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崩溃论和崛起论一直并驾齐驱，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总有一部分人在担心，哪一天脚下的大地突然就崩塌。
　　2011年，这种心态的传染性似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不安全感，对未来没有预期，成为一种“存在”方式，驱动人们做出理性或不理性的选择。
　　非常幸运，2011年马上就过了。它不是中国社会剧烈痉挛的时间节点。它只是2010年，甚至更远年代的延续。和它们一样，它在继续积累、恶化问题，具有问题发作时的一些症状，同时也在见证政府对民意期待的回应，做出解决问题的努力，或解决问题的姿态。
　　这一年，对政府而言，“政治认同”的压力继续加大。无论是司法不公、官员滥权、财政支出不透明，还是阶层固化、物价上涨、房价畸高，都引发民意的进一步沸腾，质疑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执政者则直面挑战，通过政策实施、机构改革，甚至“合法性”来源的调整，做出应对，给出信心。
　　2012年不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即使有“末日”，那也是一种隐喻。无论如何，2012年马上就来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肯定会延续2011年的脚步，但同样有着它的变数。不确定性仍然是一个无法驱散的幽灵。
　　 但很多东西是有迹可循的。2011年尤其如此，看到我们的过去，也可以看到远方。
　　
　　焦虑
　　2011年，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一方面在为过去收拾似乎已不可控的残局—它们总会间或发作，使政府疲于应对—同时，它也在为中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业谋划未来。
　　“危机”弥漫中，中国一直在跟时间赛跑。民众也在等待。2011年，是本届政府在任期最后两年中解决多年来“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最关键的时间段了。召唤民众对未来的预期，成为2011年的“主旋律”。
　　这决定了2011年3月3日到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与往年有所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今年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政策，政府的诸多行为，都可以从“两会”找到最初的声音。对于其实谁都知道的问题要害，“两会”也没有遮遮掩掩。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直接表示，“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事实上对于其它事情，也莫不如此。“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这是政治承诺。
　　2011年的中国从“两会”出发，迅速展开两条路径。一条是努力体现政治文明，一条是解决“民生”。它们共同的目的地是召唤“人心”，为执政，为政府权力寻找道德上的感召力。
　　这个过程，当然充满曲折。
　　自从被抛入“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后，人类社会就有一个特征：已经上路了，就无法回头。
　　因为即使“现在”被证明有错，在人们的心理上，对的道路、美好的东西也是在前方。“保守主义”远非一种可以返回往昔的运动，而最多是一种乡愁。
　　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的政治，已经不可能假装不存在一种其关键词是“民主”、“正义”、“自由”的学问叫“政治哲学”。后者发出一个个“道德命令”，告诉前者，在制度上，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无论前者是否理睬后者，它一定感受到了后者给它的道德压力。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从“统治”产生的最初岁月里，“合理性”的问题就如影随形，那么，没有什么历史时期，比之于现代—特别是比之于现在，在一个对于“民主”还处于“完善”进程中的国家更为明显了。
　　
　　推动
　　从2012年开始，2011年的诸多遗产一定会得到继承。
　　在这件事情上尤其会如此：在高涨的民意与政府的互动中，“三公”经费，在大部分的中央政府部门那里终于不再是所谓的“国家机密”。
　　这一点很让人遗憾：纳税人花钱让一帮人为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后者拿去买车、出国、搞招待，在这一块上用了多少钱纳税人居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是凭一些研究性报告的披露得知是天文数字。
　　民主政治并不支持这样干。对于民众来说，引发的并不仅仅是不满，而是愤怒。
　　高层顺应民意，和民间联手解决问题的景观由此出现。从2011年的“两会”开始，一直到下半年，人们听到了两种和谐一致的声音。
　　一种在高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三公”经费零增长，并且要在中央部门的财政预算中公开。另一种在民间，以北京律师李劲松为代表，表明政府部门不公开“三公”经费违法，如果不公开，他将以公民身份起诉。
　　低估庞大臃肿、具有自己的利益本能的部门机构对于国家法律的消解能力是错误的。即使在近几年来，财政预算的“晒账本”早就在广州等地出现，但公开“三公”经费却无异于把一些部门机构的“小九九”曝于阳光下。政府部门当然想呆着不动。这个时候，需要有勇气、理性的公民推一把。
　　到2011年8月底，“三公”经费公开尘埃落定：95个中央部门公开，而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则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拒绝。
　　中央的示范之下，是北京、上海等市的“三公”公开，虽然真正的悬念要等到2012年，而离“透明政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但也许在多年以后，人们会怀想2011年的这件大事。在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并且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时代，在符合民众期待迈出了一大步后，人们期待再继续前行。
　　
　　权衡
　　一种符合政治伦理的观念可能当不了饭吃，像在印度这样的民主社会，穷人并不少。
　　但缺失政治伦理，政府没有尽到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或权力过度干预扭曲市场，导致权力—资本联手对社会的宰割，很多人很可能真的吃不上饭，至少，会被“相对剥夺”。
　　无数中国人当“房奴”，更多的人想当“房奴”而不得，就是这种“结构”的结果。
　　进入2011年后，很多人对于畸高的房价事实上已经绝望。加上物价上涨，在2008年“救市”政策的正面效应被权力—资本群体笑纳后，他们在收获其负面效应的苦果。激愤，却又漠然。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民生不是合法性的来源，却是它的保障和表现。在近年来的房价调控一次次沦为笑柄，而保障性住房也时出丑闻时，是到“下决心”的时候了。
　　2011年3月5日，今年有关“房子”的两件事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同时被定调：保障性住房再开工建设1000万套；继续调控房产市场。双管齐下，人们能够有一间房子住的希望被激活。
　　从表面上看，今年的“房事”是一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炒房者、民众的多方博弈，实际上不过是地方政府利益、政府短期利益与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权衡。保障房建了多少，房价会如何调控，最终说了算的只是权力：如何在感觉有“稳定”预期时，仍继续赚钱。
　　所以，尽管到2011年年末，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在中央政府多次施压下已有所进展，限购似乎也已让房价开始下跌，但考验的标准可能只有一个：能让权力形成“稳定”的预期判断吗？
　　从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没有真正结束—尤其是房价调控，它的结束也将意味着民众希望的冷却。2012年，理应阻止这种情况的产生。
　　
　　变化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遵从一个统治的体系，比服从的事实更为重要”。就是说，对于政府而言，关键是要“以德服人”。
　　当民意对于政府权力该如何运作才能不损害公民权利具有强烈的呼声时，在政策、措施方面回应是不够的。它们是应急性的，而且是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就生活领域进行的浅层次应急。
　　逻辑上，回应当具有这样的内容：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厘清“统治”和“自治”各自的领域。
　　 有理由认为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近年来民间社会的成长，政府包办一切已经不行。调整权力结构，可视为对民意期待的一种回应，目前政治上面临诸多挑战，正是既定制度下权力运作的直接结果。
　　所以，从几年前就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命题，在2011年作为实践四处开花。变味的不少，比如贵阳引入商人出钱“维稳”。但当然不乏靠谱，在改变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展现了探索精神的。
　　6月，海南率先在全国成立省委群众工作部，与省信访局合署办公。信访“扩权”使其具有了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8月，广东成立省级社工委，省委副书记兼任主任，“社会建设”获得更大空间。9月，安徽铜陵全面撤销街道办，政府权力和公共服务直达社区。10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治安”的强力色彩淡出，而“社会管理”的职能凸显。
　　相对于在既定制度下像一架庞大机器一样运行的整个权力体系来说，这些局部性的权力结构改变以及理念的调整，当然远远不够—而且，在回应现实挑战时，“控制”的预设岿然不动。
　　不过，这是政府在2011年送出的礼物。
　　
　　超越
　　2011年11月底，广电总局还给电视观众送出了一份暂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益的大礼：从2012年1月1日起，电视剧中禁止插播广告。而同时，明显喧宾夺主而并没有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码的娱乐节目，也必须明白它应该是什么地位。
　　风云变幻。但并非不能理解。
　　背景体现在10月15日到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中。这次会议在2011年召开，“风向”的特征尤其明显。
　　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思想界的“新左派”、“自由派”、“儒家”，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以及该不该崇奉儒家而争论不休时，务实的执政党已经做出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吸收、运用、创造的努力了。
　　与2011年力图为中国社会、为公权力解套的诸多政府行为相比，它属于一个更高、更远的谋划。
　　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上的一种战略，执政者实际上看到了“现代性”深处的逻辑：越来越原子化的个体，其心理结构受到“文化”、“民族”这些抽象共同体的感召。一旦搭建起政治和文化在实践上、心理上的联系，文化认同就能转化为政治认同—当然，这是理论上的。
　　但如果把党和政府以“文化”来应对挑战放入历史视野，其意义并不一般。30年来，经济发展带来了政治认同，却也固化了一个不利于政治认同，存在合理性危机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而“文化”对这样的结构，正是一种超越。
　　可以看到，在2012年，它会迈开大步行走。2011年里隐藏的这些逻辑，将在2012年继续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