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几年前，我刚进入财经媒体行业不久，那时大家对商业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大批涌入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土公司身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个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就此开启。
　　我和当时的同事们采访了不少跨国企业的领导者，在他们眼中，一个亟待开垦的新大陆，一个拥有难以琢磨的多样性的东方国家，无法不令人跃跃欲试。而另一方面，陌生的语言、社会、制度与文化，也给这些颇具雄心的开拓者带来极大挑战。
　　面对挑战，每个公司的领导者多少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应对方法，这其中也体现出他对中国商业环境的理解与把握。一個小型汽车零配件公司的创始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生意没那么大，但较为稳健，这个犹太人探访了内地很多城市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每个城市的市长，都好像一家公司的CEO。他一语点出了那个崇尚GDP的时代里，地方政府官员的焦点所在。
　　每一个在异国他乡闯荡的商业人士总会产生一些共鸣，当年在华跨国公司的经历与体会，如今一批中国公司也感受到了。它们正是我们这期封面的主角：在东南亚开拓市场的实践者。
　　事实上，中国公司对于东南亚市场的兴趣早在1990年代就有了，并不比来华的跨国公司晚多少。迄今，中国公司经历了3个演化阶段：通信设备公司，进而是硬件制造公司，再到如今活跃的互联网公司。
　　可想而知，前一代公司总是在为后一代公司打基础。比如，刘大洋在印度尼西亚的街头发现年轻人非常喜欢手机，经过斟酌，他决定创制一款移动新闻聚合App，即印尼的“今日头条”—倘若没有手机的普及，这一切无从谈起。
　　将中国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移植到东南亚市场，这个思路和之前的跨国公司并无不同，全球化经营中所面临的本土化难题也大体接近。如果说这一批中国本土技术公司从前辈们的经历中有何借鉴，硅谷公司们的际遇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中国公司们在东南亚市场同样遇到了复杂的市场形态—只需一个转角，CBD的繁华和贫民窟的萧条瞬间切换。它们还会在完全陌生的宗教习俗、当地人独特的沟通习惯中跌跌撞撞。应对方法也似曾相识：找当地公司合作，招募当地员工，根据具体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当然，政商关系、公关策略，也必须考虑周全。
　　令它们振奋的事情也不少，这里的年轻人多少和中国的年轻人有相似之处，对新鲜事物较为敏感，消费欲望也更为强烈，日常习惯深受移动互联网影响，而变化之快，让人想起过去40年的中国社会。
　　我们讲述的这些鲜活的故事，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尤有意味。二战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建立一个自由多元的全球经济体系，WTO取代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但更关键的是通过自发的消费需求和贸易往来重建信任。贸易摩擦损失的绝不仅是交易数据，也会威胁到来之不易的以经济为基础的信任体系。
　　这些故事是想证明，真正维系信任的，不是国家之间的约定，而是不同年代每一个想去寻找新大陆的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