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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何写
《甲申三百年祭》
1943年初，蒋介石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书中讲到“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旗兵的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蒋介石的本意，是用明末“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的旗兵”来影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共产党，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张目。
当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恰好这时正逢明王朝灭亡300周年，《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来到郭沫若寓所，与郭沫若商谈此事，拟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早在日本留学时即相识，交谊颇深，在乔冠华的邀请下，郭沫若当仁不让。《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写成的。他二人还商定，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于是，第二天（16日）乔冠华即写信给柳亚子约稿。当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接着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也在同年4月15日的《群众》第九卷第七期发表了。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新的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各战场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一定规模的进攻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太平洋战线连连失利，美国盟军的反攻增强，希特勒法西斯德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有摇摇欲倒之势。国民党反动统治则由于日益腐败堕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时，我党面临着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战胜各种困难，乘胜前进，尽快把日军赶出中国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英明地预见到我党我军将从根据地进入大城市，为了不再重犯“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自大的骄傲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到1943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讨论，接着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个时期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还在全党全军中进行了整风和教育。《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7日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都来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学习时，“从历史教训结合当前新形势，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这样，很快在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整风学习的热潮。
《甲申三百年祭》在苏北、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当时在苏北盐阜区，这个整风学习搞得十分广泛深入。1944年7月，盐阜区党委专门成立了整风学习总会，下属9个县也都成立了整风学习分会。参加整风学习的县、区、乡三级干部脱产轮训，先后办了3期，每期200多人，其中第二期学习时间长达7个月。为了指导各县整风学习，盐阜区党委学习总会还在同年8月25日创办了《盐阜整风》专刊，组织经验交流。
在这次大规模的整风学习中，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每个党员干部必读文件之一。华中新华书店铅印了上万本，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党员基本上达到人手一本。为了使这篇文章能教育更多的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提议由阿英将该文改编成五幕话剧《李闯王》，阿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作参考是相当困难的。阿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辑录的李自成史料编成《李自成年表》，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前后花了近3个月时间写出初稿。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队于1945年5月6日，在阜宁县的益林镇郊外广场上，首场演出《李闯王》，地方和军队首长，参加阜宁战役的营以上干部，还有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共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观看演出，没有一个中途退场。演出第二天，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于是八旅文工队先后去盐阜党校、盐阜地委和行署机关、三师部队演出了30多场，还到苏中地区为新四军一师指战员演出。
与此同时，《甲申三百年祭》由李一氓改编为京剧《九宫山》，让淮海实验剧团排练，在淮海区演出；由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改编的话剧《甲申记》（《闯王进京》），让新四军一师文工团排练，在苏中演出。1945年11月下旬，淮海实验剧团和一师文工团还到阜宁县益林，与八旅文工队一起，连续上演了10多天，观看的群众更是人如潮涌，盛况空前，李一氓等也观看了演出。1946年1月，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在淮安召开宣教工作大会，会议期间也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据当时《盐阜大众》报道，仅是盐阜区前后观看演出的观众即达百万人次之多，占全区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在群众中，“李闯王”、“刘宗敏”这些人的名字几乎成了“口头禅”。谁要是参军支前怕苦怕死，马上就有人说：“你这是刘宗敏（骄傲）思想！”尽管这种比喻并不恰当，但可以看出其宣传教育是如何广泛和深入。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和根据它改编的戏剧，经广泛深入的学习和宣传，所起的直接影响是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在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中进行的整风学习运动。从当时留下的一部分“整风学习笔记”来看，这篇文章是起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的。
当时在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二团任宣传科副科长的曹醒群，是河南南阳人，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 当时在涟东武装宣传大队任分队长的刘德才，是甘肃人，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当时在泗沭大队当干事的张碧岑，是陕西人，他在题为《照照自己》这篇学习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横，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忌能；军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像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
当时有个名叫刘少青的区干部，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沾染上地主阶级的享乐思想，曾偷偷抽大烟，化装到百禄沟侦察，又去嫖妓，还准备拉拢部下张云苏带枪投奔驻响水的伪军徐继泰部队。他参加了1945年2月2日开学的盐阜党校第三期整风学习班，通过整风学习，他自觉做了坦白交代。他沉痛地说：“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照出我的丑恶灵魂，如果不是党及时挽救，我一定是个可耻的下场。”像这样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由此可见通过整风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对照，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长，打败了日本鬼子，还不是革命成功，天下太平；进了城，也还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为我党我军从农村进入城市做好了思想准备。就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三师离开盐阜区到东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区合并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全边区先后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2万多名青年参加主力部队，地方民兵由2万多人增加到9万多人，4个月作战1155次。
《甲申三百年祭》
走向全国，跨出国门
1945年以后，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文工团（前哨剧团）先后在高邮县城、如皋县城演出《九宫山》，场场爆满。山东文工团在临沂地区，四野文工团、辽东军区文工团在安东、抚顺、鞍山，西满军区文工团、嫩江文工团、五师文工团在齐齐哈尔、北安，继续演出阿英改编的《李闯王》。直到1955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还在华东、华北地区和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连续演出。后来，这个剧本还传到国外。1955年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族剧院，也公演了这个戏。可见，《甲申三百年祭》和由它改编的戏剧，影响是多么深远！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近来有人把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断为“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声称必须“推倒”，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历史转变关头，给了千千万万革命干部、党员、战士和群众以那么大的教育和鼓舞，给予历史的前进以那么积极的影响，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是“黯然无光的著作”呢？只有严肃的科学的著作，才能给人们以如此巨大的教育、鼓舞和影响，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不严肃的学风”写出的“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是绝不可能达到的！因此，任何人要想贬低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否定《甲申三百年祭》的积极影响和历史作用，必将在历史事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
《甲申三百年祭》
1943年初，蒋介石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书中讲到“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旗兵的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蒋介石的本意，是用明末“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的旗兵”来影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共产党，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张目。
当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恰好这时正逢明王朝灭亡300周年，《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来到郭沫若寓所，与郭沫若商谈此事，拟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早在日本留学时即相识，交谊颇深，在乔冠华的邀请下，郭沫若当仁不让。《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写成的。他二人还商定，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于是，第二天（16日）乔冠华即写信给柳亚子约稿。当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接着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也在同年4月15日的《群众》第九卷第七期发表了。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新的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各战场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一定规模的进攻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太平洋战线连连失利，美国盟军的反攻增强，希特勒法西斯德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有摇摇欲倒之势。国民党反动统治则由于日益腐败堕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时，我党面临着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战胜各种困难，乘胜前进，尽快把日军赶出中国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英明地预见到我党我军将从根据地进入大城市，为了不再重犯“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自大的骄傲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到1943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讨论，接着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个时期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还在全党全军中进行了整风和教育。《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7日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都来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学习时，“从历史教训结合当前新形势，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这样，很快在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整风学习的热潮。
《甲申三百年祭》在苏北、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当时在苏北盐阜区，这个整风学习搞得十分广泛深入。1944年7月，盐阜区党委专门成立了整风学习总会，下属9个县也都成立了整风学习分会。参加整风学习的县、区、乡三级干部脱产轮训，先后办了3期，每期200多人，其中第二期学习时间长达7个月。为了指导各县整风学习，盐阜区党委学习总会还在同年8月25日创办了《盐阜整风》专刊，组织经验交流。
在这次大规模的整风学习中，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每个党员干部必读文件之一。华中新华书店铅印了上万本，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党员基本上达到人手一本。为了使这篇文章能教育更多的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提议由阿英将该文改编成五幕话剧《李闯王》，阿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作参考是相当困难的。阿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辑录的李自成史料编成《李自成年表》，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前后花了近3个月时间写出初稿。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队于1945年5月6日，在阜宁县的益林镇郊外广场上，首场演出《李闯王》，地方和军队首长，参加阜宁战役的营以上干部，还有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共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观看演出，没有一个中途退场。演出第二天，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于是八旅文工队先后去盐阜党校、盐阜地委和行署机关、三师部队演出了30多场，还到苏中地区为新四军一师指战员演出。
与此同时，《甲申三百年祭》由李一氓改编为京剧《九宫山》，让淮海实验剧团排练，在淮海区演出；由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改编的话剧《甲申记》（《闯王进京》），让新四军一师文工团排练，在苏中演出。1945年11月下旬，淮海实验剧团和一师文工团还到阜宁县益林，与八旅文工队一起，连续上演了10多天，观看的群众更是人如潮涌，盛况空前，李一氓等也观看了演出。1946年1月，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在淮安召开宣教工作大会，会议期间也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据当时《盐阜大众》报道，仅是盐阜区前后观看演出的观众即达百万人次之多，占全区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在群众中，“李闯王”、“刘宗敏”这些人的名字几乎成了“口头禅”。谁要是参军支前怕苦怕死，马上就有人说：“你这是刘宗敏（骄傲）思想！”尽管这种比喻并不恰当，但可以看出其宣传教育是如何广泛和深入。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和根据它改编的戏剧，经广泛深入的学习和宣传，所起的直接影响是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在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中进行的整风学习运动。从当时留下的一部分“整风学习笔记”来看，这篇文章是起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的。
当时在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二团任宣传科副科长的曹醒群，是河南南阳人，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 当时在涟东武装宣传大队任分队长的刘德才，是甘肃人，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当时在泗沭大队当干事的张碧岑，是陕西人，他在题为《照照自己》这篇学习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横，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忌能；军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像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
当时有个名叫刘少青的区干部，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沾染上地主阶级的享乐思想，曾偷偷抽大烟，化装到百禄沟侦察，又去嫖妓，还准备拉拢部下张云苏带枪投奔驻响水的伪军徐继泰部队。他参加了1945年2月2日开学的盐阜党校第三期整风学习班，通过整风学习，他自觉做了坦白交代。他沉痛地说：“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照出我的丑恶灵魂，如果不是党及时挽救，我一定是个可耻的下场。”像这样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由此可见通过整风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对照，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长，打败了日本鬼子，还不是革命成功，天下太平；进了城，也还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为我党我军从农村进入城市做好了思想准备。就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三师离开盐阜区到东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区合并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全边区先后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2万多名青年参加主力部队，地方民兵由2万多人增加到9万多人，4个月作战1155次。
《甲申三百年祭》
走向全国，跨出国门
1945年以后，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文工团（前哨剧团）先后在高邮县城、如皋县城演出《九宫山》，场场爆满。山东文工团在临沂地区，四野文工团、辽东军区文工团在安东、抚顺、鞍山，西满军区文工团、嫩江文工团、五师文工团在齐齐哈尔、北安，继续演出阿英改编的《李闯王》。直到1955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还在华东、华北地区和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连续演出。后来，这个剧本还传到国外。1955年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族剧院，也公演了这个戏。可见，《甲申三百年祭》和由它改编的戏剧，影响是多么深远！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近来有人把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断为“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声称必须“推倒”，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历史转变关头，给了千千万万革命干部、党员、战士和群众以那么大的教育和鼓舞，给予历史的前进以那么积极的影响，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是“黯然无光的著作”呢？只有严肃的科学的著作，才能给人们以如此巨大的教育、鼓舞和影响，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不严肃的学风”写出的“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是绝不可能达到的！因此，任何人要想贬低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否定《甲申三百年祭》的积极影响和历史作用，必将在历史事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