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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实行党内民主。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必须在中共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但是，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这一天是2月24日，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三。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领袖斯大林的天使面孔在一夜之间换作了独裁、个人崇拜的魔鬼脸谱。
报告震荡了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冲击。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加强民主。
加强民主的举措集中出现在7个月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八大后为总书记)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9月27日，八大胜利闭幕。无论是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党章里，都已见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
但是，这不过是民主与个人崇拜交锋的第一回合而已。
传染
八大之后，苏东局势仍在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于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仅仅从1956年lO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召开十来次扩大会议进行专题讨论。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也是讨论“波匈事件”。
中国一些地区从1956年下半年起，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
根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问题的根子主要在“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身上。
连续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出了药方——明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刘少奇在讲话时说：“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时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我们可以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至此，整风的目标已经明确——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阳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整风正式开始。
而就在整风开始之前，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已经兴奋起来，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27日，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即将到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一职的著名报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也同样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民盟提供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稿。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已经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更加活跃。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9个城市，邀请百余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发出一封公开信，恭请与会的每一位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
他的初衷，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论坛。
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很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突变。1991年，薄一波草就《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整风、反右”一章中，这位中共元老写道：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和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
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下午2时，储安平来到章伯钧的家中，递上辞职书。章伯钧叹道：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女，1936年著名的不畏牢獄的“七君子”之一)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而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字不落。
而连续多日批判储安平最激烈的，当属民盟左派吴晗。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受到更为猛烈的批判，已是后话。至于罗隆基，也有身边人站出来揭发，他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在座谈会上反目，“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到1958年“反右补课”完成之时，全国共抓出55万右派。随后，社会中间层集体失语。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整个过渡时期总矛盾由八大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改为“阶级矛盾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回忆，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凌驾
在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1955年来了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
毛泽东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柯庆施主政的华东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这一年12月8日，他离京到华东驻留一月之久，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从治淮工程谈起，说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來。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反反冒进运动不依不饶。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词批评国务院和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清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他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
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表示：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薄一波回忆道；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披露：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薄一波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消弭
就在“各路诸侯”噤若寒蝉之际，军队系统的代表却开始不信邪。这个人，是时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跳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7月，地点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庐山。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土钢废钢多多，农业减产，饥荒正在普遍发生，农、轻、重比例失调，国民经济一片凋敝。
据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的初期是开得好的(纠左)，但是也有些人“护短”，柯庆施是其中之一。而毛泽东也在7月10日讲了一番话：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
彭德怀对“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的“不信邪”始自7月12日上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恰逢毛泽东正在休息，于是改为写信的方式。信于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
彭德怀信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印发与会代表。在这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气氛还比较缓和，周小舟、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与彭德怀的意见相仿，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也很正确的意见。
一周之后的7月23日，毛泽东亮出底牌，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毛泽东挪揄道：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
纠左的会议就此转成批右，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被莫须有地罗织。前半段留在北京做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没有上山，他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做系统批评。但在上山的当天，余秋里和习仲勋就告诉他，会议风向已变，薄一波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讲稿，改为违心批评彭德怀。
1991年，年届83岁的薄一波写道：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实行党内民主。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必须在中共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但是，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这一天是2月24日，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三。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领袖斯大林的天使面孔在一夜之间换作了独裁、个人崇拜的魔鬼脸谱。
报告震荡了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冲击。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加强民主。
加强民主的举措集中出现在7个月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八大后为总书记)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9月27日，八大胜利闭幕。无论是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党章里，都已见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
但是，这不过是民主与个人崇拜交锋的第一回合而已。
传染
八大之后，苏东局势仍在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于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仅仅从1956年lO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召开十来次扩大会议进行专题讨论。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也是讨论“波匈事件”。
中国一些地区从1956年下半年起，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
根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问题的根子主要在“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身上。
连续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出了药方——明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刘少奇在讲话时说：“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时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我们可以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至此，整风的目标已经明确——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阳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整风正式开始。
而就在整风开始之前，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已经兴奋起来，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27日，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即将到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一职的著名报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也同样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民盟提供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稿。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已经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更加活跃。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9个城市，邀请百余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发出一封公开信，恭请与会的每一位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
他的初衷，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论坛。
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很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突变。1991年，薄一波草就《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整风、反右”一章中，这位中共元老写道：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和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
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下午2时，储安平来到章伯钧的家中，递上辞职书。章伯钧叹道：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女，1936年著名的不畏牢獄的“七君子”之一)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而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字不落。
而连续多日批判储安平最激烈的，当属民盟左派吴晗。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受到更为猛烈的批判，已是后话。至于罗隆基，也有身边人站出来揭发，他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在座谈会上反目，“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到1958年“反右补课”完成之时，全国共抓出55万右派。随后，社会中间层集体失语。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整个过渡时期总矛盾由八大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改为“阶级矛盾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回忆，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凌驾
在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1955年来了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
毛泽东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柯庆施主政的华东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这一年12月8日，他离京到华东驻留一月之久，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从治淮工程谈起，说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來。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反反冒进运动不依不饶。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词批评国务院和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清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他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
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表示：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薄一波回忆道；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披露：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薄一波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消弭
就在“各路诸侯”噤若寒蝉之际，军队系统的代表却开始不信邪。这个人，是时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跳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7月，地点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庐山。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土钢废钢多多，农业减产，饥荒正在普遍发生，农、轻、重比例失调，国民经济一片凋敝。
据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的初期是开得好的(纠左)，但是也有些人“护短”，柯庆施是其中之一。而毛泽东也在7月10日讲了一番话：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
彭德怀对“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的“不信邪”始自7月12日上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恰逢毛泽东正在休息，于是改为写信的方式。信于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
彭德怀信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印发与会代表。在这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气氛还比较缓和，周小舟、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与彭德怀的意见相仿，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也很正确的意见。
一周之后的7月23日，毛泽东亮出底牌，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毛泽东挪揄道：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
纠左的会议就此转成批右，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被莫须有地罗织。前半段留在北京做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没有上山，他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做系统批评。但在上山的当天，余秋里和习仲勋就告诉他，会议风向已变，薄一波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讲稿，改为违心批评彭德怀。
1991年，年届83岁的薄一波写道：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