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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几千秋,
白腔白调万古悠｡
大理建州五十年,
连连得丰收｡
唱不完的新成就,
写不尽的美白州｡
大本子曲天天唱,
世代永不休｡
这是大理白族文艺家们弹起龙头弦子,面对自治州的巨大变化,从心底由衷地倾吐出来的大本曲“高腔”｡
几千年历史的花开花落,多少代艺人唱着哀伤的白腔白调,盼望着命运的改善,曲艺的新生｡只有1956年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以后,才有白族曲艺的根本改变｡艺人们的地位由被人歧视的“下九流”变为受人尊敬的“说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曲艺家”,有的还被选为省､州､县市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曲协的理事､副主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中国共产党提升了我门的政治身价,跳出苦海,一步登天”｡因此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的翻身解放新天地､新人新事新生活的新曲目｡从家庭院落､“高台教化”走上人民的艺术舞台,从看本子听说唱发展到舞台表演,从大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曲艺新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接力梯队,薪火相传｡
最值得称道的是白族妇女的参与,她们勇敢地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传袭古规——“女人弹唱会变骚,蒸馍也不泡”｡白族妇女挺直腰杆,登上了大雅之堂｡从上个世纪的女金花杜德平､李月笙､李木香､杨学英､黑必良等登台表演起,到近期走红国内外的杨顺花､郭晓梅､赵福仙､李宝妹､李丽､赵冬梅､杨汝芬､黄浩娟都是白族金花曲艺家的代表人物｡
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成立20年来,也培养了许多讲故事､说快板､唱大本曲的小演员,如:大本曲说唱《白州飞起金凤凰》;表演唱《麻雀调》､《吹起金唢呐》等都是获得省级以上奖的优秀曲目｡
州级各个创作､研究､艺术表演团体对民族曲艺都经常予以关怀和支持,促进了曲艺事业的发展,在五十个金秋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有的帮助创作､修改加工曲本,有的帮助设计音乐,有的担任导演､表演的指导,使一个又一个新曲目逐渐完善起来,在省级和国家级获得金奖､银奖､牡丹奖,甚至到欧洲､亚洲的国际舞台上表演,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声誉,使白族曲艺在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五十年来的道路是曲折的,经受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最难熬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曲艺艺人不管是唱大本曲､本子曲､说方言评书和相声的,或是扬琴弹唱的,都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受到冲击｡然而,风雨过后,又是晴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8年,是文艺的春天,是文艺复兴的大好时期,也正是曲艺丰收的黄金时节｡
经过了一波三折的磨难,艺人们更加懂得文艺春天来之不易,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机遇千载难逢｡而各种现代科技的娱乐功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也迫使曲艺必须变革,去适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适应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受到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榨,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许多传统曲本已经失传,民间艺人所剩无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州只有十多人,一般能唱若干大本子曲的也只有30人｡自1956年11月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以后,民族曲艺获得新生,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50年来虽有曲折,但在1982年9月正式成立“大理州大本曲工作协会”(1991年一月改名“大理白族自治州曲艺家协会”)以来,至今已拥有全州129个会员,其中:60岁以上的13人,中年59人,青年57人;男性76人,女性53人｡无论从年龄结构､男女结构和人数来看,都比建州初期有了较大发展｡2003年11月第三届理事会选定的17人中,青年和女性各占一半,曲艺队伍特别富有朝气与活力｡
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杨益先生唱出的“山花词”(“大本曲唱翠茵茵,又改旧来又编新,山茶花开香千里,唱出时代音”)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白族曲艺盛况｡首先,记录整理了白族传统大本曲83本;本子曲52首;各民族民间故事及方言评书2500个;汉族扬琴有传统曲目20个,新曲目有《度过穷人关》､《禁毒》､《夫妻识字》､《柏洁泪》､《古城春》､《两户人人夸》､《劝烟调》､《劝赌调》等｡还有“莲花落”､“渔鼓”､“相声”与白族语“相声”､“大白曲”等,也都被搜集､记录下来,成为珍贵遗产｡
创作情况,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建州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创作和演唱的大本曲有:《施上泽入社》､《入社前后》､《入社退社》､《社会主义门》､《抓兵恨》､《恩仇难忘》､《改邪归正》､《大理好风光》､《幸福树》､《一箩优质肥》､《三颗螺丝钉》､《串春花》､《喜事一桩接一桩》､《试验田中一枝花》､《唱雷锋》､《玉花姑娘》､《农家乐》等｡本子曲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四二起义》､《解放曲》､《妇女翻身曲》､《农家四季乐丰年》､《女队长》､《阮瑞章》､《金鸡三唱》､《阿汪与贵香》､《降龙曲》､《铁龙颂》､《老牧人下山》､《东山人之歌》､《难忘的会见》､《白曲献给毛主席》等｡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创作和演唱了大本曲《女皇梦》､《除四害》､《我是一只画眉鸟》等,以及本子曲《怀念毛主席》､《清除“四人帮”》等作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8年,是大理州民族曲艺全面振兴的大好时期｡1979年底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艺会演”中,大本曲艺术重新登台表演,获得热烈欢迎｡1980年10月由省､州文化部门联合举办的“大理州大本曲讲习班”,培养了35个白族青年曲艺骨干｡1984年8月又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业余曲艺队”,在参加全国曲艺节､全省曲艺会演和“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的评奖中,已有16件作品获得20次省以上奖｡
1984年8月,由省､州曲协联合会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曲艺讨论会”上,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大本曲的历史源流､师徒承传､文学特点､句式韵式､音乐结构､现实题材､创作技巧､演唱风格､发展概况､经验体会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对大本曲､本子曲的创作､表演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86年4月,大理市文化局和文化馆编辑出版了一本《白族大本曲音乐》;同年10月,大理州文化局又出版一本《白族大本曲音乐》,其中精选了一组论文,包括曲目调查､音乐结构特点､源流探讨､艺人简介､演唱风格等,使内容更加丰富｡比起1957年11月禾雨记译的《大本曲音乐》一书,又进了一步｡2000年6月,李晴海主编的《白族歌手杨汉与大本曲艺术——杨汉先生诞辰100周年(1884—1984)纪念文集》出版｡同年,大理州文化局印行了《刘沛先生大本曲集》;2003年2月,大理州文化局编的《大本曲简志》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施珍华､陈瑞鸿､李文波编译的《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其中有本子曲35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保护曲艺遗产,传承历史名著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十多年录音､录像､光盘市场的繁荣,白族大本曲与本子曲也被争相制成音像制品引入市场,而且十分畅销,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艺术作品｡既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又成为良好的传习手段,成为百听不厌的艺术作品｡现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大本曲《柳荫记》､《英台哭五更》､《十八相送》､《望夫云(选段)》､《绕三灵》､《十二杯酒》､《三公主修行》､《数花名》等｡本子曲有《月里桂花》､《鸿雁带书(上下本)》､《穷汉叹五更》､《报答父母恩》､《劝夫五更曲》､《出门调》､《婆媳风波》､《劝赌调》､《烟鬼叹》､《劝夫戒烟曲》､《青姑娘》､《男是青松女青衫》､《十二月调》､《母鸡抱鸭》､《出门恋》､《出门相思》､《泥鳅调》等38首,走出了一条民间自觉保护与传播白族大本曲的新路子｡投资者有了市场,赚了钱;曲艺家们“借鸡生蛋”,借助于音像老板的投资,用现代音像的科技手段去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达到了“双赢”与互利｡,这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之一｡
建州50周年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曲艺在国内外的影响方面,也是可喜的｡单从在省以上获奖的情况以及国际影响看,都是很有成效的｡
1956年8月,杨汉先生乘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音乐周活动,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创作和自弹自唱自表演的大本曲唱段《大理三月好风光》,在云南省文化会演中获得创作､表演､音乐､节目4个一等奖之后,此次在北京演出,又获得与会中央领导和音乐周参会者的赞扬｡此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58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由杨绍仁､沈来中创作和伴奏,白族姑娘杜德平演唱的大本曲《灯塔》,获得创作､演出奖,受到普遍称赞,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0年7月,本子曲艺人张明德被选为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的7月23日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他即兴编唱了本子曲唱段《难忘的会见》,受到好评｡
1964年10月,杨益创作的大本曲《试验田中一枝花》,由李明璋､何芳秀2人演唱,黄永亮伴奏,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观摩演出20多场,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灌制成唱片发行,成为至今唯一的大本曲唱片｡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少数民族演员并合影留念｡黄永亮､何芳秀2人被选为少数民族代表,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国庆大典观礼台｡
1965年8月,由马福明创作,段顺媛演唱的大本曲《云姐杀敌》;由施珍华创作,陈瑞鸿弹唱的《老牧人下山》被选送参加云南省曲艺会演,双双获得优秀节目奖｡
1976年3月,施珍华创作的本子曲《高山新梅》被选送参加云南省曲艺调演,获得优秀节目奖｡
1979年9月,黑明星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口头诗人会,他即兴创作演唱的大本曲唱段《我是一只画梅鸟》,被《光明日报》等报刊登载后,又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85年4月,施珍华被选为云南省曲艺家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家第三次代表大会｡
1986年5月,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本主不吃牛》､方木创作的本子曲《大理风光美》参加云南省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分获二､三等奖｡10月《本主不吃牛》又获得文化部､中国曲协“全国优秀曲艺录像评比”三等奖｡
1987年,王铮､马纲创作和表演的相声《西洋梦》获得云南省业余相声大赛新秀奖｡
1992年5月,由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表演的大本曲《白州飞起金凤凰》(马福民创作)和故事《三姐妹》参加云南省少年儿童曲艺大赛,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7月,黄永亮等创作的大本曲《求亲》参加首届中国曲艺节获演出奖｡10月,乐夫､小鹏创作的本子曲《石宝姻缘》获云南省文学创作二等奖｡
1993年8月,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三塔会》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获二等奖｡10月,施珍华撰写的论文《以创新求发展》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二等奖｡
1995年10月,施珍华､尹明举､赵建华创作的大本曲《游大理》,获第二届中国曲艺节“牡丹奖”｡
1998年,董凤琴､杨惠梅演唱的传统大本曲《十八相送》获云南省“彩云奖•铜奖”｡
2001年4月,杨刘忠､陈明华创作的数来宝《找对象》参加云南省武装警察文艺会演,获一等奖｡7月,郭小梅等创作的大本曲《选秧官》获全国第11届群星奖金奖;2004年10月又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三等奖｡
2002年3月,乐夫等创作的大本曲《审村官》获云南省环保文艺调演一等奖,以及全国环保文艺调演三等奖｡
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木雕金花》连续三年获得三次奖,即2002年10月参加第四届中国曲艺节､2003年1月参加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评奖､2004年10月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均获二等奖｡
1991年录制的《白族乡音①》录入了大本曲套曲《英台哭五更》､本子曲《石宝姻缘》,先后发行5万多盒,不仅传遍全国,也传到欧､亚､美三大洲的36个国家｡
1996年10月至11月,中国白族音乐团应邀去北欧各国演出大本曲《英台哭五更》､本子曲《青姑娘》､《石宝姻缘》､《黄氏女登楼》､扬琴弹唱《白洁泪》等,场场受到热烈欢迎,谢幕三次,掌声不断｡
2003年3月,中国云南大理白族民间艺术团应邀赴日本大阪､依丹作“地球音乐”专场表演,其中大本曲《思乡曲》､《配天婚》､本子曲《石宝姻缘》等都大受欢迎,鼓掌声经久不息｡
以上这些记录不是流水账,而是建州五十年来的珍贵史料,或许会有钩沉补史的作用｡而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离不开宣传文化部门的指导,离不开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对此,曲艺工作者感激不尽,惟有在今后的实践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作为回报｡
(特约编辑:张时胜)
白腔白调万古悠｡
大理建州五十年,
连连得丰收｡
唱不完的新成就,
写不尽的美白州｡
大本子曲天天唱,
世代永不休｡
这是大理白族文艺家们弹起龙头弦子,面对自治州的巨大变化,从心底由衷地倾吐出来的大本曲“高腔”｡
几千年历史的花开花落,多少代艺人唱着哀伤的白腔白调,盼望着命运的改善,曲艺的新生｡只有1956年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以后,才有白族曲艺的根本改变｡艺人们的地位由被人歧视的“下九流”变为受人尊敬的“说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曲艺家”,有的还被选为省､州､县市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曲协的理事､副主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中国共产党提升了我门的政治身价,跳出苦海,一步登天”｡因此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的翻身解放新天地､新人新事新生活的新曲目｡从家庭院落､“高台教化”走上人民的艺术舞台,从看本子听说唱发展到舞台表演,从大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曲艺新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接力梯队,薪火相传｡
最值得称道的是白族妇女的参与,她们勇敢地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传袭古规——“女人弹唱会变骚,蒸馍也不泡”｡白族妇女挺直腰杆,登上了大雅之堂｡从上个世纪的女金花杜德平､李月笙､李木香､杨学英､黑必良等登台表演起,到近期走红国内外的杨顺花､郭晓梅､赵福仙､李宝妹､李丽､赵冬梅､杨汝芬､黄浩娟都是白族金花曲艺家的代表人物｡
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成立20年来,也培养了许多讲故事､说快板､唱大本曲的小演员,如:大本曲说唱《白州飞起金凤凰》;表演唱《麻雀调》､《吹起金唢呐》等都是获得省级以上奖的优秀曲目｡
州级各个创作､研究､艺术表演团体对民族曲艺都经常予以关怀和支持,促进了曲艺事业的发展,在五十个金秋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有的帮助创作､修改加工曲本,有的帮助设计音乐,有的担任导演､表演的指导,使一个又一个新曲目逐渐完善起来,在省级和国家级获得金奖､银奖､牡丹奖,甚至到欧洲､亚洲的国际舞台上表演,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声誉,使白族曲艺在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五十年来的道路是曲折的,经受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最难熬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曲艺艺人不管是唱大本曲､本子曲､说方言评书和相声的,或是扬琴弹唱的,都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受到冲击｡然而,风雨过后,又是晴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8年,是文艺的春天,是文艺复兴的大好时期,也正是曲艺丰收的黄金时节｡
经过了一波三折的磨难,艺人们更加懂得文艺春天来之不易,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机遇千载难逢｡而各种现代科技的娱乐功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也迫使曲艺必须变革,去适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适应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受到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榨,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许多传统曲本已经失传,民间艺人所剩无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州只有十多人,一般能唱若干大本子曲的也只有30人｡自1956年11月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以后,民族曲艺获得新生,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50年来虽有曲折,但在1982年9月正式成立“大理州大本曲工作协会”(1991年一月改名“大理白族自治州曲艺家协会”)以来,至今已拥有全州129个会员,其中:60岁以上的13人,中年59人,青年57人;男性76人,女性53人｡无论从年龄结构､男女结构和人数来看,都比建州初期有了较大发展｡2003年11月第三届理事会选定的17人中,青年和女性各占一半,曲艺队伍特别富有朝气与活力｡
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杨益先生唱出的“山花词”(“大本曲唱翠茵茵,又改旧来又编新,山茶花开香千里,唱出时代音”)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白族曲艺盛况｡首先,记录整理了白族传统大本曲83本;本子曲52首;各民族民间故事及方言评书2500个;汉族扬琴有传统曲目20个,新曲目有《度过穷人关》､《禁毒》､《夫妻识字》､《柏洁泪》､《古城春》､《两户人人夸》､《劝烟调》､《劝赌调》等｡还有“莲花落”､“渔鼓”､“相声”与白族语“相声”､“大白曲”等,也都被搜集､记录下来,成为珍贵遗产｡
创作情况,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建州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创作和演唱的大本曲有:《施上泽入社》､《入社前后》､《入社退社》､《社会主义门》､《抓兵恨》､《恩仇难忘》､《改邪归正》､《大理好风光》､《幸福树》､《一箩优质肥》､《三颗螺丝钉》､《串春花》､《喜事一桩接一桩》､《试验田中一枝花》､《唱雷锋》､《玉花姑娘》､《农家乐》等｡本子曲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四二起义》､《解放曲》､《妇女翻身曲》､《农家四季乐丰年》､《女队长》､《阮瑞章》､《金鸡三唱》､《阿汪与贵香》､《降龙曲》､《铁龙颂》､《老牧人下山》､《东山人之歌》､《难忘的会见》､《白曲献给毛主席》等｡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创作和演唱了大本曲《女皇梦》､《除四害》､《我是一只画眉鸟》等,以及本子曲《怀念毛主席》､《清除“四人帮”》等作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8年,是大理州民族曲艺全面振兴的大好时期｡1979年底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艺会演”中,大本曲艺术重新登台表演,获得热烈欢迎｡1980年10月由省､州文化部门联合举办的“大理州大本曲讲习班”,培养了35个白族青年曲艺骨干｡1984年8月又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业余曲艺队”,在参加全国曲艺节､全省曲艺会演和“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的评奖中,已有16件作品获得20次省以上奖｡
1984年8月,由省､州曲协联合会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曲艺讨论会”上,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大本曲的历史源流､师徒承传､文学特点､句式韵式､音乐结构､现实题材､创作技巧､演唱风格､发展概况､经验体会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对大本曲､本子曲的创作､表演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86年4月,大理市文化局和文化馆编辑出版了一本《白族大本曲音乐》;同年10月,大理州文化局又出版一本《白族大本曲音乐》,其中精选了一组论文,包括曲目调查､音乐结构特点､源流探讨､艺人简介､演唱风格等,使内容更加丰富｡比起1957年11月禾雨记译的《大本曲音乐》一书,又进了一步｡2000年6月,李晴海主编的《白族歌手杨汉与大本曲艺术——杨汉先生诞辰100周年(1884—1984)纪念文集》出版｡同年,大理州文化局印行了《刘沛先生大本曲集》;2003年2月,大理州文化局编的《大本曲简志》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施珍华､陈瑞鸿､李文波编译的《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其中有本子曲35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保护曲艺遗产,传承历史名著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十多年录音､录像､光盘市场的繁荣,白族大本曲与本子曲也被争相制成音像制品引入市场,而且十分畅销,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艺术作品｡既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又成为良好的传习手段,成为百听不厌的艺术作品｡现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大本曲《柳荫记》､《英台哭五更》､《十八相送》､《望夫云(选段)》､《绕三灵》､《十二杯酒》､《三公主修行》､《数花名》等｡本子曲有《月里桂花》､《鸿雁带书(上下本)》､《穷汉叹五更》､《报答父母恩》､《劝夫五更曲》､《出门调》､《婆媳风波》､《劝赌调》､《烟鬼叹》､《劝夫戒烟曲》､《青姑娘》､《男是青松女青衫》､《十二月调》､《母鸡抱鸭》､《出门恋》､《出门相思》､《泥鳅调》等38首,走出了一条民间自觉保护与传播白族大本曲的新路子｡投资者有了市场,赚了钱;曲艺家们“借鸡生蛋”,借助于音像老板的投资,用现代音像的科技手段去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达到了“双赢”与互利｡,这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之一｡
建州50周年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曲艺在国内外的影响方面,也是可喜的｡单从在省以上获奖的情况以及国际影响看,都是很有成效的｡
1956年8月,杨汉先生乘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音乐周活动,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创作和自弹自唱自表演的大本曲唱段《大理三月好风光》,在云南省文化会演中获得创作､表演､音乐､节目4个一等奖之后,此次在北京演出,又获得与会中央领导和音乐周参会者的赞扬｡此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58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由杨绍仁､沈来中创作和伴奏,白族姑娘杜德平演唱的大本曲《灯塔》,获得创作､演出奖,受到普遍称赞,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0年7月,本子曲艺人张明德被选为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的7月23日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他即兴编唱了本子曲唱段《难忘的会见》,受到好评｡
1964年10月,杨益创作的大本曲《试验田中一枝花》,由李明璋､何芳秀2人演唱,黄永亮伴奏,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观摩演出20多场,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灌制成唱片发行,成为至今唯一的大本曲唱片｡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少数民族演员并合影留念｡黄永亮､何芳秀2人被选为少数民族代表,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国庆大典观礼台｡
1965年8月,由马福明创作,段顺媛演唱的大本曲《云姐杀敌》;由施珍华创作,陈瑞鸿弹唱的《老牧人下山》被选送参加云南省曲艺会演,双双获得优秀节目奖｡
1976年3月,施珍华创作的本子曲《高山新梅》被选送参加云南省曲艺调演,获得优秀节目奖｡
1979年9月,黑明星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口头诗人会,他即兴创作演唱的大本曲唱段《我是一只画梅鸟》,被《光明日报》等报刊登载后,又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85年4月,施珍华被选为云南省曲艺家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家第三次代表大会｡
1986年5月,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本主不吃牛》､方木创作的本子曲《大理风光美》参加云南省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分获二､三等奖｡10月《本主不吃牛》又获得文化部､中国曲协“全国优秀曲艺录像评比”三等奖｡
1987年,王铮､马纲创作和表演的相声《西洋梦》获得云南省业余相声大赛新秀奖｡
1992年5月,由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表演的大本曲《白州飞起金凤凰》(马福民创作)和故事《三姐妹》参加云南省少年儿童曲艺大赛,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7月,黄永亮等创作的大本曲《求亲》参加首届中国曲艺节获演出奖｡10月,乐夫､小鹏创作的本子曲《石宝姻缘》获云南省文学创作二等奖｡
1993年8月,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三塔会》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获二等奖｡10月,施珍华撰写的论文《以创新求发展》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二等奖｡
1995年10月,施珍华､尹明举､赵建华创作的大本曲《游大理》,获第二届中国曲艺节“牡丹奖”｡
1998年,董凤琴､杨惠梅演唱的传统大本曲《十八相送》获云南省“彩云奖•铜奖”｡
2001年4月,杨刘忠､陈明华创作的数来宝《找对象》参加云南省武装警察文艺会演,获一等奖｡7月,郭小梅等创作的大本曲《选秧官》获全国第11届群星奖金奖;2004年10月又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三等奖｡
2002年3月,乐夫等创作的大本曲《审村官》获云南省环保文艺调演一等奖,以及全国环保文艺调演三等奖｡
施珍华创作的大本曲《木雕金花》连续三年获得三次奖,即2002年10月参加第四届中国曲艺节､2003年1月参加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评奖､2004年10月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均获二等奖｡
1991年录制的《白族乡音①》录入了大本曲套曲《英台哭五更》､本子曲《石宝姻缘》,先后发行5万多盒,不仅传遍全国,也传到欧､亚､美三大洲的36个国家｡
1996年10月至11月,中国白族音乐团应邀去北欧各国演出大本曲《英台哭五更》､本子曲《青姑娘》､《石宝姻缘》､《黄氏女登楼》､扬琴弹唱《白洁泪》等,场场受到热烈欢迎,谢幕三次,掌声不断｡
2003年3月,中国云南大理白族民间艺术团应邀赴日本大阪､依丹作“地球音乐”专场表演,其中大本曲《思乡曲》､《配天婚》､本子曲《石宝姻缘》等都大受欢迎,鼓掌声经久不息｡
以上这些记录不是流水账,而是建州五十年来的珍贵史料,或许会有钩沉补史的作用｡而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离不开宣传文化部门的指导,离不开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对此,曲艺工作者感激不尽,惟有在今后的实践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作为回报｡
(特约编辑:张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