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部作品，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还获得过大奖，后来就成了高晓声的代表作，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小说塑造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典型形象——陈奂生。
　　有一位评论家评论这一形象时这样说过：“面对生活，我们也时常碰到陈奂生式的尴尬，也时常作出陈奂生式的对策，去应付各种新问题和新的处境。”是的，人生总难免要走入一些陌生的领域(精神的或物质的)，就如同陈奂生从乡村走人了城里，以一个“门外汉”的姿态去应对这一领域里的“新问题和新的处境”，于是不同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对策”。
　　陈奂生是一个农民，从小生长在农村，乡村是他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他一切应对自如，但他偏偏“悠悠上城来”，特别是还住进了县城最高级的招待所，于是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他成了这个环境的“门外汉”，于是便说出了一句外行的话：“我是半夜里来的”，目的无非是想少掏一半住宿费，然而不但目的没有达到，还领来了服务员大姑娘的“不屑”，很自尊的陈奂生不但感到了被人羞辱的耻辱感，而且还自认为自己的利益被人侵害。于是他立即采取了“对策”：进房间不再脱鞋；狠命坐沙发，想以此“坐瘪”它；睡在床上不再脱衣服，想以此弄脏它……。在他看来，这样就可捞回失去的自尊，换来自己被侵害的利益，很显然这种对策是报复性的。“自取其辱后再进行报复”便是“陈奂生式”的对策。
　　刘姥姥也是个庄稼人，可她偏偏走进了贾府的大观园。尽管她与贾府有点沾亲带故，然而进大观园还是第一趟，所以大观园对她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然而她却仍然按照她固有的方式去应对眼前的一切，于是就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诸如此类一个接一个的笑话，可悲的是她浑然不觉，笑话仍然一个接一个地闹下去，于是她成了大观园里快乐的人们取笑的对象，也就成了贾母们随意取乐的开心果。“自甘其辱”是“刘姥姥式”的对策。“自甘其辱”有两种情况，一是愚昧不知，取其辱而不知是辱；二是为了取得某些利益，才自甘其辱的。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可称为“刘姥姥式”的。
　　林黛玉出身官宦之家，是大家闺秀，但来到“与别家不同”的外祖母家，她也与陈奂生一样，从“乡下”来到了“城里”，有着皇家气派的贾府，对她来说，一切也都是陌生的，但她采取的对策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努力“不被别人取笑了去”。在实际行动中，她将她的对策具体化为“慢半拍”的方式来应对。如在贾府吃第一顿饭时，刚吃过饭丫环就端上茶水来，按照林黛玉在家时的生活习惯，刚吃过饭是不能喝茶的，她未曾想，在贾府里，这不是茶水，而是漱口用的漱口水，而这道生活程序在林黛玉家是没有这个讲究的。假如此时林黛玉接过来喝下去或者拒绝接这杯水，那就要象陈奂生和刘姥姥一样被人“取笑了去”了，但她没有，而是在保持沉默的前提下，动作又慢了半拍，看到别的姑娘漱了口，于是她也就跟着学着漱了口，避免了一次“被人取笑了去”的尴尬。这里的半拍一定是半拍，一拍就不成，一拍同样会被在场的人看出破绽来，同样会被“别人取笑了去”。
　　“慢半拍”是“林黛玉式”的对策，这种对策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学习和融入的对策，这种对策既可避免“自取其辱”，又能够使自己快速地适应这“陌生环境”，着实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每个人都会碰到陌生领域，每个人都会碰到陈奂生式的尴尬，但采取什么“对策”却大有讲究，到底是该采取“陈奂生式”的呢?还是该采取“刘姥姥式”的?还是该采取“林黛玉式”的?实在是人生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