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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天津指导华北党的工作。他大力发展和巩固华北党的组织，系统总结白区党的指导路线，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推动友军抗战，打开了华北党的工作新局面，进而影响了全党全国。1937年4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的情况并适时提出了华北党的任务和抗日斗争的具体方略。8月，刘少奇重返太原。重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并担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局迅速推动华北国民党上层合作抗日，确保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壮大，及时有序地把华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领导开创了华北抗战的新局面。
提出“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
1935年11月29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同，促使了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过去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会议决定，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扩大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巩固自己的力量，使红军成为抗日的先锋。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不断兴起和扩大，刘少奇对全民族的抗战形势极为关注。不久，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经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提出要善于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不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期间，坚决反对关门主义。1936年11月1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形势与华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报告指出：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最近的“九一八”纪念，“双十”节纪念，为反对日军演习罢课，北平学联组织5000人赴日军演习航空区慰劳、赈济日军演习地点灾民(因日军演习中拆除了许多民房)，组织援助绥远等运动，均能动员很多群众参加。报告说：北方局组织的由中立的教授们发起的《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签名运动，签名者已经达到数万人。1936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很快，人数已经达到四五千人，工作也很活跃，这个组织最近准备发展到各地去。
11月15日、20日，刘少奇在《火线》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正确处理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西安事变后，为指导北方局应对局势，刘少奇撰写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文章，于12月26日在《长城》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最基本的是抗日救国问题，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愿意这个关系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能够立即解决，并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了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必须立即停止“围剿”红军，取消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文章提出：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派别，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执行上述各种政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刘少奇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5月7日，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
6月10日，刘少奇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他在发言中提出，“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是华北政治动员的口号。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指导纠正华北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开创华北抗战新局面
1936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法租界进入日租界。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王林来到北洋饭店，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与化名胡服的党中央代表刘少奇接上关系。
刘少奇与河北省委接上关系后，听取了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高文华、李大章等人的工作汇报。随后，他传达了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针对当时形势，特别强调要转变白区党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对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只要到了节日照例都要上街撒传单、游行、集会，举行罢工、罢课，根本不管白色恐怖的严重，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以及敌我力量，只知蛮干，结果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无谓地牺牲了革命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4月1日，刘少奇写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性，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最后，他在文中指出：我党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刘少奇对党的组织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造成的恶果，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李铁夫原名韩伟健，朝鲜共产党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党驻北方代表坚持要求城市党组织与敌人公开斗争，搞飞行集会等，致使华北地区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平津地区的党组织和进步团体的力量迅速削弱。李铁夫看到这一切，在妻子张秀岩的支持下，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1933年底到1934年初，先后写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转变基础和关门主义的问题》等文章，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存在的“左”倾盲动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铁夫的意见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却遭到党内“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无情打击。李铁夫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相继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深入批判“铁夫路线”的决定，切断了李铁夫、张秀岩夫妇与党组织的全部联系。 刘少奇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华北党的个别领导人，并召开干部会议，为李铁夫、张秀岩夫妇恢复名誉。随后，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秀岩为市委妇女部长。所谓反党的“铁夫路线”的解决，使华北党的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当时，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派党的干部去领导。刘少奇了解到，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几十名久经斗争锻炼、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干部。刘少奇认为，必须尽快地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不能让他们在狱中惨遭敌人杀害。他的想法得到北方局的一致同意。在报告党中央，经张闻天批准后，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在几个月内，先后向狱中党组织写去两封信，要求他们执行中央的决定，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为党工作。根据党的明确指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数十人，分九批陆续出狱。从狱中出来的这批干部，由北方局派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使华北地区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随后，为加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北方局作了改组。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林枫任秘书长。随后，刘少奇领导重建了天津市委、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恢复和加强了晋、鲁、豫等地党的工作；派出一批干部赴香港、武汉、广州等地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
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和团结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日
刘少奇到天津后，深切感到要在华北乃至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党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主张。他看到国家社会党首领张东荪在该党机关刊物《自由评论》上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文章对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不少错误观点。
透过这篇文章，刘少奇感到必须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于是，他于1936年4月13日以陶尚行的笔名给《自由评论》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信中肯定了张东荪的爱国态度，同时深刻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观点，阐述了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后来，张东荪与罗隆基、陶希圣等知名人士联合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在增兵华北，进占北宁铁路沿线时，屠杀了数百名被迫为其修建军营的中国劳工，后又将他们的尸体抛进海河。华北的危亡和海河浮尸案的连续发生，激起了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对日军的极大愤慨。
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审时度势，决定在平津组织一次确有把握的学生抗日救周大示威，并通过打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地下党员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促使二十九军拒绝执行南撤的命令。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清查海河浮尸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抗日无罪，爱国有理”等口号。游行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市民纷纷加入到示威者的行列中。天津人民走出家门、店门、厂门，汇集到反日大示威的洪流中。6月13日，北平也爆发了反日大示威。
平津人民的爱国运动，也争取到了二十九军官兵的同情和保护，从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二十九军进行的抗击日军作战的演习中，刘少奇指示当地学联组织学生代表数百人进行实地参观。当二十九军官兵结束演习离开时，又组织数万群众夹道欢呼。群众的这些行动对二十九军影响很大。宋哲元会见学联代表，听到“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时，表示决不做汉奸。特别是他接到刘少奇主张抗日救国三条意见的亲笔信时，很受震动。不久，宋哲元派刘子青与共产党联络。在中共代表张经武、张友渔的推动下，二十九军在随后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出色，成为一支人民拥护的爱同军队。
开辟国共和谈的另一渠道，系统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
早在1935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共婉转地发出了希望同共产党方面商谈联合抗日的信号。对于这一和谈信号，刘少奇及时作出反应。1936年3月，他派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陪同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由中共领导)书记吕振羽，到南京与曾养甫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六七月间，刘少奇又派周小舟作为中共正式代表赴南京同曾养甫谈判，系统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回答了曾养甫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为推动华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派出代表专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华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入人心，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联合组织。1936年5月，北平、天津、山西三地还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一个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迅速形成，华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政治局面。
为了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1936年6月，刘少奇派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去保安，向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中央认为：“北方局工作大有进步。”7月19日，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并派人去保安汇报工作。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刘少奇和河北省委，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张闻天于1936年8月9日给刘少奇复信指出：“北方党的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1937年初，刘少奇率北方局领导机关从天津移至北平。4月3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通知他回延安准备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共白区工作会议。4月21日，刘少奇离开华北回延安。
4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随后，他参加了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5月17日，刘少奇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白区工作会议。
会议开幕时，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回顾了十年内战时期党的白区工作的理论和实际，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的危害，阐明了党的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明确提出了白区党的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口号应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在党内，必须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代替；必须克服群众运动中严重的关门主义、高傲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性发言，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问题，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性发言。刘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上作的报告和发言，是对党长期以来白区工作的系统总结，是对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后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誉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华北国民党上层合作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战开始。
日本的侵略战争使华北局势突变，这使原先准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后返回北平的刘少奇不得不改变行程。7月16日，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自延安出发，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向已经设在那里的准备开赴前线抗日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中央下达的任务。随后，他昼夜兼程，经西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7月28日抵达太原。
北平的沦陷，使留在北平的北方局机关无法立足，以林枫为首的一批留守干部只得撤离到太原。
8月初，刘少奇在太原重组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宣传部长，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军事部长。新的北方局机关设在太原成成中学东侧的一座四合院里。
7月底刘少奇到太原后，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进行了商谈，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与共产党的关系作了说明，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统一战线的宗旨，表达长期合作的态度，提出了双方都应当得到发展的主张，从而减少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中共的工作。
刘少奇还及时提出了在第二战区建立抗日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主张。不久，周恩来赴太原，就山西统战工作和参加政权问题，同刘少奇进行了多次研究，确定了原则意见。周恩来同阎锡山商谈后，促成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于9月20日成立。战委会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方面派出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参加领导工作。战委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绥远、察哈尔、晋西北、雁北、晋东南等地，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做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工作。
9月，牺盟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了按照北方局关于联合抗日的方针重新修改的纲领。刘少奇给牺盟会总会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报告，提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要求，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他以牺盟会的名义，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为公开合法地发动农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牺盟会很快在山西各地组建了工、农、青、妇各救国会，全省近300万民众被组织起来。
为了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召集北方局专门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开会，确定了开展华北地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部署。刘少奇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抓紧时机，争取全国各种力量参加抗战，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可以争取他们抗战的。在争取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一方面也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过高。
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后，刘少奇及时指导华北党把注意力转移到反对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上来。当时，有些人主张“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和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也有的人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仍然囿于秘密工作的狭小范围。刘少奇批评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指出这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足捆绑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客观情况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斗争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机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刘少奇发现山西的统战工作还不够放手，在一定程度上受阎锡山的框框束缚时，提醒山西工委要独立自主地发动人民群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刘少奇对战委会的南汉宸说，你们拿到阎锡山的委任状，这是一块合法的牌子，决不要停留在阎锡山限定的范围内，但是，也不要超出范围太远，以免过早地同阎锡山破裂，要把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他还提醒党内同志，在策略上要有所改变，“左”倾关门主义要反对，但主要的是反对右倾。正是由于有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及时正确领导，山西的统战工作很快地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大力发展华北抗日武装
还在八路军出征华北之前，刘少奇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有秩序地把华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按照敌军后方、我军后方和战区的不同情况，对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相应的部署。
1937年7月至10月间，八路军各部队开赴山西，随后挺进敌人翼侧，相继占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战略要地，进而在平型关大捷后继续进击敌人，而国民党军则不断败退。那些想依靠国民党正规战争抵挡住敌人进攻的人，尽管事实摆在面前，仍然对华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估计不足，甚至以国民党大军的败退为根据，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前途更加疑虑起来。
针对这一现象，刘少奇于1937年10月16日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阐明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发展趋势。刘少奇在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在其正规战争中失败的现实，同时又揭示了游击战争必将成为华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方式。他从中日双方优劣条件的对比分析中，论述了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历史必然和胜利前途。
1937年9月底，日军突破晋北第二战区内长城防线后，继续南进，与中国守军在忻口地区进行激战。中国军队与敌鏖战20余日，日军虽然伤亡甚众，但其攻势仍未能被阻止，太原形势危急，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明显。 对此，刘少奇以北方局名义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工作任务，是广泛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军事，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各地党组织，针对群众慌急的情绪，进行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为继续同敌人打，二为逃到别处去，三为投降敌人。而这三条中，唯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应特别告诉群众，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10月22日，刘少奇致电八路军一二0师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并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在晋察、晋绥敌占区和非敌占区的地方工作方针。
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为：(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府。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临时政府的委员会。……(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
在非敌占区的工作方针为：(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该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二)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三)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四)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是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
11月上旬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退至晋南、晋西。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实行新的战略展开。11月15日，刘少奇据此为北方局适时地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华北抗战的胜利前途，“取决于八路军若干倍的扩大，武装民众和争取与改造友军的成功”。因此，华北党和八路军“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推动下，华北广大城乡中，普遍地出现了群众参加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喜人景象。以八路军为主力的华北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巩固。如1937年8月创建的山西新军，只经历一年多时间，就由1个团发展到几十个团，成为一支拥有约5万人的抗日武装。地方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八路军部队的扩大。抗战开始时的4万人的八路军到1938年10月已经拥有近16万人，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提出“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
1935年11月29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同，促使了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过去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会议决定，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扩大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巩固自己的力量，使红军成为抗日的先锋。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不断兴起和扩大，刘少奇对全民族的抗战形势极为关注。不久，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经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提出要善于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不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期间，坚决反对关门主义。1936年11月1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形势与华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报告指出：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最近的“九一八”纪念，“双十”节纪念，为反对日军演习罢课，北平学联组织5000人赴日军演习航空区慰劳、赈济日军演习地点灾民(因日军演习中拆除了许多民房)，组织援助绥远等运动，均能动员很多群众参加。报告说：北方局组织的由中立的教授们发起的《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签名运动，签名者已经达到数万人。1936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很快，人数已经达到四五千人，工作也很活跃，这个组织最近准备发展到各地去。
11月15日、20日，刘少奇在《火线》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正确处理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西安事变后，为指导北方局应对局势，刘少奇撰写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文章，于12月26日在《长城》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最基本的是抗日救国问题，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愿意这个关系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能够立即解决，并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了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必须立即停止“围剿”红军，取消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文章提出：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派别，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执行上述各种政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刘少奇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5月7日，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
6月10日，刘少奇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他在发言中提出，“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是华北政治动员的口号。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指导纠正华北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开创华北抗战新局面
1936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法租界进入日租界。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王林来到北洋饭店，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与化名胡服的党中央代表刘少奇接上关系。
刘少奇与河北省委接上关系后，听取了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高文华、李大章等人的工作汇报。随后，他传达了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针对当时形势，特别强调要转变白区党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对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只要到了节日照例都要上街撒传单、游行、集会，举行罢工、罢课，根本不管白色恐怖的严重，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以及敌我力量，只知蛮干，结果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无谓地牺牲了革命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4月1日，刘少奇写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性，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最后，他在文中指出：我党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刘少奇对党的组织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造成的恶果，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李铁夫原名韩伟健，朝鲜共产党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党驻北方代表坚持要求城市党组织与敌人公开斗争，搞飞行集会等，致使华北地区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平津地区的党组织和进步团体的力量迅速削弱。李铁夫看到这一切，在妻子张秀岩的支持下，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1933年底到1934年初，先后写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转变基础和关门主义的问题》等文章，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存在的“左”倾盲动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铁夫的意见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却遭到党内“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无情打击。李铁夫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相继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深入批判“铁夫路线”的决定，切断了李铁夫、张秀岩夫妇与党组织的全部联系。 刘少奇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华北党的个别领导人，并召开干部会议，为李铁夫、张秀岩夫妇恢复名誉。随后，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秀岩为市委妇女部长。所谓反党的“铁夫路线”的解决，使华北党的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当时，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派党的干部去领导。刘少奇了解到，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几十名久经斗争锻炼、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干部。刘少奇认为，必须尽快地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不能让他们在狱中惨遭敌人杀害。他的想法得到北方局的一致同意。在报告党中央，经张闻天批准后，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在几个月内，先后向狱中党组织写去两封信，要求他们执行中央的决定，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为党工作。根据党的明确指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数十人，分九批陆续出狱。从狱中出来的这批干部，由北方局派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使华北地区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随后，为加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北方局作了改组。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林枫任秘书长。随后，刘少奇领导重建了天津市委、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恢复和加强了晋、鲁、豫等地党的工作；派出一批干部赴香港、武汉、广州等地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
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和团结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日
刘少奇到天津后，深切感到要在华北乃至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党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主张。他看到国家社会党首领张东荪在该党机关刊物《自由评论》上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文章对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不少错误观点。
透过这篇文章，刘少奇感到必须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于是，他于1936年4月13日以陶尚行的笔名给《自由评论》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信中肯定了张东荪的爱国态度，同时深刻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观点，阐述了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后来，张东荪与罗隆基、陶希圣等知名人士联合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在增兵华北，进占北宁铁路沿线时，屠杀了数百名被迫为其修建军营的中国劳工，后又将他们的尸体抛进海河。华北的危亡和海河浮尸案的连续发生，激起了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对日军的极大愤慨。
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审时度势，决定在平津组织一次确有把握的学生抗日救周大示威，并通过打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地下党员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促使二十九军拒绝执行南撤的命令。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清查海河浮尸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抗日无罪，爱国有理”等口号。游行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市民纷纷加入到示威者的行列中。天津人民走出家门、店门、厂门，汇集到反日大示威的洪流中。6月13日，北平也爆发了反日大示威。
平津人民的爱国运动，也争取到了二十九军官兵的同情和保护，从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二十九军进行的抗击日军作战的演习中，刘少奇指示当地学联组织学生代表数百人进行实地参观。当二十九军官兵结束演习离开时，又组织数万群众夹道欢呼。群众的这些行动对二十九军影响很大。宋哲元会见学联代表，听到“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时，表示决不做汉奸。特别是他接到刘少奇主张抗日救国三条意见的亲笔信时，很受震动。不久，宋哲元派刘子青与共产党联络。在中共代表张经武、张友渔的推动下，二十九军在随后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出色，成为一支人民拥护的爱同军队。
开辟国共和谈的另一渠道，系统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
早在1935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共婉转地发出了希望同共产党方面商谈联合抗日的信号。对于这一和谈信号，刘少奇及时作出反应。1936年3月，他派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陪同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由中共领导)书记吕振羽，到南京与曾养甫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六七月间，刘少奇又派周小舟作为中共正式代表赴南京同曾养甫谈判，系统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回答了曾养甫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为推动华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派出代表专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华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入人心，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联合组织。1936年5月，北平、天津、山西三地还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一个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迅速形成，华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政治局面。
为了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1936年6月，刘少奇派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去保安，向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中央认为：“北方局工作大有进步。”7月19日，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并派人去保安汇报工作。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刘少奇和河北省委，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张闻天于1936年8月9日给刘少奇复信指出：“北方党的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1937年初，刘少奇率北方局领导机关从天津移至北平。4月3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通知他回延安准备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共白区工作会议。4月21日，刘少奇离开华北回延安。
4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随后，他参加了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5月17日，刘少奇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白区工作会议。
会议开幕时，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回顾了十年内战时期党的白区工作的理论和实际，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的危害，阐明了党的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明确提出了白区党的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口号应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在党内，必须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代替；必须克服群众运动中严重的关门主义、高傲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性发言，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问题，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性发言。刘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上作的报告和发言，是对党长期以来白区工作的系统总结，是对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后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誉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华北国民党上层合作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战开始。
日本的侵略战争使华北局势突变，这使原先准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后返回北平的刘少奇不得不改变行程。7月16日，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自延安出发，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向已经设在那里的准备开赴前线抗日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中央下达的任务。随后，他昼夜兼程，经西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7月28日抵达太原。
北平的沦陷，使留在北平的北方局机关无法立足，以林枫为首的一批留守干部只得撤离到太原。
8月初，刘少奇在太原重组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宣传部长，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军事部长。新的北方局机关设在太原成成中学东侧的一座四合院里。
7月底刘少奇到太原后，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进行了商谈，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与共产党的关系作了说明，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统一战线的宗旨，表达长期合作的态度，提出了双方都应当得到发展的主张，从而减少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中共的工作。
刘少奇还及时提出了在第二战区建立抗日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主张。不久，周恩来赴太原，就山西统战工作和参加政权问题，同刘少奇进行了多次研究，确定了原则意见。周恩来同阎锡山商谈后，促成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于9月20日成立。战委会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方面派出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参加领导工作。战委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绥远、察哈尔、晋西北、雁北、晋东南等地，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做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工作。
9月，牺盟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了按照北方局关于联合抗日的方针重新修改的纲领。刘少奇给牺盟会总会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报告，提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要求，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他以牺盟会的名义，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为公开合法地发动农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牺盟会很快在山西各地组建了工、农、青、妇各救国会，全省近300万民众被组织起来。
为了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召集北方局专门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开会，确定了开展华北地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部署。刘少奇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抓紧时机，争取全国各种力量参加抗战，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可以争取他们抗战的。在争取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一方面也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过高。
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后，刘少奇及时指导华北党把注意力转移到反对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上来。当时，有些人主张“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和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也有的人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仍然囿于秘密工作的狭小范围。刘少奇批评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指出这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足捆绑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客观情况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斗争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机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刘少奇发现山西的统战工作还不够放手，在一定程度上受阎锡山的框框束缚时，提醒山西工委要独立自主地发动人民群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刘少奇对战委会的南汉宸说，你们拿到阎锡山的委任状，这是一块合法的牌子，决不要停留在阎锡山限定的范围内，但是，也不要超出范围太远，以免过早地同阎锡山破裂，要把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他还提醒党内同志，在策略上要有所改变，“左”倾关门主义要反对，但主要的是反对右倾。正是由于有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及时正确领导，山西的统战工作很快地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大力发展华北抗日武装
还在八路军出征华北之前，刘少奇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有秩序地把华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按照敌军后方、我军后方和战区的不同情况，对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相应的部署。
1937年7月至10月间，八路军各部队开赴山西，随后挺进敌人翼侧，相继占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战略要地，进而在平型关大捷后继续进击敌人，而国民党军则不断败退。那些想依靠国民党正规战争抵挡住敌人进攻的人，尽管事实摆在面前，仍然对华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估计不足，甚至以国民党大军的败退为根据，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前途更加疑虑起来。
针对这一现象，刘少奇于1937年10月16日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阐明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发展趋势。刘少奇在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在其正规战争中失败的现实，同时又揭示了游击战争必将成为华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方式。他从中日双方优劣条件的对比分析中，论述了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历史必然和胜利前途。
1937年9月底，日军突破晋北第二战区内长城防线后，继续南进，与中国守军在忻口地区进行激战。中国军队与敌鏖战20余日，日军虽然伤亡甚众，但其攻势仍未能被阻止，太原形势危急，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明显。 对此，刘少奇以北方局名义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工作任务，是广泛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军事，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各地党组织，针对群众慌急的情绪，进行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为继续同敌人打，二为逃到别处去，三为投降敌人。而这三条中，唯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应特别告诉群众，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10月22日，刘少奇致电八路军一二0师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并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在晋察、晋绥敌占区和非敌占区的地方工作方针。
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为：(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府。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临时政府的委员会。……(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
在非敌占区的工作方针为：(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该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二)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三)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四)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是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
11月上旬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退至晋南、晋西。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实行新的战略展开。11月15日，刘少奇据此为北方局适时地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华北抗战的胜利前途，“取决于八路军若干倍的扩大，武装民众和争取与改造友军的成功”。因此，华北党和八路军“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推动下，华北广大城乡中，普遍地出现了群众参加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喜人景象。以八路军为主力的华北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巩固。如1937年8月创建的山西新军，只经历一年多时间，就由1个团发展到几十个团，成为一支拥有约5万人的抗日武装。地方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八路军部队的扩大。抗战开始时的4万人的八路军到1938年10月已经拥有近16万人，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