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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最初的现代出版业基本是由传教士们发展起来的。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出版书籍，创办杂志和报纸。这些出版活动在带来先进的印刷机械设备和出版理念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出版技术的革新和现代出版业的形成，并且在不自觉中培养了中国新一代出版家，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营出版业的诞生。
[关键词]中国现代出版；外国教会；出版机构
[作者简介]王又清、龚宇、王华玲，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拥有无比辉煌的古代科技，其中与出版业息息相关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更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发明。明代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宋、元两代达到高峰，某些科技领域的先进地位一直维持到明代。但是，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因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
中国传统的出版业，以雕版印刷和人力动力为标志，所印刷的书籍也多半是文艺书籍，而西方此时的印刷技术以铅活字、铜模和机械动力为标志，印刷的书籍涵盖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诞生，追溯其源流，与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在华编译出版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西学东渐中的传教士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后来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清朝雍正皇帝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这一时期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07），中国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书籍以《几何原本》的影响最大。
自从清初雍正帝禁教，传教士被逐，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中断了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欧洲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又有了新的发展，带动技术工程的发明得以应用。直至中英鸦片战争，昏庸腐朽的清政府才被帝国主义的火炮惊醒。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这也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传教士们立教会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创办报纸，并译著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这一期间为中国出版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传教士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人）、伯嘉（Peter Parker，1804-1889，美国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美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69-1928，英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人）。
这一期间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主要有英国人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美国传教医生伯嘉和嘉约翰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办的益智书会，美国长老会设在上海的美华书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开设的格致书室，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李提摩太在上海举办的广学会。
二、马礼逊——最早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07年9月入华，先后在我国活动达25年。他在我国的传教活动，为英国政府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入侵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因此深受英国政府宠信。
他首次把《圣经》完整地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全面地介绍到中国；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马礼逊还是最早编译双语词典的外国人。从1815年到1823年，马礼逊花费8年时间编成历史上第一套《华英字典》，共装6大本，4595页。《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1828年，马礼逊又以英文出版了《广东土话词汇》。
马礼逊所译《圣经》和所撰写的《华英字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催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
1807年，马礼逊东来澳门，他用汉文译出《新约》，并招收中国刻工蔡高等准备在广州铸字印刷，为地方当局禁止。于是他们又转至马六甲，雕刻铜模铸字排印，终于在1819年印出了汉文《新约》，这是迄今可考的第一本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1833 年英国人戴约尔在香港刻出中文字模1845个。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继戴约尔之后完成4700个字模的刻制，称为“香港字”，用以排印圣经，也对外出售铅字。这家书房1845年迁到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又于1860年迁到上海。
三、墨海书馆——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最初以出版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为主，后来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政治书籍。墨海书馆在1863年停业。 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铅印设备的印刷机为铁制，以牛车带动，传动带通过墙缝延伸过来，推动印刷机，因此在机房内看不见牛车。
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1857年出版综合性的新闻性期刊《六合丛谈》，伟烈亚力编，1858年迁日本出版。墨海书馆还出版了王韬的《海陬冶游录》《瀛壖杂志》。
墨海书馆对于中国现代出版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家、被誉为中国报业第一人的王韬。王韬（1828-1897），中国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麦都思之邀，到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年冬至1868年春漫游法英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四、广州博济医院——医药教科书编译出版机构
广州博济医院是继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教会的翻译出版机构。1835年11月4日，美国传教医生伯嘉在广州创设眼科医局，以待稍后伺机入内地传教。1854年，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受派来华入眼科医局当医生，并积极为其所属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1855年5月，伯嘉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嘉约翰接管医局全部业务。1856年英国侵华时，眼科医局被焚，嘉约翰回美。两年后，他重回广州，筹建博济医院，1859年正式营业。由于医院附设了南华医校，就必须编译出版教材，因此，自1859年始，博济医院先后编译出版了大量医药书籍和医学教科书。
五、益智书会——外国传教士大量编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
益智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文化传播机构之一。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与会者不论是属于哪个宗派，在文化教育活动中，都感到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主要有学制的规范和教科书的编写、新学译名的确定等，这些都需要统一考虑。于是，该次会上成立了由7名传教士组成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1890年的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上，该委员会又改名为“中华教育会”，并且开始吸收中国本土的牧师。
1905年中华教育会改称为“中国教育会”；1916年又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但是，该机构对外的称呼始终是益智书会。
最初它是传教士大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1916年以后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而且发行英文的《教育季刊》为会刊。该团体在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水准的教学用书，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益智书会也是一个编译教科书的机构，其主要成员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是美国监理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也是新闻家和翻译家，他于1882年曾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该院后与苏州的中西书院合并为东吴大学。1890年，他又创办了上海中西女塾，为表彰他在翻译和教育上做出的贡献，清廷曾赏给他顶戴。狄考文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64年在我国山东创建蒙养学堂（小学），1876年改为中学，1876年易名为文会馆，后扩建为大学，为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和北洋大学提供了充足的师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其门类丰富多彩，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百鸟图说》《植物学》《幼学操身图说》《代数备旨》等。
六、美华书馆——商务印书馆由此而来
186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美华书馆。其前身可上溯至1844年该会在澳门设立的花华圣经书房，翌年书房即迁至宁波，再迁至上海时才更名为美华书馆。
姜别利（William Gamble）出生于爱尔兰，早年赴美国学习印刷术，并成为美国长老会教士。姜别利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担任美华书馆主任。他所发明的电镀中文铅字，号称“美华字”，共分7号。当时，上海各报馆和清廷总理事务衙门均购用这种铅字，铅字甚至还远销日本、英国、法国。姜别利的电镀中文铅字，无疑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姜别利的另一项发明是设计了元宝式排字架，将汉字铅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在木架的正面安置常用、备用铅字，两旁安置罕用铅字，每类字依据部首检字法排列，加快了排版取字的速度。以后各印刷厂多采用这种排字架。
美华书馆堪称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分设中、英文排字部、铸版部、印刷部、装订部、仓库等。印刷部备有多座大型滚筒印刷机，以及其他各类印刷机，工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美华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的地位，承印广学会的书刊，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最主要出版印刷机构。
19世纪末美华书馆职工鲍咸昌、鲍咸亨、夏粹芳等离职，自办商务印书馆，美华书馆业务渐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美华书馆被毁，邢志香等集资接办。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邢志香与开明书店协商合作，将印刷机运往武汉，装船后机器被日军劫走，美华书馆遂宣告解散。
美华书馆主要出版宗教书刊和供教会学校用的教科书，还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书籍。1879年出版的《英字指南》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1886年出版的《万国药方》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1898年出版的《格物质学》是自然科学常识教科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则是数学教科书。《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则被选为教会学校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它的创始人都来自于美华书馆，这些人都是中国最初的出版家。可以说，美华书馆孕育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出版企业。
七、格致书室——译印销售科技书籍的先驱
格致书室创办于1875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事务。书室除售卖科学仪器与外国图书外，也自行译印各种科技书籍。傅兰雅对我国近代的科技翻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的20余年间，江南制造局与教会人士译刊的西书共353种，而傅兰雅在徐寿等中国翻译家的配合下，一人即译出129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地质、动物、植物、农业、铁路等学科。为表彰他的贡献，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
在格致书室期间，傅兰雅与合作者编译了《矿学须知》《地学须知》《重学须知》《光学须知》《化学须知》《热学须知》《曲线须知》《声学须知》《力学须知》《水学须知》《三角须知》《画法须知》《天文须知》《代数须知》等44种科技书籍。到了1888年，在全体译员的努力下，格致书室出售之书已多达878种，销量50万册。
英国人傅兰雅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八、广学会——“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广学会为1887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前身为1834年英﹑美传教士在广州创立的“实用知识传播会”和1884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会”。
1892年始称广学会﹐含有“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之意，诣在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R.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先后任总干事，慕维廉、林乐知、艾约瑟、丁韪良、李佳白等皆为重要成员。广学会曾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该会编译出版大量书籍报刊，历年所出宣传神学及政法、史地、实业、理化等书达2000多种，其中包括宣扬殖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书籍。所出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女星》等，蓄意鼓吹改良主义，在晚清对维新派士大夫颇有影响。
若论具体书籍，广学会译书中医《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采尔康编译）与《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译）二书的影响最大。《泰西新史揽要》主要内容为介绍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因此，维新派人士与许多知识分子甚偏爱之。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更称赞此书为介绍“西史中最佳之书”。
广学会是基督教许多宗派都参加的全国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参加者均为社会名流。年会都假欧美巨商在沪的私宅或租界工部局举行，主持年会的大多是英国驻沪总领事或其他英、美官员。广学会的经费主要由西方各教会及基督教信徒捐助。此外，英美等国的慈善家、华侨及各埠巨商等均有捐助。除捐助外，经费也靠售书所得。抗战期间，广学会部分人员曾迁重庆，并参加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1]李亚舒、黎难秋等著.中国科学翻译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中国现代出版；外国教会；出版机构
[作者简介]王又清、龚宇、王华玲，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拥有无比辉煌的古代科技，其中与出版业息息相关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更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发明。明代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宋、元两代达到高峰，某些科技领域的先进地位一直维持到明代。但是，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因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
中国传统的出版业，以雕版印刷和人力动力为标志，所印刷的书籍也多半是文艺书籍，而西方此时的印刷技术以铅活字、铜模和机械动力为标志，印刷的书籍涵盖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诞生，追溯其源流，与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在华编译出版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西学东渐中的传教士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后来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清朝雍正皇帝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这一时期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07），中国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书籍以《几何原本》的影响最大。
自从清初雍正帝禁教，传教士被逐，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中断了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欧洲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又有了新的发展，带动技术工程的发明得以应用。直至中英鸦片战争，昏庸腐朽的清政府才被帝国主义的火炮惊醒。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这也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传教士们立教会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创办报纸，并译著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这一期间为中国出版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传教士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人）、伯嘉（Peter Parker，1804-1889，美国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美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69-1928，英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人）。
这一期间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主要有英国人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美国传教医生伯嘉和嘉约翰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办的益智书会，美国长老会设在上海的美华书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开设的格致书室，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李提摩太在上海举办的广学会。
二、马礼逊——最早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07年9月入华，先后在我国活动达25年。他在我国的传教活动，为英国政府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入侵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因此深受英国政府宠信。
他首次把《圣经》完整地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全面地介绍到中国；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马礼逊还是最早编译双语词典的外国人。从1815年到1823年，马礼逊花费8年时间编成历史上第一套《华英字典》，共装6大本，4595页。《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1828年，马礼逊又以英文出版了《广东土话词汇》。
马礼逊所译《圣经》和所撰写的《华英字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催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
1807年，马礼逊东来澳门，他用汉文译出《新约》，并招收中国刻工蔡高等准备在广州铸字印刷，为地方当局禁止。于是他们又转至马六甲，雕刻铜模铸字排印，终于在1819年印出了汉文《新约》，这是迄今可考的第一本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1833 年英国人戴约尔在香港刻出中文字模1845个。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继戴约尔之后完成4700个字模的刻制，称为“香港字”，用以排印圣经，也对外出售铅字。这家书房1845年迁到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又于1860年迁到上海。
三、墨海书馆——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最初以出版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为主，后来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政治书籍。墨海书馆在1863年停业。 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铅印设备的印刷机为铁制，以牛车带动，传动带通过墙缝延伸过来，推动印刷机，因此在机房内看不见牛车。
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1857年出版综合性的新闻性期刊《六合丛谈》，伟烈亚力编，1858年迁日本出版。墨海书馆还出版了王韬的《海陬冶游录》《瀛壖杂志》。
墨海书馆对于中国现代出版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家、被誉为中国报业第一人的王韬。王韬（1828-1897），中国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麦都思之邀，到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年冬至1868年春漫游法英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四、广州博济医院——医药教科书编译出版机构
广州博济医院是继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教会的翻译出版机构。1835年11月4日，美国传教医生伯嘉在广州创设眼科医局，以待稍后伺机入内地传教。1854年，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受派来华入眼科医局当医生，并积极为其所属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1855年5月，伯嘉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嘉约翰接管医局全部业务。1856年英国侵华时，眼科医局被焚，嘉约翰回美。两年后，他重回广州，筹建博济医院，1859年正式营业。由于医院附设了南华医校，就必须编译出版教材，因此，自1859年始，博济医院先后编译出版了大量医药书籍和医学教科书。
五、益智书会——外国传教士大量编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
益智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文化传播机构之一。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与会者不论是属于哪个宗派，在文化教育活动中，都感到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主要有学制的规范和教科书的编写、新学译名的确定等，这些都需要统一考虑。于是，该次会上成立了由7名传教士组成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1890年的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上，该委员会又改名为“中华教育会”，并且开始吸收中国本土的牧师。
1905年中华教育会改称为“中国教育会”；1916年又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但是，该机构对外的称呼始终是益智书会。
最初它是传教士大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1916年以后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而且发行英文的《教育季刊》为会刊。该团体在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水准的教学用书，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益智书会也是一个编译教科书的机构，其主要成员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是美国监理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也是新闻家和翻译家，他于1882年曾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该院后与苏州的中西书院合并为东吴大学。1890年，他又创办了上海中西女塾，为表彰他在翻译和教育上做出的贡献，清廷曾赏给他顶戴。狄考文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64年在我国山东创建蒙养学堂（小学），1876年改为中学，1876年易名为文会馆，后扩建为大学，为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和北洋大学提供了充足的师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其门类丰富多彩，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百鸟图说》《植物学》《幼学操身图说》《代数备旨》等。
六、美华书馆——商务印书馆由此而来
186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美华书馆。其前身可上溯至1844年该会在澳门设立的花华圣经书房，翌年书房即迁至宁波，再迁至上海时才更名为美华书馆。
姜别利（William Gamble）出生于爱尔兰，早年赴美国学习印刷术，并成为美国长老会教士。姜别利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担任美华书馆主任。他所发明的电镀中文铅字，号称“美华字”，共分7号。当时，上海各报馆和清廷总理事务衙门均购用这种铅字，铅字甚至还远销日本、英国、法国。姜别利的电镀中文铅字，无疑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姜别利的另一项发明是设计了元宝式排字架，将汉字铅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在木架的正面安置常用、备用铅字，两旁安置罕用铅字，每类字依据部首检字法排列，加快了排版取字的速度。以后各印刷厂多采用这种排字架。
美华书馆堪称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分设中、英文排字部、铸版部、印刷部、装订部、仓库等。印刷部备有多座大型滚筒印刷机，以及其他各类印刷机，工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美华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的地位，承印广学会的书刊，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最主要出版印刷机构。
19世纪末美华书馆职工鲍咸昌、鲍咸亨、夏粹芳等离职，自办商务印书馆，美华书馆业务渐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美华书馆被毁，邢志香等集资接办。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邢志香与开明书店协商合作，将印刷机运往武汉，装船后机器被日军劫走，美华书馆遂宣告解散。
美华书馆主要出版宗教书刊和供教会学校用的教科书，还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书籍。1879年出版的《英字指南》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1886年出版的《万国药方》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1898年出版的《格物质学》是自然科学常识教科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则是数学教科书。《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则被选为教会学校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它的创始人都来自于美华书馆，这些人都是中国最初的出版家。可以说，美华书馆孕育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出版企业。
七、格致书室——译印销售科技书籍的先驱
格致书室创办于1875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事务。书室除售卖科学仪器与外国图书外，也自行译印各种科技书籍。傅兰雅对我国近代的科技翻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的20余年间，江南制造局与教会人士译刊的西书共353种，而傅兰雅在徐寿等中国翻译家的配合下，一人即译出129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地质、动物、植物、农业、铁路等学科。为表彰他的贡献，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
在格致书室期间，傅兰雅与合作者编译了《矿学须知》《地学须知》《重学须知》《光学须知》《化学须知》《热学须知》《曲线须知》《声学须知》《力学须知》《水学须知》《三角须知》《画法须知》《天文须知》《代数须知》等44种科技书籍。到了1888年，在全体译员的努力下，格致书室出售之书已多达878种，销量50万册。
英国人傅兰雅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八、广学会——“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广学会为1887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前身为1834年英﹑美传教士在广州创立的“实用知识传播会”和1884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会”。
1892年始称广学会﹐含有“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之意，诣在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R.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先后任总干事，慕维廉、林乐知、艾约瑟、丁韪良、李佳白等皆为重要成员。广学会曾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该会编译出版大量书籍报刊，历年所出宣传神学及政法、史地、实业、理化等书达2000多种，其中包括宣扬殖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书籍。所出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女星》等，蓄意鼓吹改良主义，在晚清对维新派士大夫颇有影响。
若论具体书籍，广学会译书中医《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采尔康编译）与《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译）二书的影响最大。《泰西新史揽要》主要内容为介绍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因此，维新派人士与许多知识分子甚偏爱之。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更称赞此书为介绍“西史中最佳之书”。
广学会是基督教许多宗派都参加的全国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参加者均为社会名流。年会都假欧美巨商在沪的私宅或租界工部局举行，主持年会的大多是英国驻沪总领事或其他英、美官员。广学会的经费主要由西方各教会及基督教信徒捐助。此外，英美等国的慈善家、华侨及各埠巨商等均有捐助。除捐助外，经费也靠售书所得。抗战期间，广学会部分人员曾迁重庆，并参加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1]李亚舒、黎难秋等著.中国科学翻译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