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首先是契约经济。要建立伟大的企业，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业社会的建立不过短短几十年，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契约精神”还远未深入人心，契约精神仍有讨论的必要。
　　16世纪航海大时代的传奇中有这样一个遵守契约精神的故事：1596年到1598年，荷兰船长巴伦支护送货物，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但在经过北极圈内一个岛屿时被困。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在严寒中保持体温；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险境中八人死去。在他们护送的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們生命的衣物和药品，但他们分毫未动。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把货物完好无损地送到委托人手中，创造了流传后世的经商法则。荷兰也因此赢得了世界海运贸易的市场。
　　商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又反过来催生了契约精神。现代契约精神的普遍确立和近代工业化息息相关。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代表了新的社会秩序。
　　王石曾说：“和西方企业精神、西方企业家来对比，中国最缺少的是契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没有诚信因子，自古就有“重然诺，轻生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等说法。但这里的诚信和西方契约精神中的诚信是有差异的。
　　建立契约精神很重要的保障就是法律。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主流的商业文明，就要看能不能把契约精神贯彻始终。在王石看来，西方企业家对基督教文明的信任指的是什么呢？是在契约精神、法律框架下可以追诉、处罚的一种信任，而中国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这样一个关系上，它没有法律框架更不是宗法制度上的。
　　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但在中国，这种制度常常遭遇挑战。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信守契约本身，尤其对重大契约的信守，关系的将不仅仅是缔约双方的利益，还将关系到一个小环境的经济秩序甚至社会秩序。
　　在中国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契约精神就被更好地尊重和执行。而上海堪称大陆最具有契约精神的城市，它是全球化的产物，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也因此，这座城市与世界的距离一直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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