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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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必须承认,正如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性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能是终极性真理。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历史的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失误与不足,便日益显露出来。然而,应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它的价值构成威胁的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失误与不足,也不是它的一些原理与一些结论已经过时,而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
其他文献
<正> 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外的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有人称这种发展为“革命性的进步”(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在国外史学的发展中,它的跨学科特色十分引人注目。这种特色,不论在美国、西欧,或者苏联东欧的史学中都
<正> 大连市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建国三十五年来,工业生产不断发展,为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今后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目前我市现有企业普遍存在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的问题,亟待进行改造与更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始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思想没有充分放开,措施不够有力,企业在推进技术进步上缺乏应有的动力和活力,加上经验不足,资金匮乏,力量薄弱,因而引进技术的步子迈得不大,水平不高,从全市范围
<正>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即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群体之间矛盾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是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矛盾性质和状况的这种交错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我们用什么标准去划分利益群体,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
<正> 酉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树智教授的新著《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一书,37万字,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陕西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之一。此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5月19日,陕西省国际共运史学会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评估。会上先后有7位专家、学者分别从该书的基本观点,内容结构、方法论、治学态度、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一致认为这是一部
<正> 对人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视,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近现代以来,西方一些史学家由于意识到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史学家)和客观历史过程之间的矛盾性,从而把研究重心转向主体方面来,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已成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向。在我国史学界,随着史学变革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使得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变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正> 认识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实践决定的,认识和实践二者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以往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这一原理并没有揭示出人类认识的全部复杂情况。人类认识的大量事实表明,认识和实践二者的产生和发展,除具有同步性之外,还由于某种原因而具有非同步性。研究这种非同步性的种类、根源,以及同步性与非同步性的关系,无论对于认识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实际工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正> 一、文化的隔离、衔接、交汇 中国西部在世界文化地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世界三大文化源流的衔接和隔离 世界各民族文化从源流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系统,即中国文化、西欧文化、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价值尺度各方面,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不同民族与自然、社会、历史三重现实不同的对象性关系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从半封建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中国古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
<正> 《光明日报》86年11月8日刊出的王忠人、葛增福的《马嵬坡杨贵妃墓散记》依文,谈及杨贵妃死于马嵬时,曾引碑刻中“唐僖宗留下的诗句”为证:“马嵬杨柳绿一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作者认为此诗系唐僖宗留下的诗句,这种看法,缺乏根据,并不足信。按《太平广记》卷200引《抒情诗》一
<正> 在中国传统的思维科学中,是非常讲究方法论的。在历史科学中,相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写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各式各样的历史著作来。可是到了近现代,由于中国社会的落伍,西方各种先进的科学思想的逐步传入中国,在思维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排它性的思维方法,不但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就是各种外来的思想和方法之间,也彼此攻
<正>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