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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云山传奇》里，冯晴岚漫天大雪中用板车拉着罗群回家，罗群替她取下被雪花模糊了的眼镜，两个苦命人相视一笑，引多少人泪下。谢晋就是一个字：真！
10月17日，谢晋先生回了趟老家，喝了点酒，睡过去了。照传统说法，算仙逝。妻子徐大雯后来说，谢晋回乡那天，她一晚上没睡好。
谢晋最放心不下的阿四，被他教会每天在4个罐里各抓一把、烧粥晚上喝的阿四，尚不晓得喝粥人又少了一位。他被安置在别处，口袋里还有一张父亲写的纸条:“我是谢晋的小儿子。”
当时的上影厂已由于伶、钟敬之等第一代人传到徐桑楚手中。他回忆说，“文革”后上影合并了海燕、天马两个厂，职工总共1400多人，其中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这些基本创作人员还有500多，里面不少八级技工，手艺好，经验也特别丰富。“我算了一下，当时厂里文艺六级以上的高级人才还有108位，号称上影厂‘一百单八将’，这就是‘文革’以后保存下来的家底。”
当时导演室有不少老导演，像汤晓丹、桑弧、沈浮、黄佐临、鲁韧、刘琼；一批很有实力的中年导演，像傅超武、岑范、黄祖模、汤化达、谢晋；青年导演则有吴贻弓、赵焕章、宋崇、李歇浦、于本正、杨延晋、黄蜀芹、石晓华等一大批。
2004年，黄蜀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述了从影第一部戏《啊！摇篮》的故事。1979年，《啊！摇篮》编剧到上海，指名要谢晋来导。在厂里扫地的谢晋被叫到厂长室，剧本递过来。谢晋看完提要求，说要两个副导演，厂长问谁，他说一个石晓华，一个黄蜀芹。
“就这样，本来也在改造的我们俩被解放出来。”黄蜀芹说：“我1964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影厂，15年里连电影的边还没沾上，谢导自己刚刚有了点转机，就想办法把我们也解救出来。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
1950年代起，各大电影厂都设置了文学部，上影厂文学部坐落在永福路52号，负责供应剧本。徐桑楚回忆说：“谢晋一天到晚东打听西打听，发现好剧本二话不说，拿回去一个通宵就看完。《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都是厂里提供剧本，《芙蓉镇》完全是他自己找来的。”
浏览谢晋电影的文学班底：写《红色娘子军》后梁信又为上影厂写了《从奴隶到将军》；《青春》是当时海军一个20多岁的作家李云良写的；李准改编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鲁彦周写了《天云山传奇》，山东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最早发在《十月》1982年第6期，古华的《芙蓉镇》首发在《当代》1981年第1期 ；1996年的《鸦片战争》，由大陆作家朱苏进、麦天枢，香港作家倪震等编剧。
《芙蓉镇》中令人刮目相看的“秦书田扫街”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秦书田扫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大约跟他当年当过歌舞剧团的编导有关系。他将扫帚整得和人一般高，腰杆挺得笔直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着扫帚就和舞蹈演员在台上握着片船桨一样，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两脚则是脚尖落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也像在舞台上合着音乐节拍滑行一般。由于动作轻捷协调，他总是扫得又快又好，汗都少出。而且每天都要帮着胡玉音扫上一长截。胡玉音则每天早晨都是累出一身汗，看着秦癫子挥动扫帚的姿态感到羡慕。这本是一件女人要强过男人的活路。
经过编剧再创造，加上灯光、烟雾和华尔兹，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场景。香港文隽说，尤其因为《芙蓉镇》，许多港人改变了对内地电影的看法。
谢晋晚年谋划着王安忆、叶辛、铁凝的作品。逝前爱不释手的，是胡思华的小说《大人物》。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亮开大嗓门：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一塌糊涂！宋朝的武打戏，怎么跑到九寨沟去拍啊！
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1959年文学部一位同志对谢晋说，“这个本子（《红色娘子军》）我们看了，不错。”谢晋一看，“不是光打仗，还写了人，而且有传奇性。”立刻拍电报给作者梁信：我们要了，速来沪。
祝希娟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谢晋去学校挑人那天，她正跟两个同学辩论。谢晋一看，那气质，正是吴琼花。
剧中可怜的吴琼花在革命过程中没能把住自己，爱上了党代表，并且雷了他一眼，眼神九曲十八弯。谢晋竖起大拇指：“这眼神非常好，祝希娟演得非常准确。”
“不行，统统剪掉。”组织的声音。
这是“反右”后第三年，余波尚在，剧本早因爱情戏被判“立意不高”。有人说，为什么文艺作品老是要描写英雄人物的爱情？我们有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十八九岁，甚至更年轻，从来没谈过恋爱，更没碰过女人，为什么不写写他们？
“组织决定”下，谢晋想了个办法，没回海南岛补戏，而是把这段戏修理了一下：眼神保留，台词改掉，重新配音。黄宗英看后专门写文章抱不平：“再怎么剪，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戏中原先还有一段洪长青写日记，记的是吴琼花爱上了他，他思想斗争着。也剪掉了，因为组织上根本没批准他们动心。
《舞台姐妹》是在批判声中完成的。1965年，据说拍到一半时，张春桥发话说，务必照原剧本拍完——以便树成另一株“大毒草”。但从夏衍到袁雪芬都很支持，谢晋说这时候他已经有些“任性”了，“认了，豁出去了”，认认真真按原意拍完。
审片时却被莫名其妙改了台词。电影结尾，春花坐在船头讲起师傅传下的梨园训诫“我以后要清清白白做人，然后认认真真唱戏”，被改为“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还有一段“我在想，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被改成“我在想，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这部戏，让谢晋被归入“牛鬼蛇神”，进了牛棚。但“文革”结束后，“大毒草”又成了好电影。“戏没变，眼睛变啦？”
贺龙力挺《女篮五号》
在讲《女篮五号》的故事时，谢晋不自觉地流露了他身上承前启后的跨时代性。片中既有抽雪茄、穿皮氅的旧社会流氓，也有新中国的竞赛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譬如让球。
谢晋还首次起用非专业演员：16岁的曹其纬（曹汝霖的孙女，出身很成问题）当时是上海女排主攻手。借调时遇到困难，最后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很支持，帮忙敲定；“天津大学最漂亮的女孩子”向梅是群众来信推荐的。
重看此片，能在片头看到一串必须致敬的名字，譬如摄影沈西林、指挥陈歌辛；也能发现男主角刘琼出场时，脸上常有两坨红红的油彩，唇上还有朱色的口红。
“《女篮五号》差点枪毙，这个戏没有写党的领导，我们的球队总归要有一个党代表的，这个戏没有。第二，这个电影有锦标主义倾向，因为当时主张友谊第一，我们甚至还让球。”“后来周总理看了，说这个戏要送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哪些地方有缺点改一下就行，顶过去了。最后贺龙来了，贺老总一看这个戏说‘好极了’，其他人都不讲话了。”
在莫斯科，《女篮5号》得了银奖。1米78的曹其纬后来成为国家女排主攻手。为了给纪录片《大师谢晋》留一份史料，今年68岁的曹其纬特意从香港回了趟上海，顺便看望谢晋和秦怡。
1962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到上影厂视察，“你们老是拍些哭哭啼啼的戏，拍一点喜剧吧。”于是上影厂同时推出3部喜剧，《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其一。其时，“三年自然灾害”已到后期，上千万人极度饥饿以致命赴黄泉。
好在谢晋一生偏爱相声和滑稽戏，沪上滑稽戏演员都是他的好友。谢晋说，当年拍这个戏特别开心，大家营养不良，笑声不断。他体贴地“包”下整个滑稽剧团——拍戏两三个月。小时候旷课听“小热昏”杜宝林起步的范哈哈在戏中演老李，他跟关宏达演的大力士误入冰库、眉毛挂霜那场戏，颇有卓别林喜剧味道。大力士敲敲猪，再敲敲自己，那“笃笃”的声音是专门制作的。
拍完还是受批判。审片组有人发话：怎么能把人和猪相提并论呢？
《天云山传奇》上映后也引起很大争议，批评如潮，焦点集中在老干部吴遥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徐桑楚记得有篇文章说，“像吴遥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人，把他写成共产党的老干部，党内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潜台词不言而喻。在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下，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影片大加赞赏，成为舆论的转折点，反对批评之声由此渐弱。
徐桑楚说，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已经比六七十年代宽松了许多，那个动不动就帽子、棍子满天飞，上纲上线、政治陷害甚至人身摧残的时代，到底过去了。
人气和脾气一样出名
一次在法国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这样介绍谢晋：这里站着一位中国导演，他的电影曾有一亿几千万观众。略过长长的作品列表，略过各种政府或行业的荣誉奖项，以一个数字描述一个电影人的成就。
一亿多人，当年为什么喜欢看谢晋的电影？
作家孙甘露说，谢晋代表了一种传统审美：扬善惩恶的结局，细腻的欲言又止的爱情；命运的跌宕起伏被浓缩在几个特定时间点上，以此营造戏剧冲突。这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的表现形式。古华的《芙蓉镇》就抽取4个年份来表现：1963年、1964年、1969年、1979年。
谢晋还擅长煽情。《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漫天大雪中用板车拉着罗群回家，罗群替她取下被雪花模糊了的眼镜，两个苦命人相视一笑，音乐起，引多少人泪下。老百姓的情，怎么煽？谢晋就是一个字：真，包括细节——为了守候一场真正的雪，他每天打电话跟东北通化的外景地联系。
饰演宋薇的王馥荔收到过一个男青年的来信，他母亲跟右派父亲离婚改嫁——跟片中的宋薇非常相似。父亲死后，男孩一直不能原谅母亲。这部电影让他理解了那代人的难处，母子开始通信，最后团聚。
他的“抠戏”是出了名的。许多人领教过他在片场的脾气。
《牧马人》中一场戏，要求丛珊将脸贴在朱时茂胸口，表现新婚的恩爱。一条，两条，三条，都不理想，谢晋冲丛珊吼：“你怎么回事啊？”丛珊“哇”地哭了。谢晋一挥手：“今天不拍了！”戏散后，副导演鲍芝芳赶紧问原因。“那儿有毛。”丛珊多么委屈。20多年后，谢晋说起这段哈哈大笑：“可见当年的演员多么淳朴。”
丛珊说，谢导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的审美与价值取向。拍摄《大师谢晋》的石川说，谢晋的电影中，《舞台姐妹》和《芙蓉镇》最美。
一回到江南水乡，谢晋便回到他的童年。而一旦回到童年，许多艺术家都会有如神助地抒情。
抒情也有技巧。《芙蓉镇》中有个镜头，胡玉音给秦书田的米粉里多加一勺调料，秦心里一暖，不由抓了她的手，拿眼盯她。姜文看完这段样片说，谢导，我觉得这里演得好。谢晋说，告诉你吧，我在这里升了格。电影胶片1秒钟24帧画面，谢晋放慢一点，用28格去表现那个情感丰盛的眼神。
人道主义，是评论家归结出来的。在谢晋自己，不过是一个童年记忆：骑在长工肩膀上去听戏，看到戏班小孩子蹲在那里匆匆扒饭，没什么菜，真是可怜哦。
他的电影，从没有离开过他经验过的生活。真实，是他的艺术观念。超验，他做不到。后生晚辈把他跟黑泽明相提并论时，他说：我跟黑泽明不是一个路子的，那种叙事我做不到，我跟山本萨夫（代表作《啊，野麦岭》、《华丽的家族》等）比较接近。美学上讲，谢晋的风格跟台湾导演李行也较接近。78岁的李行得知谢晋没了，顿时哭了。
黑泽明在68岁写完了自传《蛤蟆的油》，谢晋85岁也没觉得到了写自传的年龄，《大师谢晋》摄制组是在谢衍的鼎力支持下，连忽悠带哄，将他按定在摄像机前。他只留下一本文集，1998年出版的《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
两代导演一家人
儒生修齐治平、经世济国的情怀，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谢晋身上也有。拍摄《鸦片战争》，是在1996年全国两会作为政协提案提出来的。谢晋说，香港回归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一言不发、无所作为？
这年谢晋自筹资金近1亿元拍摄《鸦片战争》，此时他已73岁。摄制组拍过一组片花，记下了这位本该在家打太极拳、伺弄花草的老人如何戴着顶草帽，在片场任汗水洇湿前胸后背，记下了他如何立在饰演林则徐的鲍国安身边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随着台词给手势、给眼神，屈膝、挥手，低喝“（把账本）扔给他”——这是观众看不到的谢晋，令人动容。
进行到一半资金出现缺口，谢晋把房产，包括上虞老家的房子都做了抵押。全国许多人在帮他，但这部片子还是亏了。跟当时行情比，谢晋自己拿的片酬极低。
儿子谢衍深深理解父亲这代电影人的幸福与痛苦。“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会去拍那些武打的东西，还是一直想写人，写那些底层的人。但现在的电影投资人，包括电影厂、电影总局都不会来拍这种电影，他跟潮流不合。所以对他来讲现在机会是比较少。”说这话时，中国电影刚好走过100年。
两代导演的分野在谢家父子身上可见一斑。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但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一向早睡早起，收工从不拖延。
1992年，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虽然很大一块立足教学，也是谢晋的与时俱进。但两代电影人的不同道路，不仅是资本介入的结果——电影从没有离开过投资方的钱，不管是政府给，还是公司给；也不仅是电影理念传统与新锐的对峙、朱大可发起的“谢晋模式”讨论和谢晋批评华语大片“场面的恢弘与剧情的苍白”的对峙，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变。
谢晋经受过哪个领导都能对电影“讲话”的政治压力、体制束缚，也得益于体制认可下调度、拍摄、发行的诸多便利。最明显的，许多人都有看包场电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记忆。但石川说，如果没有当年电影创作的举国体制，许多片子是拍不出来的，譬如《南征北战》，没有部队介入（就像汶川地震救援那样）简直无法想象，那么多大场面，只用了40万元。
石川对谢晋充满敬意，交往10多年，近两年来录下他的最后音容及艺术生涯片断，但他也对学生说：不太同意把谢晋的作品奉为大师级经典，也不同意把体制的账算在谢晋一个人头上。谢晋电影是传统文化的一支余脉，所谓“谢晋模式”不仅是他个人的（其他导演就没有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电影的。谢晋电影有思想性，但他不是哲学家，不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他身份单纯，就是一个艺术家。
石川还认为，谢晋的巅峰之作与1980年代文化思潮的支撑有关，当时整个文化界浪头一致。但80年代末以后，这种力量分崩离析，各归其位。谢晋晚年作品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无序状态，最后只能回到“人道主义”，与此有关。
这不仅仅体现在谢晋一个人身上，“第五代”后期作品就是参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是姜文发回的短信。无论我们怎样地意外、不舍，谢晋以他的派头撒手归去。但愿天堂里有女儿红、他最爱吃的香椿炒蛋和臭豆腐，以及迷恋了一生的摄像机。
（鸣谢代琇、庄辛著《谢晋传》；古华著《芙蓉镇》；陆弘石、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谢晋电影》；2004年央视《相聚流金岁月》，2005年央视《面对面》，2008年上海东视《可凡倾听》，以及上大影视学院《大师谢晋》摄制组）
10月17日，谢晋先生回了趟老家，喝了点酒，睡过去了。照传统说法，算仙逝。妻子徐大雯后来说，谢晋回乡那天，她一晚上没睡好。
谢晋最放心不下的阿四，被他教会每天在4个罐里各抓一把、烧粥晚上喝的阿四，尚不晓得喝粥人又少了一位。他被安置在别处，口袋里还有一张父亲写的纸条:“我是谢晋的小儿子。”
当时的上影厂已由于伶、钟敬之等第一代人传到徐桑楚手中。他回忆说，“文革”后上影合并了海燕、天马两个厂，职工总共1400多人，其中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这些基本创作人员还有500多，里面不少八级技工，手艺好，经验也特别丰富。“我算了一下，当时厂里文艺六级以上的高级人才还有108位，号称上影厂‘一百单八将’，这就是‘文革’以后保存下来的家底。”
当时导演室有不少老导演，像汤晓丹、桑弧、沈浮、黄佐临、鲁韧、刘琼；一批很有实力的中年导演，像傅超武、岑范、黄祖模、汤化达、谢晋；青年导演则有吴贻弓、赵焕章、宋崇、李歇浦、于本正、杨延晋、黄蜀芹、石晓华等一大批。
2004年，黄蜀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述了从影第一部戏《啊！摇篮》的故事。1979年，《啊！摇篮》编剧到上海，指名要谢晋来导。在厂里扫地的谢晋被叫到厂长室，剧本递过来。谢晋看完提要求，说要两个副导演，厂长问谁，他说一个石晓华，一个黄蜀芹。
“就这样，本来也在改造的我们俩被解放出来。”黄蜀芹说：“我1964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影厂，15年里连电影的边还没沾上，谢导自己刚刚有了点转机，就想办法把我们也解救出来。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
1950年代起，各大电影厂都设置了文学部，上影厂文学部坐落在永福路52号，负责供应剧本。徐桑楚回忆说：“谢晋一天到晚东打听西打听，发现好剧本二话不说，拿回去一个通宵就看完。《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都是厂里提供剧本，《芙蓉镇》完全是他自己找来的。”
浏览谢晋电影的文学班底：写《红色娘子军》后梁信又为上影厂写了《从奴隶到将军》；《青春》是当时海军一个20多岁的作家李云良写的；李准改编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鲁彦周写了《天云山传奇》，山东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最早发在《十月》1982年第6期，古华的《芙蓉镇》首发在《当代》1981年第1期 ；1996年的《鸦片战争》，由大陆作家朱苏进、麦天枢，香港作家倪震等编剧。
《芙蓉镇》中令人刮目相看的“秦书田扫街”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秦书田扫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大约跟他当年当过歌舞剧团的编导有关系。他将扫帚整得和人一般高，腰杆挺得笔直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着扫帚就和舞蹈演员在台上握着片船桨一样，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两脚则是脚尖落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也像在舞台上合着音乐节拍滑行一般。由于动作轻捷协调，他总是扫得又快又好，汗都少出。而且每天都要帮着胡玉音扫上一长截。胡玉音则每天早晨都是累出一身汗，看着秦癫子挥动扫帚的姿态感到羡慕。这本是一件女人要强过男人的活路。
经过编剧再创造，加上灯光、烟雾和华尔兹，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场景。香港文隽说，尤其因为《芙蓉镇》，许多港人改变了对内地电影的看法。
谢晋晚年谋划着王安忆、叶辛、铁凝的作品。逝前爱不释手的，是胡思华的小说《大人物》。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亮开大嗓门：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一塌糊涂！宋朝的武打戏，怎么跑到九寨沟去拍啊！
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1959年文学部一位同志对谢晋说，“这个本子（《红色娘子军》）我们看了，不错。”谢晋一看，“不是光打仗，还写了人，而且有传奇性。”立刻拍电报给作者梁信：我们要了，速来沪。
祝希娟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谢晋去学校挑人那天，她正跟两个同学辩论。谢晋一看，那气质，正是吴琼花。
剧中可怜的吴琼花在革命过程中没能把住自己，爱上了党代表，并且雷了他一眼，眼神九曲十八弯。谢晋竖起大拇指：“这眼神非常好，祝希娟演得非常准确。”
“不行，统统剪掉。”组织的声音。
这是“反右”后第三年，余波尚在，剧本早因爱情戏被判“立意不高”。有人说，为什么文艺作品老是要描写英雄人物的爱情？我们有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十八九岁，甚至更年轻，从来没谈过恋爱，更没碰过女人，为什么不写写他们？
“组织决定”下，谢晋想了个办法，没回海南岛补戏，而是把这段戏修理了一下：眼神保留，台词改掉，重新配音。黄宗英看后专门写文章抱不平：“再怎么剪，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戏中原先还有一段洪长青写日记，记的是吴琼花爱上了他，他思想斗争着。也剪掉了，因为组织上根本没批准他们动心。
《舞台姐妹》是在批判声中完成的。1965年，据说拍到一半时，张春桥发话说，务必照原剧本拍完——以便树成另一株“大毒草”。但从夏衍到袁雪芬都很支持，谢晋说这时候他已经有些“任性”了，“认了，豁出去了”，认认真真按原意拍完。
审片时却被莫名其妙改了台词。电影结尾，春花坐在船头讲起师傅传下的梨园训诫“我以后要清清白白做人，然后认认真真唱戏”，被改为“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还有一段“我在想，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被改成“我在想，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这部戏，让谢晋被归入“牛鬼蛇神”，进了牛棚。但“文革”结束后，“大毒草”又成了好电影。“戏没变，眼睛变啦？”
贺龙力挺《女篮五号》
在讲《女篮五号》的故事时，谢晋不自觉地流露了他身上承前启后的跨时代性。片中既有抽雪茄、穿皮氅的旧社会流氓，也有新中国的竞赛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譬如让球。
谢晋还首次起用非专业演员：16岁的曹其纬（曹汝霖的孙女，出身很成问题）当时是上海女排主攻手。借调时遇到困难，最后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很支持，帮忙敲定；“天津大学最漂亮的女孩子”向梅是群众来信推荐的。
重看此片，能在片头看到一串必须致敬的名字，譬如摄影沈西林、指挥陈歌辛；也能发现男主角刘琼出场时，脸上常有两坨红红的油彩，唇上还有朱色的口红。
“《女篮五号》差点枪毙，这个戏没有写党的领导，我们的球队总归要有一个党代表的，这个戏没有。第二，这个电影有锦标主义倾向，因为当时主张友谊第一，我们甚至还让球。”“后来周总理看了，说这个戏要送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哪些地方有缺点改一下就行，顶过去了。最后贺龙来了，贺老总一看这个戏说‘好极了’，其他人都不讲话了。”
在莫斯科，《女篮5号》得了银奖。1米78的曹其纬后来成为国家女排主攻手。为了给纪录片《大师谢晋》留一份史料，今年68岁的曹其纬特意从香港回了趟上海，顺便看望谢晋和秦怡。
1962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到上影厂视察，“你们老是拍些哭哭啼啼的戏，拍一点喜剧吧。”于是上影厂同时推出3部喜剧，《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其一。其时，“三年自然灾害”已到后期，上千万人极度饥饿以致命赴黄泉。
好在谢晋一生偏爱相声和滑稽戏，沪上滑稽戏演员都是他的好友。谢晋说，当年拍这个戏特别开心，大家营养不良，笑声不断。他体贴地“包”下整个滑稽剧团——拍戏两三个月。小时候旷课听“小热昏”杜宝林起步的范哈哈在戏中演老李，他跟关宏达演的大力士误入冰库、眉毛挂霜那场戏，颇有卓别林喜剧味道。大力士敲敲猪，再敲敲自己，那“笃笃”的声音是专门制作的。
拍完还是受批判。审片组有人发话：怎么能把人和猪相提并论呢？
《天云山传奇》上映后也引起很大争议，批评如潮，焦点集中在老干部吴遥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徐桑楚记得有篇文章说，“像吴遥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人，把他写成共产党的老干部，党内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潜台词不言而喻。在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下，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影片大加赞赏，成为舆论的转折点，反对批评之声由此渐弱。
徐桑楚说，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已经比六七十年代宽松了许多，那个动不动就帽子、棍子满天飞，上纲上线、政治陷害甚至人身摧残的时代，到底过去了。
人气和脾气一样出名
一次在法国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这样介绍谢晋：这里站着一位中国导演，他的电影曾有一亿几千万观众。略过长长的作品列表，略过各种政府或行业的荣誉奖项，以一个数字描述一个电影人的成就。
一亿多人，当年为什么喜欢看谢晋的电影？
作家孙甘露说，谢晋代表了一种传统审美：扬善惩恶的结局，细腻的欲言又止的爱情；命运的跌宕起伏被浓缩在几个特定时间点上，以此营造戏剧冲突。这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的表现形式。古华的《芙蓉镇》就抽取4个年份来表现：1963年、1964年、1969年、1979年。
谢晋还擅长煽情。《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漫天大雪中用板车拉着罗群回家，罗群替她取下被雪花模糊了的眼镜，两个苦命人相视一笑，音乐起，引多少人泪下。老百姓的情，怎么煽？谢晋就是一个字：真，包括细节——为了守候一场真正的雪，他每天打电话跟东北通化的外景地联系。
饰演宋薇的王馥荔收到过一个男青年的来信，他母亲跟右派父亲离婚改嫁——跟片中的宋薇非常相似。父亲死后，男孩一直不能原谅母亲。这部电影让他理解了那代人的难处，母子开始通信，最后团聚。
他的“抠戏”是出了名的。许多人领教过他在片场的脾气。
《牧马人》中一场戏，要求丛珊将脸贴在朱时茂胸口，表现新婚的恩爱。一条，两条，三条，都不理想，谢晋冲丛珊吼：“你怎么回事啊？”丛珊“哇”地哭了。谢晋一挥手：“今天不拍了！”戏散后，副导演鲍芝芳赶紧问原因。“那儿有毛。”丛珊多么委屈。20多年后，谢晋说起这段哈哈大笑：“可见当年的演员多么淳朴。”
丛珊说，谢导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的审美与价值取向。拍摄《大师谢晋》的石川说，谢晋的电影中，《舞台姐妹》和《芙蓉镇》最美。
一回到江南水乡，谢晋便回到他的童年。而一旦回到童年，许多艺术家都会有如神助地抒情。
抒情也有技巧。《芙蓉镇》中有个镜头，胡玉音给秦书田的米粉里多加一勺调料，秦心里一暖，不由抓了她的手，拿眼盯她。姜文看完这段样片说，谢导，我觉得这里演得好。谢晋说，告诉你吧，我在这里升了格。电影胶片1秒钟24帧画面，谢晋放慢一点，用28格去表现那个情感丰盛的眼神。
人道主义，是评论家归结出来的。在谢晋自己，不过是一个童年记忆：骑在长工肩膀上去听戏，看到戏班小孩子蹲在那里匆匆扒饭，没什么菜，真是可怜哦。
他的电影，从没有离开过他经验过的生活。真实，是他的艺术观念。超验，他做不到。后生晚辈把他跟黑泽明相提并论时，他说：我跟黑泽明不是一个路子的，那种叙事我做不到，我跟山本萨夫（代表作《啊，野麦岭》、《华丽的家族》等）比较接近。美学上讲，谢晋的风格跟台湾导演李行也较接近。78岁的李行得知谢晋没了，顿时哭了。
黑泽明在68岁写完了自传《蛤蟆的油》，谢晋85岁也没觉得到了写自传的年龄，《大师谢晋》摄制组是在谢衍的鼎力支持下，连忽悠带哄，将他按定在摄像机前。他只留下一本文集，1998年出版的《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
两代导演一家人
儒生修齐治平、经世济国的情怀，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谢晋身上也有。拍摄《鸦片战争》，是在1996年全国两会作为政协提案提出来的。谢晋说，香港回归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一言不发、无所作为？
这年谢晋自筹资金近1亿元拍摄《鸦片战争》，此时他已73岁。摄制组拍过一组片花，记下了这位本该在家打太极拳、伺弄花草的老人如何戴着顶草帽，在片场任汗水洇湿前胸后背，记下了他如何立在饰演林则徐的鲍国安身边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随着台词给手势、给眼神，屈膝、挥手，低喝“（把账本）扔给他”——这是观众看不到的谢晋，令人动容。
进行到一半资金出现缺口，谢晋把房产，包括上虞老家的房子都做了抵押。全国许多人在帮他，但这部片子还是亏了。跟当时行情比，谢晋自己拿的片酬极低。
儿子谢衍深深理解父亲这代电影人的幸福与痛苦。“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会去拍那些武打的东西，还是一直想写人，写那些底层的人。但现在的电影投资人，包括电影厂、电影总局都不会来拍这种电影，他跟潮流不合。所以对他来讲现在机会是比较少。”说这话时，中国电影刚好走过100年。
两代导演的分野在谢家父子身上可见一斑。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但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一向早睡早起，收工从不拖延。
1992年，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虽然很大一块立足教学，也是谢晋的与时俱进。但两代电影人的不同道路，不仅是资本介入的结果——电影从没有离开过投资方的钱，不管是政府给，还是公司给；也不仅是电影理念传统与新锐的对峙、朱大可发起的“谢晋模式”讨论和谢晋批评华语大片“场面的恢弘与剧情的苍白”的对峙，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变。
谢晋经受过哪个领导都能对电影“讲话”的政治压力、体制束缚，也得益于体制认可下调度、拍摄、发行的诸多便利。最明显的，许多人都有看包场电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记忆。但石川说，如果没有当年电影创作的举国体制，许多片子是拍不出来的，譬如《南征北战》，没有部队介入（就像汶川地震救援那样）简直无法想象，那么多大场面，只用了40万元。
石川对谢晋充满敬意，交往10多年，近两年来录下他的最后音容及艺术生涯片断，但他也对学生说：不太同意把谢晋的作品奉为大师级经典，也不同意把体制的账算在谢晋一个人头上。谢晋电影是传统文化的一支余脉，所谓“谢晋模式”不仅是他个人的（其他导演就没有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电影的。谢晋电影有思想性，但他不是哲学家，不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他身份单纯，就是一个艺术家。
石川还认为，谢晋的巅峰之作与1980年代文化思潮的支撑有关，当时整个文化界浪头一致。但80年代末以后，这种力量分崩离析，各归其位。谢晋晚年作品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无序状态，最后只能回到“人道主义”，与此有关。
这不仅仅体现在谢晋一个人身上，“第五代”后期作品就是参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是姜文发回的短信。无论我们怎样地意外、不舍，谢晋以他的派头撒手归去。但愿天堂里有女儿红、他最爱吃的香椿炒蛋和臭豆腐，以及迷恋了一生的摄像机。
（鸣谢代琇、庄辛著《谢晋传》；古华著《芙蓉镇》；陆弘石、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谢晋电影》；2004年央视《相聚流金岁月》，2005年央视《面对面》，2008年上海东视《可凡倾听》，以及上大影视学院《大师谢晋》摄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