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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五卅运动，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勤奋和机灵，很快引起副校长(后为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关注。在米夫支持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在校内大搞宗派主义的斗争。
1927年2月，米夫受共产国际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选为随身翻译，并参加中共五大。6月下旬，又随米夫回到苏联。1928年6、7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斯大林做翻译，随后为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当翻译。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中共中央分派他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1930年春，因违犯秘密工作纪律受到处分，先后被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二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大会推举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
1930年5月，周恩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本人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笔者注)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
李立三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1930年6月至9月)，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出笼，就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而满心想在党内出人头地的王明，对照共产国际的文件，认为李立三已经背离国际的精神，便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作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演讲，充当了反对李立三的急先锋。王明的举动，遭到李立三的迎头痛击。李立三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共产国际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并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便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地位。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是在一个月后才得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而王明、博古(秦邦宪)、沈泽民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
王明深知，只有打着“捍卫国际路线”的旗号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王明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王明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发难，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国际来信的情况下，不首先向中央汇报，“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对瞿秋白的警告，王明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反三中全会、反瞿秋白。王明还散发他写的带有纲领性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笔者注)。王明在《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中，说三中全会是在继续立三路线“反国际主义路线”，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以较大的篇幅批评瞿秋白，说瞿秋白“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不允许的不诚恳态度”，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瞿秋白的笔名——笔者注)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
四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又一次来到中国。米夫对王明的“政治才华”大加赞赏，他曾对人津津乐道：“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王明)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故被米夫称为上海支部——笔者注)开始中。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撤销对王明等处分的决议，并指出，处分王明等是一个错误，现在要“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王明曾用过的名字——笔者注)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作了结论报告。因形势严峻，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15个小时，会议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有30多人发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全会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由于得到米夫的器重和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之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1931年4月下旬，协助周恩来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时隔两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也叛变。顾、向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致命的破坏，上海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而恰在此时，共产国际调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王明指定博古负总责，并一再嘱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必须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
请示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请示他王明!
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颇受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的赏识，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诚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能在世界共产党“总部”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者，惟王明一人而已。这也就难怪王明后来在回国初期，“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原来打了10年仗、水火不相容的国、共两大政党，再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着实让斯大林寝食不安。这是因为纳粹德国严重地威胁着苏联西部国土的安全，苏德两国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而日本驻中国东北的百万关东军又在中苏边境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如果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日本再从东面配合，苏联将东西两面受敌，而中国战场的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从东面攻击苏联。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能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而要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必须依靠国民党政府那几百万正规军，而不是中共领导的那几万的人民武装。
如果毛泽东跟蒋介石闹独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战再起，那只能有利于日本进攻苏联，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现有的统一战线局面应得到相应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共中央”。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了谱。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更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六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作者注)、兰州，途中逗留了几天，于29日飞抵延安。那天，毛泽东、朱德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齐前往机场迎接。当王明、康生、陈云等从飞机上下来时，毛泽东和参加迎接的其他领导人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
在机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还说，陈绍禹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
在毛泽东致欢迎辞之后，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他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出身份特殊，口气也很大。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这最后一句话，让人听了有些莫名其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明当时的那种激奋而纷乱的心境。
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对他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比如在生活上，王明每月的津贴是6块钱，比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都多一块钱，这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办的。再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的那张照片上看，亦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王明是如何的尊重：王明坐在正中，而毛泽东则站在后排左起最末位置。
王明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确实知之甚少，可是他从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到处讲话作指示。他有着良好的口才，记忆力又特别强，对列宁、斯大林的话说得头头是道，满嘴都是布尔什维克，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七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报告。不可否认，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王明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在报告中锋芒毕露，口口声声说，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造成一种捧着尚方宝剑在传达“圣旨”的感觉。王明报告的要点是：
第一、中国如何能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这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
第二、中共应主动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军队；
第三、国共合作是永久真诚的，不应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说他也同意。王明在报告中，还指责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王明的上述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抗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由于王明在一开始就声明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这就使得王明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解，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但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会议最终并没有就王明的报告形成决议，王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某些地区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拿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也许是一次“火力侦察”，试一试他在政治局里的威望。尽管名单都是旧人，他所提的名单上的康生、陈云原本都是政治局委员， 但在名单排序上，却作了调整，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位，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这种做法在会上曾引起短时波动。王明似乎也觉得此举难免引起与会者的猜疑，所以便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当时没有异议，但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
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认可。
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会餐的饭桌上，有这样一个插曲：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两个盖着盖子的小搪瓷茶缸。毛泽东对王明说道：“绍禹同志，你猜一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要揭开盖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王明把刚要掀杯盖的手缩回，想一想，微笑着说：“我猜嘛，是酒，对不对?”
毛泽东说：“猜对了一半，一杯是酒，是长征的时候，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另一杯是水，是延河的水。”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看来，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看一看，闻一闻，必要时还得亲口尝一尝。”
王明端起酒杯：“泽东同志又在讲实践论了，来，大家为实践干杯!”在座的人都端起杯子站了起来。
毛泽东说：“我是不能喝酒的，还是喝延河之水吧，干杯!”
八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独断专行，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那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当局不会这样办的；而如果承认并实行“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却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这个意见由于只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没有被采纳。
会后，王明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顾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王明回武汉后，正值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央批准即送交国民党。这个提议提出，“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等等。中共中央发现了王明的错误做法，于3月25日草拟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命长江局将这个文件转国民党方面，但为王明所拒绝而没有照办。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
王明之所以敢于如此张狂，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认为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他一直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只能算一位“农民运动领袖”。王明居高临下，虽然表面上对毛泽东是服从的，但服从的背后是不屑一顾。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向来从不让步，即使在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九
中共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消除了对中共中央的很多的误解和成见，使他们承认并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也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同年七八月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通知王明速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竟给延安去电，让王稼祥去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甚至要毛泽东等主要领导来武汉或到西安召开会议。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狂妄要求。王稼祥给王明复电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
王明从电文的措词中看出王稼祥对他态度的转变，也由此想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可能起了变化，这才不得不打点行装来到延安。
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第一天，张闻天致开幕词之后，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要中共的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最后，王稼祥还特别提到，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也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白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传递“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给王明当头棒喝，促使王明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和毛泽东。惯于见风使舵的王明，再也不旧调重弹了，也不再兴风作浪了。他一反常态，对毛泽东表示出谦恭态度。在他的报告和发言中，一再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报告也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他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对王明的转变，毛泽东当然表示欢迎和信任。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毛泽东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已无人可以替代。
全会对王明采取的是温和式的批评态度，没有出现激烈的程度。但六届六中全会毕竟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使党能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中央东南局。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五卅运动，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勤奋和机灵，很快引起副校长(后为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关注。在米夫支持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在校内大搞宗派主义的斗争。
1927年2月，米夫受共产国际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选为随身翻译，并参加中共五大。6月下旬，又随米夫回到苏联。1928年6、7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斯大林做翻译，随后为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当翻译。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中共中央分派他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1930年春，因违犯秘密工作纪律受到处分，先后被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二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大会推举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
1930年5月，周恩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本人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笔者注)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
李立三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1930年6月至9月)，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出笼，就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而满心想在党内出人头地的王明，对照共产国际的文件，认为李立三已经背离国际的精神，便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作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演讲，充当了反对李立三的急先锋。王明的举动，遭到李立三的迎头痛击。李立三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共产国际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并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便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地位。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是在一个月后才得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而王明、博古(秦邦宪)、沈泽民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
王明深知，只有打着“捍卫国际路线”的旗号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王明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王明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发难，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国际来信的情况下，不首先向中央汇报，“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对瞿秋白的警告，王明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反三中全会、反瞿秋白。王明还散发他写的带有纲领性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笔者注)。王明在《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中，说三中全会是在继续立三路线“反国际主义路线”，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以较大的篇幅批评瞿秋白，说瞿秋白“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不允许的不诚恳态度”，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瞿秋白的笔名——笔者注)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
四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又一次来到中国。米夫对王明的“政治才华”大加赞赏，他曾对人津津乐道：“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王明)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故被米夫称为上海支部——笔者注)开始中。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撤销对王明等处分的决议，并指出，处分王明等是一个错误，现在要“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王明曾用过的名字——笔者注)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作了结论报告。因形势严峻，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15个小时，会议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有30多人发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全会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由于得到米夫的器重和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之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1931年4月下旬，协助周恩来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时隔两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也叛变。顾、向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致命的破坏，上海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而恰在此时，共产国际调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王明指定博古负总责，并一再嘱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必须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
请示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请示他王明!
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颇受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的赏识，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诚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能在世界共产党“总部”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者，惟王明一人而已。这也就难怪王明后来在回国初期，“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原来打了10年仗、水火不相容的国、共两大政党，再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着实让斯大林寝食不安。这是因为纳粹德国严重地威胁着苏联西部国土的安全，苏德两国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而日本驻中国东北的百万关东军又在中苏边境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如果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日本再从东面配合，苏联将东西两面受敌，而中国战场的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从东面攻击苏联。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能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而要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必须依靠国民党政府那几百万正规军，而不是中共领导的那几万的人民武装。
如果毛泽东跟蒋介石闹独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战再起，那只能有利于日本进攻苏联，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现有的统一战线局面应得到相应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共中央”。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了谱。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更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六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作者注)、兰州，途中逗留了几天，于29日飞抵延安。那天，毛泽东、朱德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齐前往机场迎接。当王明、康生、陈云等从飞机上下来时，毛泽东和参加迎接的其他领导人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
在机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还说，陈绍禹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
在毛泽东致欢迎辞之后，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他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出身份特殊，口气也很大。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这最后一句话，让人听了有些莫名其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明当时的那种激奋而纷乱的心境。
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对他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比如在生活上，王明每月的津贴是6块钱，比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都多一块钱，这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办的。再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的那张照片上看，亦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王明是如何的尊重：王明坐在正中，而毛泽东则站在后排左起最末位置。
王明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确实知之甚少，可是他从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到处讲话作指示。他有着良好的口才，记忆力又特别强，对列宁、斯大林的话说得头头是道，满嘴都是布尔什维克，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七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报告。不可否认，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王明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在报告中锋芒毕露，口口声声说，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造成一种捧着尚方宝剑在传达“圣旨”的感觉。王明报告的要点是：
第一、中国如何能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这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
第二、中共应主动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军队；
第三、国共合作是永久真诚的，不应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说他也同意。王明在报告中，还指责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王明的上述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抗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由于王明在一开始就声明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这就使得王明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解，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但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会议最终并没有就王明的报告形成决议，王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某些地区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拿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也许是一次“火力侦察”，试一试他在政治局里的威望。尽管名单都是旧人，他所提的名单上的康生、陈云原本都是政治局委员， 但在名单排序上，却作了调整，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位，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这种做法在会上曾引起短时波动。王明似乎也觉得此举难免引起与会者的猜疑，所以便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当时没有异议，但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
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认可。
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会餐的饭桌上，有这样一个插曲：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两个盖着盖子的小搪瓷茶缸。毛泽东对王明说道：“绍禹同志，你猜一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要揭开盖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王明把刚要掀杯盖的手缩回，想一想，微笑着说：“我猜嘛，是酒，对不对?”
毛泽东说：“猜对了一半，一杯是酒，是长征的时候，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另一杯是水，是延河的水。”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看来，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看一看，闻一闻，必要时还得亲口尝一尝。”
王明端起酒杯：“泽东同志又在讲实践论了，来，大家为实践干杯!”在座的人都端起杯子站了起来。
毛泽东说：“我是不能喝酒的，还是喝延河之水吧，干杯!”
八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独断专行，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那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当局不会这样办的；而如果承认并实行“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却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这个意见由于只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没有被采纳。
会后，王明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顾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王明回武汉后，正值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央批准即送交国民党。这个提议提出，“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等等。中共中央发现了王明的错误做法，于3月25日草拟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命长江局将这个文件转国民党方面，但为王明所拒绝而没有照办。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
王明之所以敢于如此张狂，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认为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他一直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只能算一位“农民运动领袖”。王明居高临下，虽然表面上对毛泽东是服从的，但服从的背后是不屑一顾。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向来从不让步，即使在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九
中共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消除了对中共中央的很多的误解和成见，使他们承认并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也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同年七八月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通知王明速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竟给延安去电，让王稼祥去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甚至要毛泽东等主要领导来武汉或到西安召开会议。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狂妄要求。王稼祥给王明复电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
王明从电文的措词中看出王稼祥对他态度的转变，也由此想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可能起了变化，这才不得不打点行装来到延安。
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第一天，张闻天致开幕词之后，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要中共的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最后，王稼祥还特别提到，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也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白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传递“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给王明当头棒喝，促使王明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和毛泽东。惯于见风使舵的王明，再也不旧调重弹了，也不再兴风作浪了。他一反常态，对毛泽东表示出谦恭态度。在他的报告和发言中，一再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报告也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他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对王明的转变，毛泽东当然表示欢迎和信任。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毛泽东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已无人可以替代。
全会对王明采取的是温和式的批评态度，没有出现激烈的程度。但六届六中全会毕竟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使党能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中央东南局。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