通的五角星花来反映她的内心：“舅婆婆是一位普通的爱花人。她种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花，比如凤仙花和夜饭花，都是些小市民会种的植物。她不像新公公那样，会讲究品种，会搭配盆器，会给盆景拗造型等，但她有那种普通人对植物朴素的爱。”谈瀛洲：《红色的茑萝》，《人间花事》，第3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这个“生活史”，既有上一代人所经过的坎坷，又有谈瀛洲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变迁。《朱顶红》等篇里作者描述了随父母在贵州大山深处军工基地里的生活，那里有艰苦的环境，但并不缺少美丽的花朵和爱花的人。而在《仙客来》里，他谈到在70年代时自己经常到南京西路的一家花鸟商店看花，可是花的品种却很少，这让他忍不住感慨，“在那个贫乏的时代，即便是花的品种也是贫乏”。谈瀛洲：《仙客来》，《人间花事》，第30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其实，在那个贫瘠的时代，贫乏的又何止是花的品种？ 在《石榴》里，谈瀛洲谈到热爱养花的“新公公”（舅公）有个奇怪的习惯，就像他曾把最喜欢的石榴送给自己一样，他很喜欢把自己耗费时日和精力悉心栽培的花慷慨地送给朋友。多年之后，谈瀛洲才意识到他这么做的原因，“现在想，这当然主要是出于他慷慨的天性，也是因为在跟别人的分享中，他得到了更大的快乐吧”。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30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谈瀛洲的写作，就是让那些不为人知的花花草草，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自己的人生中开出花来的人，就像自己的祖父、舅婆婆、新公公等人一样，在自己的笔下开出花来。
二、“文明批评家”
谈瀛洲的这些纵谈“花事”的散文，像之前他写的那些谈文论艺的散文一样，既有对中西花事的对比，又有对中西文化的批评。这使得我在读谈瀛洲的散文时，总感觉是在读现代文学大家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因为谈瀛洲的散文与他们一样，都具有博学多识和纵贯中西的特点。
在谈到现代的散文时，周作人曾经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作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 ④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5、7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按照周作人的这个说法，谈瀛洲之前写的那些“论文”大多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而现在这部《人间花事》，则为“记述的，是艺术性的”，也即“美文”。并且，周作人认为，“美文”有着非常独到的地方，因为“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④谈瀛洲的这些“花事”散文几乎篇篇都“集合”了“叙事”“说理”和“抒情”的“分子”，而且无不诚实地袒露着自己的“性情”，让我觉得他也颇有占据了当下散文的“潮头”之感。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认为这种“美文”似乎在讲“英语的国民里最为发达”。鲁迅更是认为，“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这让人对谈瀛洲的散文为何能够独具一格又多了一解，因为谈瀛洲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之后读硕士，研究唯美主义，读博士又研究莎士比亚，现在又是英文系的教授，终日与英文打交道，或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写作“美文”的优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是个多少“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这个特点不仅在他之前的那些散文中可以看到，在《人间花事》中更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情怀。在《山茶花》中，他讲起小时候曾看到一株“正在开花的粉红复瓣山茶”，而“从那时起，茶花美丽的风姿，就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过，虽然他一直对茶花情有独钟，但遗憾的是，他却始终无缘再与自己记忆中的这朵美丽的山茶花相遇，终于有一天，他再次与这棵梦想之花不期而遇了。
而谈瀛洲对山茶花的美丽名字的失落的叹息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国园艺业的不尽如人意的惋惜，其中所蕴含的对中国文明在近代的衰落的批评，不禁让人想起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在这篇散文中，周作人谈到北京作为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都，可却没有“包含历史的精练的或颓废的点心”，因此他也忍不住对近代中国生活的“极端地干燥粗鄙”进行了批评。
当然，谈瀛洲除了“文明批评家”的一面，更多的是通过花在中西文化中不同的象征的对比来透析出其背后文化的意蕴。这其中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在《石榴》中，谈瀛洲谈到汉代由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这种植物时，就对原产于波斯的石榴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做出了探求。因为石榴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子之意，在西方也有着类似的意思。中国人以石榴作为多子的象征是由于石榴多籽之故，为此谈瀛洲特地引用《北史·魏收传》的故事来予以说明：
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
也就是说，齐文宣帝高洋为他心爱的侄子高延宗娶了李祖收的女儿为王妃，后来高洋去李祖收家饮宴，王妃的母亲宋氏给高洋献上了两颗石榴。高洋与他的左右不解其意，于是太子的老师魏收就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宋氏希望高延宗子孙众多的意思。
谈瀛洲谈至此处，又联想起了石榴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其“被用来解释植物在冬天凋零，而又在春天复苏的生命周期”的原因：
罗马神话中的普罗塞尔皮纳（Proserpine），是统治诸神的朱庇特（Jupiter）与司谷物与丰产之女神刻瑞斯（Ceres）生下的美丽女儿。她被冥王普路托（Pluto）看见之后，就被劫至地下，强娶为后。失去女儿的刻瑞斯十分伤心，就拒绝让植物生长结实，除非冥王释放她的女儿。
朱庇特不能让万物灭绝，于是命令冥王释放普罗塞尔皮纳。但是，冥王已诱骗她吃了几颗地狱中的石榴籽，而根据地狱与天界的约定，任何人只要吃了地狱里的任何食物，就只能留在地下。双方最后達成了妥协，即普罗塞尔皮纳每年只有半年能回到人间，这时万物复苏，植物欣欣向荣，并结出丰盛果实，然后她就必须回到地下，这时植物又重归凋零，只能等待她重返人间。
我猜，石榴之所以会进入这个神话，也跟它的多籽有关吧。多籽就跟丰产，也就跟刻瑞斯和她的女儿扯上了关系。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2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谈瀛洲就从这样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中，让人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之处。当然，他也由花朵在中西文化中不同的象征看到了不同的含义。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玫瑰了，因为玫瑰虽然在西方是爱情和美的象征，但在中国却被当成一般的花，根本没有这样美好的含义，所以，谈瀛洲在《玫瑰》一文中，试着探求其后的原因。他认为玫瑰之所以地位远不如兰花、梅花和牡丹这么高，大概是因为它的“实用”，因为玫瑰可以泡茶、做酱、制酒，这无形中使得它变“俗气”了。 高雅的文震亨则在《长物志》中写道，“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为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带”。连它的香气、花色，都被认为有些俗气;多刺的枝条，更被认为在外形上不雅观了。
可是，在西方，玫瑰却在人们心中开出璀璨的花朵。研究莎士比亚的谈瀛洲信手拈来，随口就谈到了玫瑰之美对于莎士比亚的重要性：
莎士比亚（1564—1616）在他约作于1593—1594年间的《十四行诗集》中，就多次提及玫瑰。在这个由154首诗组成的十四行诗系列里，他在第一首中就写道：最美众生物，吾人欲其蕃;美丽之玫瑰，由此永不败。（From fairest creatures we desire increase，That thereby beauty’s rose might never die.我试验下把莎士比亚一行十个音节的诗，拆成中文的两句五言诗来译） ②③ 谈瀛洲：《玫瑰》，《人间花事》，第30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玫瑰，莎士比亚是否还能有那么多的灵感，又是否能写出这首如玫瑰般的永不凋零的诗来。可玫瑰实际给人带来不仅仅是美，还有痛苦的爱情，谈瀛洲研究唯美主义，而爱更是唯美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主题，他特地引用王尔德的童话来谈玫瑰之于爱情的珍贵：
王尔德在他那篇著名的童话《夜莺与玫瑰》里，写了夜莺把它的胸脯抵在一根玫瑰的尖刺上，用它的心血，才造出了一朵鲜红的玫瑰。
在刺尖碰到夜莺的心脏的时候，她“唱到了因死亡而变得更完美的爱，唱到了在坟墓中也不会死去的爱”，就像是杜丽娘的爱，就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②
当然，作为“文明批评家”的谈瀛洲，是不会止于对这个由玫瑰引起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感慨的，他随即以笔为枪，对文艺家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批评：
夜莺也是现代社会中艺术家的象征，玫瑰则是他耗尽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但他的作品却为只看重金钱价值的市侩社会所轻贱，以致伟大的，原创性的艺术家，常常穷困潦倒而死，比如梵·高，比如埃德加·爱伦·坡，还有王尔德自己。③
这也许是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永远的命运，显然，这样的艺术家也不仅仅国外才有，所以，谈瀛洲才会宕开一笔，对此进行了“文明”的批评。
三、“散文上的幽默味”
谈瀛洲对散文的“文风”很重视，他在《75岁的〈纽约客〉》中曾谈到《纽约客》这本美国文艺界的老牌杂志几十年来倡导一种“精确简练”的“文风”，对作家文章中的“下流字眼”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如“杂种”这样的词都得删除，以追求一种文字的“清洁度”，当然这也是《纽约客》为人称道的原因。但谈瀛洲却慧眼独具，认为《纽约客》所追求的这种“文风”固然不错，但编辑的过分“雕琢”，却会对作者的创造力造成“遏制”，《纽约客》“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于创造力的自然喷发，总是有一些出格的东西”。谈瀛洲：《75岁的〈纽约客〉》，《语言本源的守卫者》，第22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而谈瀛洲在自己写散文时，自然更是格外注重“文风”的营造。我在前文曾提到郜元宝对谈瀛洲散文风格的赞誉，他认为和上海的其他作家相比，谈瀛洲有着“不一样的上海文风”，如语言“稳健，雅洁，清朗”，以及“于论事必有所据，阐理必探其本，不做无根游谈”等。郜元宝：《不一样的上海文风》，《深圳特区报》2012年3月23日。而谈瀛洲的老师陆谷孙先生也曾对这位高徒的散文集《诗意的微醺》的“文风”进行了点评，“文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外兼顾，土洋结合，学术与文化并重，理性和感受交融”。陆谷孙：《〈诗意的微醺〉序》，谈瀛洲：《诗意的微醺》，第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这当然是谈瀛洲散文“文风”的过人之处，但在我看来，除了元宝和陆先生提到的这几点外，谈瀛洲的“不一样的上海文风”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其散文中不时散发出的幽默感。而在《人间花事》中，谈瀛洲更是将自己这种幽默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郁达夫认为，“散文上的幽默味”是很重要的，“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0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而且，他还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幽默既与“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枯燥”故人民希望在散文中“轻便的发泄”有关，又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谈瀛洲散文中的幽默也应该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不过他的幽默并不是来自耍贫嘴或讲俏皮话，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与文化意蕴，让人粲然一笑之后，又启人以思。在《丝瓜》里，他讲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丝瓜开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雄花开得多而雌花却开得很少，触景生情之后，他不禁感慨万千：
丝瓜上，雄花就是这样成窜地开，而雌花却是珍而重之地难得开一朵。在自然界中，雄性就是这样被恣意挥霍的东西吗？身为雄性，我不禁要为雄花鸣不平了。要说有歧视的话，自然其实是歧视雄性的。谈瀛洲：《丝瓜》，《人间花事》，第12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而“身为雄性”的谈瀛洲“感同身受”为丝瓜的雄花“鸣不平”的同时，也不由得让人想起社会生活中女性更容易被歧视的现实，这也使人尤其是“雄性”读者有必要省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的行为，否则若他日不幸沦为自然界的丝瓜，将很难免于被歧视的命运。而在谈瀛洲的幽默中，当然也有着因中西文化的差异而生发的。在《桂花》一文中，他谈到桂花“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的一种树木”，金秋时节桂花的香气也和月饼的味道，还有家人的团圆结合在一起，而月亮本身的盈亏圆缺也象征了生生死死的循环。写到此际，他笔锋陡然一转，对中国人为何会喜欢桂树又为何将其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做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釋，即将桂树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以西释中颇有点“中体西用”的味道，乍看之下有点突兀，可仔细思之，却也觉得庶几合情合理。而谈瀛洲在这篇文章里的幽默并没有到此为止，由此他又联想起后唐冯贽的《南部烟花记》里讲的一则相关的故事。据说陈后主曾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门如圆月，庭中植桂树一株，“陈主为张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罘罳。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株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在引完这段古雅的文字后，谈瀛洲顺势来了一句：“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cosplay呢？”谈瀛洲：《玫瑰》，《人间花事》，第25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这一句追问足以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人不禁再次感慨周作人所说的现代散文之妙就在于融合古今，既有古典的气息，又有新鲜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一种中国文学独有的“风致”，“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而从谈瀛洲散文的幽默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幽默的性情。他在《芍药》里曾讲述自己因为一株名为“杨妃出浴”的芍药迟迟不开，于是拿出大杀器：
我有点着急起来，便使出了轻易不使的“灌迷魂汤”大法，拿出一点瓶里剩的玫瑰酒，兑了水给它浇了下去。是不是这葡萄酒的效果我可不清楚，反正过了一两天这“杨妃出浴”就开了（也许这回该叫“贵妃醉酒”？），隆起呈球状的白色大花，还带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谈瀛洲：《桂花》，《人间花事》，第2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显然，这样的幽默来既来自文字与文化，可也来自谈瀛洲天性中的幽默分子。因为这样的幽默对他而言并非偶然，在《仙客来》中，他谈到种花人对花的“新奇的品种”的追求和迷恋的原因：
新奇的品种，带给种花人的乐趣真是不可言喻。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喜欢这有一点点褶皱的花边呢？我的回答是：种花的都要讲究个品种。品种跟品种之间的区别，不就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美女呢？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不就是眼睛大了点，鼻子挺了一点吗？谈瀛洲：《仙客来》，《人间花事》，第30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谈瀛洲由花至人所做的引申在令人解颐之余，也让人明了了种花人对花的新奇品种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人们对新奇的美的追求。这也许就是谈瀛洲欣赏的在拈花一笑中悟道的境界吧。
四、“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谈瀛洲对于花的热爱，当然也与花这种植物自身的品质有关，他不止一次在《人间花事》中流露出对花的那种不可遏抑的热爱之情。对于那些本来就爱花的人，会因为他的热情而共鸣，而对于那些不曾爱过花的人，也会感动于他的热情，在爱屋及乌之余，也会油然而生对于花的情感。因为在他的眼中，花是美的象征，而在他心中，花又有着“无用之用”，也因此更增添了自身的不可言喻的美。
他在《人间花事》的开篇之作《夏日的扶桑》里，先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佛典指出花所蕴含的形而上的意义：
但我觉得这故事另有深意。因为世尊为什么拈的是花，而不是一片叶子，或是一根枝条，甚至是一块瓦砾呢？世尊是否是在暗示，生命虽然短暂，却有其美丽与灿烂的瞬间呢？这种美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它毕竟存在过啊。 ③ 谈瀛洲：《夏日的扶桑》，《人间花事》，第2、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而在谈瀛洲眼里，这也正是花的美丽之所在，但是它的美之所以不可替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美。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夏日的阳台上，我的一盆橙色复瓣扶桑正在开放。这株原本来自热带的植物只有三四十厘米高，却每天要开出五六朵牡丹大小的复瓣大花，一朵花只开一天，第二天又开新的。这是对自身能量何等的挥霍！
但这样的挥霍只是為了美。它开过的花第二天就萎缩，第三四天就枯干、掉落，根本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只有那些“低级”的花，也就是小花、单瓣花，开花才主要是为了结籽结实。而这样的花，通常都会受到种花者的轻视。③
这也是谈瀛洲谈到的玫瑰在中国受人轻视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可以让人食用，让人有“实用的目的”。他欣赏的真正的花就是如扶桑花一样的花，它的花朵盛开的目的就是“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因此，他坦承自己在种花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因为他“只爱那些为了开花而开花的花”。而且他对于这种“无用”之物的赞美，也不仅仅停留在对于鲜花的欣赏上，在《干花》中，他在整理一个旧书橱时，看到了自己曾用过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掉出过去夹在里面的东西和几片干花，还有一张大前门香烟壳里的锡纸，他不无深意地写到：
这层锡纸有些地方是用浆糊跟外面那层包装纸粘着的，要尽量小心地把它撕下来不要弄破，然后刮平。直接刮会把它刮破，要把它夹在练习本的两张纸之间，然后用指甲隔着一层纸把它刮平。刮好的锡纸平平整整，闪闪发亮，用手指拿着它抖抖还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有什么用呢？也没什么用，就是欣赏这一层闪亮的纯金属，看着高兴罢了。谈瀛洲：《干花》，《人间花事》，第28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表面上看，谈瀛洲对花以及锡纸的这种爱似乎有类似于康德的美是没有功利性的说法。因为康德强调人的审美关注是事物的“形式”，而非其可能给人提供的实用的可能性，所以他也把花作为美的象征：“花，自由的素描，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着的，被人称作簇叶饰的纹线，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依据任何一定的概念，但却令人愉快满意。”〔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第44页，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因为花虽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却又合乎人的审美的目的性，所以，人们才会在欣赏它时感到愉快。这和谈瀛洲所说的听听锡纸的响声，看看它“闪亮的纯金属”的质地时感到“高兴”是一样的。可我觉得，这里还有着他对于与花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太阳的赞美，他在《石榴》里，就以热烈的笔墨，赞美了太阳：
太阳把自己的热量慷慨地施与地上的万物，从来不求回报。也许因为热爱太阳，石榴也带上了那种热烈奔放，慷慨挥洒的性格吧。它凝聚了太阳的热力，汲取了土地的精华，发而为美花，凝而为美食，并成为丰饶多产的象征！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2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这种太阳对于万物的不求回报的赠予，也让人想起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赠予的道德”中对金子的讴歌，“最高的道德是不寻常的，没有实用性的，它闪闪发光，而它的光辉是柔和的：赠予的道德就是最高的道德”。〔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81页，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当然，在谈瀛洲看来，这种美德不仅属于太阳，由于它把光辉无偿地赠予百花，也让花具有了其美好的品德，同时使得花也像太阳一样，可以把自己的美无偿地赠予人类。 所以，谈瀛洲才因此愿意与花为友。一方面，他觉得花因人而显;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也会因花而澄明。他在《昙花不在我心外》中，引王阳明《传习录》中的“岩中花树”的故事来说明花离不开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⑤ 谈瀛洲：《昙花不在我心外》，《人间花事》，第91、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所以，人们种花赏花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付出，它还是人与花之间的一种精神的交流，而花语如人语，同样也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昙花一现”素来给人一种美的极致的感觉，但谈瀛洲在《昙花不在我心外》中，不仅看到它带给人间的惊人的美，同时也看到其所蕴含的浓烈的悲剧意识。他在文中谈到自己五六岁时第一次观看昙花开放时的难忘情景，在那个匮乏的时代，人们因为能够看到昙花盛开之美而激动，那种热烈的气氛给童年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昙花大概还很稀罕，所以花圃里的一株昙花要开了，花匠就把它放到食堂里供大家观赏。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昙花，大概只有五六岁。记得那天从傍晚开始，食堂里就人头攒动，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昼，气氛如同过节。到了九点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片惊叹声中，昙花开始开放了——它的花瓣在微微的颤动中慢慢张开，在我童年的想象中，甚至可以听见轻微的“咔咔”声……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谈瀛洲从童年记忆中在节日气氛里怒放的“昙花一现”中，却看到了在这热烈短暂的“一现”的昙花所蕴含的更为深邃的悲剧之美。
昙花的花朵之所以动人，甚至令人伤感，可能就是因为它生命的短促与美丽吧，如同人生。它把生与死的戏剧，缩短在那么短短的三四个小时中，而且用它的美与硕大，更增强了这出戏的戏剧性。就像一出悲剧，把一位英雄的毁灭过程，由几年，几十年，缩短为舞台上的两个小时一样。⑤
所以，谈瀛洲很珍惜自己与昙花相伴的时间，当他亲手种植的昙花在一个秋夜开放时，他不仅为自己心爱的花朵拍了很多写真，还在阳台上与其同坐，边喝葡萄酒边静静地欣赏这昙花的惊世之美，从其九点多开放，直到深夜一点凋谢，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不为人知却又是壮观的“悲剧”现场，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舍不得它开放的每一分鐘”。
当然，谈瀛洲与花相伴得到的还不仅仅是由“昙花一现”所带来的强烈的悲剧之美，尽管这悲剧之美给他带来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让他得到“净化”和“升华”，可“不一样”的鲜花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感，昙花给人带来的是悲剧美，可别的花也会带给人别样的美。谈瀛洲在《芍药》里，讲到自己忙碌了一天之后，他会给自己倒上“一杯有气泡的白葡萄酒”，来到那盆名为“金带围”的芍药前，要陪这朵花坐一会儿，而就在这一刻，人与花的奇妙的交流发生了：
尽管只是坐在这些硕大的花朵的近旁，但你能够感觉得到，它的神秘影响透过空气，穿越空间，神秘地作用到你的身上。
我要跟花相处一会儿。我们跟爱人、家人、朋友，又怎样呢？也不过是跟他们相处而已。跟花儿用香气、颜色、形状，可又远不止这些东西来神秘地影响了我们一样，他们也用一种神秘的东西，影响了我们。
我们跟爱人在一起时，她的存在也发射出一种神秘的影响，就像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被朱光潜译为“情波”的那种东西一样：“每逢他凝视爱人的美，那美就发出一道极微分子的流（因此它叫做‘情波’），流注到他的灵魂里，于是他得到滋润，得到温暖，苦痛全消，觉得非常快乐。”
亲人，朋友，也只是要见。见了又怎样呢？也无非是谈笑，吃饭，相处而已。正是在这相处之中，他们的神秘影响，作用于我们的身上，抚慰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满足。①
这是谈瀛洲与花相伴的心声，我想，这也许是更多的爱花人没有说出来的心声。因为心外之花其实也是心内之花，我们呵护心外的花朵，为的是给养我们心内的生命之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谈瀛洲的这部《人间花事》所种下的那些永不凋谢的花朵，也会发射给读者神秘的“情波”，这“情波”将会永远地滋养我们的心内之花，而且，它也会给我们培植心外之花提供一个参考。
【作者简介】张生，博士，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谈瀛洲：《芍药》，《人间花事》，第2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DOI： 10. 16551 /j. cnki. 1002 - 1809. 2020. 04. 022
但就在朋友们以为谈瀛洲会以自己独特的文风成为别具一格的批评家时，近年来，他却笔锋一转，陆续写了不少莳花弄草的散文，结集为《人间花事：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散文》（漓江出版社，2018）出版。而且，谈瀛洲的这本“植物散文”却并非是叶公好龙之作，也非坐而论道的玄想，因为不管是翩若惊鸿的昙花、“照眼明”的石榴花，还是随处可见的牵牛花，以及在晚饭时送来阵阵沁人香气的夜饭花等，他都曾亲手种植过，所以，作为真实的园丁的他在谈到这部书时就恳切地说，自己的这本“花事”对热爱园艺的“花痴”们，也有着一定的实用价值。
谈瀛洲在这本书中谈到自己童年时经常翻阅过的民国园艺大家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花经》时曾说：“古人的种花书，文字常常有雷同的，原因是它们常常由作者抄撮各书而来，并非出自他们个人的种植经验。《花经》则不同，书里所说的种植方法，都经过作者的亲身实践，甚至所说的花木品种，也经由作者栽植或目睹，而不是出自传说与想象。”谈瀛洲：《花经》，《人间花事》，第27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我觉得，他这几句对《花经》的评价，用在自己的《人间花事》上，也不为过。不过，他的这本《人间花事》，却又并非如《花经》一般，纯在园艺一途，更多的还是在意“人间”的生活，所以，这也使得他的这部随笔集比《花经》拥有更多的文学魅力。
一、“人间”的“花事”
谈瀛洲的《人间花事》中虽然写了大大小小几十种花卉，但这些“花事”无一不是与其几十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经历有关。在他的笔下，这些或艳丽或迷人的花朵既是一朵朵永不枯萎的散发着唯美气息的文学之花，又是一朵朵带着阳光和雨露的生活之花，因此，这些花朵始终在他这座纸上的花园里散发着浓烈的“人间”烟火气。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里曾说，与中国传统的散文相比，现代散文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他指出“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特征之一”。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9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而谈瀛洲的《人间花事》所流露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郁达夫所称赞现代散文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他也正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花朵的精心描绘，试图呈现出养花人的“人性”及其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性”的。他坦诚地说，“写这些植物散文，对我来说也是追忆似水年华，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史”。谈瀛洲：《人间花事》后记，第32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可是每一代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和上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谈瀛洲虽然说自己写的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史”，可同时也借此写出了其长辈的历史，由此折射出了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变迁。只不过，他并不是通过宏大的叙事來描述这一变迁的，而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这一代代爱花人同时也是养花人的细碎的生活反映出来的。
所以，他在散文中总是以花喻人，又以人拟花，让两者相互阐发。在《珊瑚》中，他看到的是年老的“阿爹”（祖父）在珊瑚花前忙碌的身影。其实阿爹是个自强不息的人，他年轻时努力学习英文，不管是30年代在盐务局任英文文员，还是在抗战晚期任职战事生产局，以及1949年后任职玻璃厂的会计等职，他工作一向兢兢业业。而且，他一直心怀梦想，即使到了40岁还想去美国留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学者，后来虽然因为承诺送他到美国留学的人突然去世而梦想破灭，但他依然好学不倦，直到70高龄还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阿爹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喜爱的珊瑚却依然在怒放。因为，“有时，人们会为了纪念一个人而种一种花;对我家人来说，这种珊瑚就是这样”。谈瀛洲：《珊瑚》，《人间花事》，第4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在《红色的茑萝》中，谈瀛洲写到爱养这种花的舅婆婆，舅婆婆1937年因日本人进攻南市，搬进他阿婆家的三楼的亭子间，一住就是几十年。但谈瀛洲并未多写舅婆婆的经历，只是用她喜欢种普通的五角星花来反映她的内心：“舅婆婆是一位普通的爱花人。她种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花，比如凤仙花和夜饭花，都是些小市民会种的植物。她不像新公公那样，会讲究品种，会搭配盆器，会给盆景拗造型等，但她有那种普通人对植物朴素的爱。”谈瀛洲：《红色的茑萝》，《人间花事》，第3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这个“生活史”，既有上一代人所经过的坎坷，又有谈瀛洲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变迁。《朱顶红》等篇里作者描述了随父母在贵州大山深处军工基地里的生活，那里有艰苦的环境，但并不缺少美丽的花朵和爱花的人。而在《仙客来》里，他谈到在70年代时自己经常到南京西路的一家花鸟商店看花，可是花的品种却很少，这让他忍不住感慨，“在那个贫乏的时代，即便是花的品种也是贫乏”。谈瀛洲：《仙客来》，《人间花事》，第30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其实，在那个贫瘠的时代，贫乏的又何止是花的品种？ 在《石榴》里，谈瀛洲谈到热爱养花的“新公公”（舅公）有个奇怪的习惯，就像他曾把最喜欢的石榴送给自己一样，他很喜欢把自己耗费时日和精力悉心栽培的花慷慨地送给朋友。多年之后，谈瀛洲才意识到他这么做的原因，“现在想，这当然主要是出于他慷慨的天性，也是因为在跟别人的分享中，他得到了更大的快乐吧”。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30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而谈瀛洲的写作，就是让那些不为人知的花花草草，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自己的人生中开出花来的人，就像自己的祖父、舅婆婆、新公公等人一样，在自己的笔下开出花来。
二、“文明批评家”
谈瀛洲的这些纵谈“花事”的散文，像之前他写的那些谈文论艺的散文一样，既有对中西花事的对比，又有对中西文化的批评。这使得我在读谈瀛洲的散文时，总感觉是在读现代文学大家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因为谈瀛洲的散文与他们一样，都具有博学多识和纵贯中西的特点。
在谈到现代的散文时，周作人曾经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作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 ④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5、7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按照周作人的这个说法，谈瀛洲之前写的那些“论文”大多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而现在这部《人间花事》，则为“记述的，是艺术性的”，也即“美文”。并且，周作人认为，“美文”有着非常独到的地方，因为“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④谈瀛洲的这些“花事”散文几乎篇篇都“集合”了“叙事”“说理”和“抒情”的“分子”，而且无不诚实地袒露着自己的“性情”，让我觉得他也颇有占据了当下散文的“潮头”之感。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认为这种“美文”似乎在讲“英语的国民里最为发达”。鲁迅更是认为，“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这让人对谈瀛洲的散文为何能够独具一格又多了一解，因为谈瀛洲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之后读硕士，研究唯美主义，读博士又研究莎士比亚，现在又是英文系的教授，终日与英文打交道，或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写作“美文”的优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是个多少“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这个特点不仅在他之前的那些散文中可以看到，在《人间花事》中更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情怀。在《山茶花》中，他讲起小时候曾看到一株“正在开花的粉红复瓣山茶”，而“从那时起，茶花美丽的风姿，就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过，虽然他一直对茶花情有独钟，但遗憾的是，他却始终无缘再与自己记忆中的这朵美丽的山茶花相遇，终于有一天，他再次与这棵梦想之花不期而遇了。
而谈瀛洲对山茶花的美丽名字的失落的叹息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国园艺业的不尽如人意的惋惜，其中所蕴含的对中国文明在近代的衰落的批评，不禁让人想起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在这篇散文中，周作人谈到北京作为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都，可却没有“包含历史的精练的或颓废的点心”，因此他也忍不住对近代中国生活的“极端地干燥粗鄙”进行了批评。
当然，谈瀛洲除了“文明批评家”的一面，更多的是通过花在中西文化中不同的象征的对比来透析出其背后文化的意蕴。这其中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在《石榴》中，谈瀛洲谈到汉代由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这种植物时，就对原产于波斯的石榴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做出了探求。因为石榴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子之意，在西方也有着类似的意思。中国人以石榴作为多子的象征是由于石榴多籽之故，为此谈瀛洲特地引用《北史·魏收传》的故事来予以说明：
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
也就是说，齐文宣帝高洋为他心爱的侄子高延宗娶了李祖收的女儿为王妃，后来高洋去李祖收家饮宴，王妃的母亲宋氏给高洋献上了两颗石榴。高洋与他的左右不解其意，于是太子的老师魏收就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宋氏希望高延宗子孙众多的意思。
谈瀛洲谈至此处，又联想起了石榴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其“被用来解释植物在冬天凋零，而又在春天复苏的生命周期”的原因：
罗马神话中的普罗塞尔皮纳（Proserpine），是统治诸神的朱庇特（Jupiter）与司谷物与丰产之女神刻瑞斯（Ceres）生下的美丽女儿。她被冥王普路托（Pluto）看见之后，就被劫至地下，强娶为后。失去女儿的刻瑞斯十分伤心，就拒绝让植物生长结实，除非冥王释放她的女儿。
朱庇特不能让万物灭绝，于是命令冥王释放普罗塞尔皮纳。但是，冥王已诱骗她吃了几颗地狱中的石榴籽，而根据地狱与天界的约定，任何人只要吃了地狱里的任何食物，就只能留在地下。双方最后達成了妥协，即普罗塞尔皮纳每年只有半年能回到人间，这时万物复苏，植物欣欣向荣，并结出丰盛果实，然后她就必须回到地下，这时植物又重归凋零，只能等待她重返人间。
我猜，石榴之所以会进入这个神话，也跟它的多籽有关吧。多籽就跟丰产，也就跟刻瑞斯和她的女儿扯上了关系。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2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谈瀛洲就从这样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中，让人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之处。当然，他也由花朵在中西文化中不同的象征看到了不同的含义。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玫瑰了，因为玫瑰虽然在西方是爱情和美的象征，但在中国却被当成一般的花，根本没有这样美好的含义，所以，谈瀛洲在《玫瑰》一文中，试着探求其后的原因。他认为玫瑰之所以地位远不如兰花、梅花和牡丹这么高，大概是因为它的“实用”，因为玫瑰可以泡茶、做酱、制酒，这无形中使得它变“俗气”了。 高雅的文震亨则在《长物志》中写道，“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为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带”。连它的香气、花色，都被认为有些俗气;多刺的枝条，更被认为在外形上不雅观了。
可是，在西方，玫瑰却在人们心中开出璀璨的花朵。研究莎士比亚的谈瀛洲信手拈来，随口就谈到了玫瑰之美对于莎士比亚的重要性：
莎士比亚（1564—1616）在他约作于1593—1594年间的《十四行诗集》中，就多次提及玫瑰。在这个由154首诗组成的十四行诗系列里，他在第一首中就写道：最美众生物，吾人欲其蕃;美丽之玫瑰，由此永不败。（From fairest creatures we desire increase，That thereby beauty’s rose might never die.我试验下把莎士比亚一行十个音节的诗，拆成中文的两句五言诗来译） ②③ 谈瀛洲：《玫瑰》，《人间花事》，第30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玫瑰，莎士比亚是否还能有那么多的灵感，又是否能写出这首如玫瑰般的永不凋零的诗来。可玫瑰实际给人带来不仅仅是美，还有痛苦的爱情，谈瀛洲研究唯美主义，而爱更是唯美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主题，他特地引用王尔德的童话来谈玫瑰之于爱情的珍贵：
王尔德在他那篇著名的童话《夜莺与玫瑰》里，写了夜莺把它的胸脯抵在一根玫瑰的尖刺上，用它的心血，才造出了一朵鲜红的玫瑰。
在刺尖碰到夜莺的心脏的时候，她“唱到了因死亡而变得更完美的爱，唱到了在坟墓中也不会死去的爱”，就像是杜丽娘的爱，就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②
当然，作为“文明批评家”的谈瀛洲，是不会止于对这个由玫瑰引起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感慨的，他随即以笔为枪，对文艺家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批评：
夜莺也是现代社会中艺术家的象征，玫瑰则是他耗尽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但他的作品却为只看重金钱价值的市侩社会所轻贱，以致伟大的，原创性的艺术家，常常穷困潦倒而死，比如梵·高，比如埃德加·爱伦·坡，还有王尔德自己。③
这也许是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永远的命运，显然，这样的艺术家也不仅仅国外才有，所以，谈瀛洲才会宕开一笔，对此进行了“文明”的批评。
三、“散文上的幽默味”
谈瀛洲对散文的“文风”很重视，他在《75岁的〈纽约客〉》中曾谈到《纽约客》这本美国文艺界的老牌杂志几十年来倡导一种“精确简练”的“文风”，对作家文章中的“下流字眼”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如“杂种”这样的词都得删除，以追求一种文字的“清洁度”，当然这也是《纽约客》为人称道的原因。但谈瀛洲却慧眼独具，认为《纽约客》所追求的这种“文风”固然不错，但编辑的过分“雕琢”，却会对作者的创造力造成“遏制”，《纽约客》“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于创造力的自然喷发，总是有一些出格的东西”。谈瀛洲：《75岁的〈纽约客〉》，《语言本源的守卫者》，第22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而谈瀛洲在自己写散文时，自然更是格外注重“文风”的营造。我在前文曾提到郜元宝对谈瀛洲散文风格的赞誉，他认为和上海的其他作家相比，谈瀛洲有着“不一样的上海文风”，如语言“稳健，雅洁，清朗”，以及“于论事必有所据，阐理必探其本，不做无根游谈”等。郜元宝：《不一样的上海文风》，《深圳特区报》2012年3月23日。而谈瀛洲的老师陆谷孙先生也曾对这位高徒的散文集《诗意的微醺》的“文风”进行了点评，“文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外兼顾，土洋结合，学术与文化并重，理性和感受交融”。陆谷孙：《〈诗意的微醺〉序》，谈瀛洲：《诗意的微醺》，第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这当然是谈瀛洲散文“文风”的过人之处，但在我看来，除了元宝和陆先生提到的这几点外，谈瀛洲的“不一样的上海文风”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其散文中不时散发出的幽默感。而在《人间花事》中，谈瀛洲更是将自己这种幽默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郁达夫认为，“散文上的幽默味”是很重要的，“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0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而且，他还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幽默既与“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枯燥”故人民希望在散文中“轻便的发泄”有关，又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谈瀛洲散文中的幽默也应该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不过他的幽默并不是来自耍贫嘴或讲俏皮话，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与文化意蕴，让人粲然一笑之后，又启人以思。在《丝瓜》里，他讲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丝瓜开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雄花开得多而雌花却开得很少，触景生情之后，他不禁感慨万千：
丝瓜上，雄花就是这样成窜地开，而雌花却是珍而重之地难得开一朵。在自然界中，雄性就是这样被恣意挥霍的东西吗？身为雄性，我不禁要为雄花鸣不平了。要说有歧视的话，自然其实是歧视雄性的。谈瀛洲：《丝瓜》，《人间花事》，第12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而“身为雄性”的谈瀛洲“感同身受”为丝瓜的雄花“鸣不平”的同时，也不由得让人想起社会生活中女性更容易被歧视的现实，这也使人尤其是“雄性”读者有必要省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的行为，否则若他日不幸沦为自然界的丝瓜，将很难免于被歧视的命运。而在谈瀛洲的幽默中，当然也有着因中西文化的差异而生发的。在《桂花》一文中，他谈到桂花“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的一种树木”，金秋时节桂花的香气也和月饼的味道，还有家人的团圆结合在一起，而月亮本身的盈亏圆缺也象征了生生死死的循环。写到此际，他笔锋陡然一转，对中国人为何会喜欢桂树又为何将其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做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釋，即将桂树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以西释中颇有点“中体西用”的味道，乍看之下有点突兀，可仔细思之，却也觉得庶几合情合理。而谈瀛洲在这篇文章里的幽默并没有到此为止，由此他又联想起后唐冯贽的《南部烟花记》里讲的一则相关的故事。据说陈后主曾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门如圆月，庭中植桂树一株，“陈主为张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罘罳。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株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在引完这段古雅的文字后，谈瀛洲顺势来了一句：“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cosplay呢？”谈瀛洲：《玫瑰》，《人间花事》，第25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这一句追问足以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人不禁再次感慨周作人所说的现代散文之妙就在于融合古今，既有古典的气息，又有新鲜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一种中国文学独有的“风致”，“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而从谈瀛洲散文的幽默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幽默的性情。他在《芍药》里曾讲述自己因为一株名为“杨妃出浴”的芍药迟迟不开，于是拿出大杀器：
我有点着急起来，便使出了轻易不使的“灌迷魂汤”大法，拿出一点瓶里剩的玫瑰酒，兑了水给它浇了下去。是不是这葡萄酒的效果我可不清楚，反正过了一两天这“杨妃出浴”就开了（也许这回该叫“贵妃醉酒”？），隆起呈球状的白色大花，还带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谈瀛洲：《桂花》，《人间花事》，第2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显然，这样的幽默来既来自文字与文化，可也来自谈瀛洲天性中的幽默分子。因为这样的幽默对他而言并非偶然，在《仙客来》中，他谈到种花人对花的“新奇的品种”的追求和迷恋的原因：
新奇的品种，带给种花人的乐趣真是不可言喻。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喜欢这有一点点褶皱的花边呢？我的回答是：种花的都要讲究个品种。品种跟品种之间的区别，不就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美女呢？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不就是眼睛大了点，鼻子挺了一点吗？谈瀛洲：《仙客来》，《人间花事》，第30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谈瀛洲由花至人所做的引申在令人解颐之余，也让人明了了种花人对花的新奇品种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人们对新奇的美的追求。这也许就是谈瀛洲欣赏的在拈花一笑中悟道的境界吧。
四、“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谈瀛洲对于花的热爱，当然也与花这种植物自身的品质有关，他不止一次在《人间花事》中流露出对花的那种不可遏抑的热爱之情。对于那些本来就爱花的人，会因为他的热情而共鸣，而对于那些不曾爱过花的人，也会感动于他的热情，在爱屋及乌之余，也会油然而生对于花的情感。因为在他的眼中，花是美的象征，而在他心中，花又有着“无用之用”，也因此更增添了自身的不可言喻的美。
他在《人间花事》的开篇之作《夏日的扶桑》里，先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佛典指出花所蕴含的形而上的意义：
但我觉得这故事另有深意。因为世尊为什么拈的是花，而不是一片叶子，或是一根枝条，甚至是一块瓦砾呢？世尊是否是在暗示，生命虽然短暂，却有其美丽与灿烂的瞬间呢？这种美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它毕竟存在过啊。 ③ 谈瀛洲：《夏日的扶桑》，《人间花事》，第2、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而在谈瀛洲眼里，这也正是花的美丽之所在，但是它的美之所以不可替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美。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夏日的阳台上，我的一盆橙色复瓣扶桑正在开放。这株原本来自热带的植物只有三四十厘米高，却每天要开出五六朵牡丹大小的复瓣大花，一朵花只开一天，第二天又开新的。这是对自身能量何等的挥霍！
但这样的挥霍只是為了美。它开过的花第二天就萎缩，第三四天就枯干、掉落，根本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只有那些“低级”的花，也就是小花、单瓣花，开花才主要是为了结籽结实。而这样的花，通常都会受到种花者的轻视。③
这也是谈瀛洲谈到的玫瑰在中国受人轻视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可以让人食用，让人有“实用的目的”。他欣赏的真正的花就是如扶桑花一样的花，它的花朵盛开的目的就是“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因此，他坦承自己在种花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因为他“只爱那些为了开花而开花的花”。而且他对于这种“无用”之物的赞美，也不仅仅停留在对于鲜花的欣赏上，在《干花》中，他在整理一个旧书橱时，看到了自己曾用过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掉出过去夹在里面的东西和几片干花，还有一张大前门香烟壳里的锡纸，他不无深意地写到：
这层锡纸有些地方是用浆糊跟外面那层包装纸粘着的，要尽量小心地把它撕下来不要弄破，然后刮平。直接刮会把它刮破，要把它夹在练习本的两张纸之间，然后用指甲隔着一层纸把它刮平。刮好的锡纸平平整整，闪闪发亮，用手指拿着它抖抖还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有什么用呢？也没什么用，就是欣赏这一层闪亮的纯金属，看着高兴罢了。谈瀛洲：《干花》，《人间花事》，第28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表面上看，谈瀛洲对花以及锡纸的这种爱似乎有类似于康德的美是没有功利性的说法。因为康德强调人的审美关注是事物的“形式”，而非其可能给人提供的实用的可能性，所以他也把花作为美的象征：“花，自由的素描，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着的，被人称作簇叶饰的纹线，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依据任何一定的概念，但却令人愉快满意。”〔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第44页，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因为花虽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却又合乎人的审美的目的性，所以，人们才会在欣赏它时感到愉快。这和谈瀛洲所说的听听锡纸的响声，看看它“闪亮的纯金属”的质地时感到“高兴”是一样的。可我觉得，这里还有着他对于与花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太阳的赞美，他在《石榴》里，就以热烈的笔墨，赞美了太阳：
太阳把自己的热量慷慨地施与地上的万物，从来不求回报。也许因为热爱太阳，石榴也带上了那种热烈奔放，慷慨挥洒的性格吧。它凝聚了太阳的热力，汲取了土地的精华，发而为美花，凝而为美食，并成为丰饶多产的象征！谈瀛洲：《石榴》，《人间花事》，第2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这种太阳对于万物的不求回报的赠予，也让人想起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赠予的道德”中对金子的讴歌，“最高的道德是不寻常的，没有实用性的，它闪闪发光，而它的光辉是柔和的：赠予的道德就是最高的道德”。〔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81页，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当然，在谈瀛洲看来，这种美德不仅属于太阳，由于它把光辉无偿地赠予百花，也让花具有了其美好的品德，同时使得花也像太阳一样，可以把自己的美无偿地赠予人类。 所以，谈瀛洲才因此愿意与花为友。一方面，他觉得花因人而显;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也会因花而澄明。他在《昙花不在我心外》中，引王阳明《传习录》中的“岩中花树”的故事来说明花离不开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⑤ 谈瀛洲：《昙花不在我心外》，《人间花事》，第91、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所以，人们种花赏花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付出，它还是人与花之间的一种精神的交流，而花语如人语，同样也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昙花一现”素来给人一种美的极致的感觉，但谈瀛洲在《昙花不在我心外》中，不仅看到它带给人间的惊人的美，同时也看到其所蕴含的浓烈的悲剧意识。他在文中谈到自己五六岁时第一次观看昙花开放时的难忘情景，在那个匮乏的时代，人们因为能够看到昙花盛开之美而激动，那种热烈的气氛给童年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昙花大概还很稀罕，所以花圃里的一株昙花要开了，花匠就把它放到食堂里供大家观赏。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昙花，大概只有五六岁。记得那天从傍晚开始，食堂里就人头攒动，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昼，气氛如同过节。到了九点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片惊叹声中，昙花开始开放了——它的花瓣在微微的颤动中慢慢张开，在我童年的想象中，甚至可以听见轻微的“咔咔”声……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谈瀛洲从童年记忆中在节日气氛里怒放的“昙花一现”中，却看到了在这热烈短暂的“一现”的昙花所蕴含的更为深邃的悲剧之美。
昙花的花朵之所以动人，甚至令人伤感，可能就是因为它生命的短促与美丽吧，如同人生。它把生与死的戏剧，缩短在那么短短的三四个小时中，而且用它的美与硕大，更增强了这出戏的戏剧性。就像一出悲剧，把一位英雄的毁灭过程，由几年，几十年，缩短为舞台上的两个小时一样。⑤
所以，谈瀛洲很珍惜自己与昙花相伴的时间，当他亲手种植的昙花在一个秋夜开放时，他不仅为自己心爱的花朵拍了很多写真，还在阳台上与其同坐，边喝葡萄酒边静静地欣赏这昙花的惊世之美，从其九点多开放，直到深夜一点凋谢，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不为人知却又是壮观的“悲剧”现场，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舍不得它开放的每一分鐘”。
当然，谈瀛洲与花相伴得到的还不仅仅是由“昙花一现”所带来的强烈的悲剧之美，尽管这悲剧之美给他带来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让他得到“净化”和“升华”，可“不一样”的鲜花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感，昙花给人带来的是悲剧美，可别的花也会带给人别样的美。谈瀛洲在《芍药》里，讲到自己忙碌了一天之后，他会给自己倒上“一杯有气泡的白葡萄酒”，来到那盆名为“金带围”的芍药前，要陪这朵花坐一会儿，而就在这一刻，人与花的奇妙的交流发生了：
尽管只是坐在这些硕大的花朵的近旁，但你能够感觉得到，它的神秘影响透过空气，穿越空间，神秘地作用到你的身上。
我要跟花相处一会儿。我们跟爱人、家人、朋友，又怎样呢？也不过是跟他们相处而已。跟花儿用香气、颜色、形状，可又远不止这些东西来神秘地影响了我们一样，他们也用一种神秘的东西，影响了我们。
我们跟爱人在一起时，她的存在也发射出一种神秘的影响，就像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被朱光潜译为“情波”的那种东西一样：“每逢他凝视爱人的美，那美就发出一道极微分子的流（因此它叫做‘情波’），流注到他的灵魂里，于是他得到滋润，得到温暖，苦痛全消，觉得非常快乐。”
亲人，朋友，也只是要见。见了又怎样呢？也无非是谈笑，吃饭，相处而已。正是在这相处之中，他们的神秘影响，作用于我们的身上，抚慰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满足。①
这是谈瀛洲与花相伴的心声，我想，这也许是更多的爱花人没有说出来的心声。因为心外之花其实也是心内之花，我们呵护心外的花朵，为的是给养我们心内的生命之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谈瀛洲的这部《人间花事》所种下的那些永不凋谢的花朵，也会发射给读者神秘的“情波”，这“情波”将会永远地滋养我们的心内之花，而且，它也会给我们培植心外之花提供一个参考。
【作者简介】张生，博士，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谈瀛洲：《芍药》，《人间花事》，第28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DOI： 10. 16551 /j. cnki. 1002 - 1809. 2020. 04. 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