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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句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句话到了中国，至少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语”所指几乎就是英语——一门让中国人爱恨交加的语言。
不久前，英孚教育发布《2014年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以下简称“EPI报告”）。报告得出的一条结论引起舆论哗然：该报告指出，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英语水平提升迅猛，已经逼近或超过香港。这样的调查结论，在普通大众、英语学术圈里均引发不小的震动。相信、质疑，各有人在。
英孚教育首席教学体验官Enio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EPI指标测量和评估了全球多个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水平，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去审视中国英语教学和应用。EPI报告针对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75万名成人进行英语熟练度调查。调查显示，北欧地区成人英语水平最高，而中国大陆排名第37位，属于低熟练度水平。
从EPI报告引发的争论可以看到，英语在中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种语言。中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这门世界通用语，但是，当各种考核、各种门槛越是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却越是给大多数中国人平添烦恼与自卑。
事实上，被英语自卑感折磨的远远不止中国人。
英孚教育首席教学体验官Enio解释了上海英语水平超过香港的原因。
如果你到日本或者韩国旅行，面对你的英语提问，你很可能得到当地人一脸惊恐的回应，许多年轻人也羞于使用英语回答。日本和韩国是亚洲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甚至曾因战争而深受英语国家的影响，但仍然未能摆脱英语自卑感。
同样是在亚洲，英语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却大行其道，尽管他们的口音已经远远偏离英语原本的轨道很远，但这毫不影响他们用这种本土化的英文自信地与世界交流。
英语自卑感的形成，有着复杂而神秘的原因，要想甩掉它，显然也不会简单。但无论怎样，世界的融合至今没有改变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为此，我们只好在甩掉英语自卑感的道路上，且行且努力。
上海是如何超过香港的？
EPI报告已连续发布第四年，但这一次，争议不小。
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香港的英语水平持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英语熟练度不断提升，北京、上海等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正逐步发展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商务枢纽。2014年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排名显示，上海首度与香港并列第五，而在成人英语熟练度表现上更是以微弱优势领先香港。
回想起2013年，麦肯锡香港分公司执行合伙人倪以理说过，相比香港本地的毕业生，大陆优秀的毕业生普通话和英语水平均显出众，因而更受到麦肯锡青睐。当时，这一言论登上各报头版，也引发热议。
Enio解释道，英语虽然是香港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但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英语不再是香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香港居民的英语能力有所下滑。
中國学生往往因“哑巴英语”而吃亏。
“回归前，香港只有12%的学校用广东话和普通话教授课程，而回归后的1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70%。同时，上海先后召开了世博会、建立自贸区，以及越来越多的外企进驻于此。”Enio表示，这是此消彼长的结果。
另一方面，此次EPI报告中也分析道：“中国（内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认识到了英语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私人英语教育上的投入很大。另外，前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比以往更多，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去的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学生在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口语的自信度上不会输给上海学生。
作为英语教育专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导蔡基刚也关注到了EPI报告引发的争论。蔡基刚向《新民周刊》剖析了他对这份报告的理解。
蔡基刚认为，英孚的报告基于两个抽样调查，一是英孚在世界各地的培训机构，组织学员上网完成测试，二是让当地网民自由上网完成测试。另外，此次测试的主要是听力和阅读两块，并没有测试包括能够直接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英语和行业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例如，在香港，商店的营业员英语听说水平明显高于上海，他们可以直接用英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香港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明显高于上海，他们是全英语环境，直接用英语从事学习和研究。
不过，蔡基刚也肯定了上海成人英语水平在全国领先的地位。据他分析，主要有五大原因：第一，上海的中小英语教学发展较快。上海小学生不仅从一年级就有英语课，而且在2001年，市教委制定《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实施意见（试行）》，提出了“初中生的英语阅读量为30万单词，高中生累计60万单词以上。初中生掌握英语单词3000个，高中毕业生5000个（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3000）”的要求。
第二，上海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上海高校已开展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提出了相当于托福考试的语言要求。
第三，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高校的全英语课程和国际化课程的比例相当高，外籍教师授专业课和运用原版英语教材的比例也很高。
第四，上海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战略（或走出去战略）的程度也较高。如在建成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和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中，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截止到2014年10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4家，其中亚太区总部24家。另一方面，上海企业对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额在各省市也是名列前茅，这些经济活动直接刺激了外语培养需求。
第五，上海城市的整体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出国留学、游学和境外旅游的平均人数都是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上海家庭在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送他们到美国或澳大利亚读大学。根据《2014年中国互联网学习行业报告》，最关注出国考试的省市中，上海第一，其次是浙江和北京。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自2012年以来，亚洲其他城市如东京的英语熟练度也在持续下滑中，但还是稍高于上海。这与人们对日本人英语不是很好的印象也有所不同。
根据蔡基刚的观点，日本人一直把英语定位为“工具”。日本以“外语作为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工具，在经济发展上作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我国各阶段的外语教学一直把外语当做学习的对象、升学或晋升的手段和提高人文素质的途径。
蔡基刚表示：“日本科学家之所以能从1949年起获得了22个诺贝尔奖，与日本大学生具有很强的专业领域内英语读写能力有很大关系。日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世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平均水平超过中国。”
Enio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或许不比中国大学生强，但在利用英文材料上可能更得心应手。
语言门槛永远在
饱受英语折磨的人常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影响力上升，英语总有一天会变得不再重要。可惜，这个奢望在很长的时间里恐怕无法实现。
不仅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将英语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语言上抱着感优心态的欧洲人，如果英语不好，也会在很多国际交流的重要场合“吃亏”。
师资是目前中国市场上英语教学机构发展的瓶颈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的作者英国人西蒙·库柏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从他的细致描述中，可以看到英語今天在世界交流中的不败地位。西蒙注意到，“新增加的说英语的人，大多数讲的不是地道的英语”。西蒙描述说：他们讲的是“全球语”（Globish）——一种简单、乏味、词汇量极少、没有习语的英语。“例如，在我参加的某次会议上，大多数欧洲人都讲全球语。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站起来后，就用平板的语调，朗读仿佛是用机器翻译成英语的演讲稿。他们的口音让人不知所云。主办者有时恳请他们用母语发言，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每个演讲者都在开口的一分钟内失去了听众。而只要母语是英语的人一开口，人们就会静下来听讲。这些人侃侃而谈，妙语如珠，还不时开个玩笑。他们并不比外国人聪明，只是听上去如此，所以人们会听他们讲话。”
西蒙说：“讲全球语的人往往很难理解纯正的英语。习语、断句、引用电视节目的话，以及英国人拐弯抹角的表述习惯，常常让他们摸不着头脑。”非英语国家人们的英语越是蹩脚，越是让西蒙这样的人受益：“蹩脚的英语在全球盛行，帮助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跟着得势。”
世界范围内，从1919年起，英语就在不断入侵国际舞台。当时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就是以英语和法语写就的。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诞生以及中国的开放，都有利于英语开拓它的“语言疆域”。
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的数据，全球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说英语。
而在中国，蔡基刚指出，中国英语教学最好的历史水平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1932年颁布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对词汇量要求是8000。大学新生的高水平英语保证了当时的高校能普遍直接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教材，引进世界一流专家授课。
由于教学、科研与世界一流水平直接接轨，到了1934年，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等都挤进了世界名校的前100名（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在200名后），培养了如杨振宁和李政道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949年后，由于中国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密切，各年龄段的英语教学几乎全停，改为俄语，直到1956年才开始恢复。
到了1980年代，“英语热”再次在中国掀起。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晚6点20分，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通过电视台播放，许多城市家庭的客厅里响起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这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国内的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同时，英语也进入了主流生活。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的一门主课。17年后，有条件的城市中开始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1987年，中国大学开始英语四级考试。大批非外语专业学生开始苦读英语。1986年，职称评定开始和英语挂钩。越来越多的人捧起了早已遗忘的英语课本。
标题
北京申奥成功后，学习英语的热度再次升温，学生的构成也迅速扩大到儿童、上班族，以及生活在大城市的广大市民。时任北京市长刘淇就曾经在讲话中说：“我是学俄语的，但是现在也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英语。”
李阳的大嗓门，是那个时代的注脚。
不久前，英孚教育发布《2014年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以下简称“EPI报告”）。报告得出的一条结论引起舆论哗然：该报告指出，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英语水平提升迅猛，已经逼近或超过香港。这样的调查结论，在普通大众、英语学术圈里均引发不小的震动。相信、质疑，各有人在。
英孚教育首席教学体验官Enio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EPI指标测量和评估了全球多个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水平，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去审视中国英语教学和应用。EPI报告针对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75万名成人进行英语熟练度调查。调查显示，北欧地区成人英语水平最高，而中国大陆排名第37位，属于低熟练度水平。
从EPI报告引发的争论可以看到，英语在中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种语言。中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这门世界通用语，但是，当各种考核、各种门槛越是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却越是给大多数中国人平添烦恼与自卑。
事实上，被英语自卑感折磨的远远不止中国人。
如果你到日本或者韩国旅行，面对你的英语提问，你很可能得到当地人一脸惊恐的回应，许多年轻人也羞于使用英语回答。日本和韩国是亚洲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甚至曾因战争而深受英语国家的影响，但仍然未能摆脱英语自卑感。
同样是在亚洲，英语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却大行其道，尽管他们的口音已经远远偏离英语原本的轨道很远，但这毫不影响他们用这种本土化的英文自信地与世界交流。
英语自卑感的形成，有着复杂而神秘的原因，要想甩掉它，显然也不会简单。但无论怎样，世界的融合至今没有改变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为此，我们只好在甩掉英语自卑感的道路上，且行且努力。
上海是如何超过香港的？
EPI报告已连续发布第四年，但这一次，争议不小。
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香港的英语水平持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英语熟练度不断提升，北京、上海等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正逐步发展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商务枢纽。2014年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排名显示，上海首度与香港并列第五，而在成人英语熟练度表现上更是以微弱优势领先香港。
回想起2013年，麦肯锡香港分公司执行合伙人倪以理说过，相比香港本地的毕业生，大陆优秀的毕业生普通话和英语水平均显出众，因而更受到麦肯锡青睐。当时，这一言论登上各报头版，也引发热议。
Enio解释道，英语虽然是香港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但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英语不再是香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香港居民的英语能力有所下滑。
“回归前，香港只有12%的学校用广东话和普通话教授课程，而回归后的1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70%。同时，上海先后召开了世博会、建立自贸区，以及越来越多的外企进驻于此。”Enio表示，这是此消彼长的结果。
另一方面，此次EPI报告中也分析道：“中国（内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认识到了英语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私人英语教育上的投入很大。另外，前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比以往更多，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去的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学生在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口语的自信度上不会输给上海学生。
作为英语教育专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导蔡基刚也关注到了EPI报告引发的争论。蔡基刚向《新民周刊》剖析了他对这份报告的理解。
蔡基刚认为，英孚的报告基于两个抽样调查，一是英孚在世界各地的培训机构，组织学员上网完成测试，二是让当地网民自由上网完成测试。另外，此次测试的主要是听力和阅读两块，并没有测试包括能够直接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英语和行业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例如，在香港，商店的营业员英语听说水平明显高于上海，他们可以直接用英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香港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明显高于上海，他们是全英语环境，直接用英语从事学习和研究。
不过，蔡基刚也肯定了上海成人英语水平在全国领先的地位。据他分析，主要有五大原因：第一，上海的中小英语教学发展较快。上海小学生不仅从一年级就有英语课，而且在2001年，市教委制定《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实施意见（试行）》，提出了“初中生的英语阅读量为30万单词，高中生累计60万单词以上。初中生掌握英语单词3000个，高中毕业生5000个（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3000）”的要求。
第二，上海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上海高校已开展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提出了相当于托福考试的语言要求。
第三，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高校的全英语课程和国际化课程的比例相当高，外籍教师授专业课和运用原版英语教材的比例也很高。
第四，上海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战略（或走出去战略）的程度也较高。如在建成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和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中，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截止到2014年10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4家，其中亚太区总部24家。另一方面，上海企业对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额在各省市也是名列前茅，这些经济活动直接刺激了外语培养需求。
第五，上海城市的整体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出国留学、游学和境外旅游的平均人数都是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上海家庭在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送他们到美国或澳大利亚读大学。根据《2014年中国互联网学习行业报告》，最关注出国考试的省市中，上海第一，其次是浙江和北京。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自2012年以来，亚洲其他城市如东京的英语熟练度也在持续下滑中，但还是稍高于上海。这与人们对日本人英语不是很好的印象也有所不同。
根据蔡基刚的观点，日本人一直把英语定位为“工具”。日本以“外语作为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工具，在经济发展上作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我国各阶段的外语教学一直把外语当做学习的对象、升学或晋升的手段和提高人文素质的途径。
蔡基刚表示：“日本科学家之所以能从1949年起获得了22个诺贝尔奖，与日本大学生具有很强的专业领域内英语读写能力有很大关系。日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世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平均水平超过中国。”
Enio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或许不比中国大学生强，但在利用英文材料上可能更得心应手。
语言门槛永远在
饱受英语折磨的人常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影响力上升，英语总有一天会变得不再重要。可惜，这个奢望在很长的时间里恐怕无法实现。
不仅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将英语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语言上抱着感优心态的欧洲人，如果英语不好，也会在很多国际交流的重要场合“吃亏”。
英国《金融时报》的作者英国人西蒙·库柏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从他的细致描述中，可以看到英語今天在世界交流中的不败地位。西蒙注意到，“新增加的说英语的人，大多数讲的不是地道的英语”。西蒙描述说：他们讲的是“全球语”（Globish）——一种简单、乏味、词汇量极少、没有习语的英语。“例如，在我参加的某次会议上，大多数欧洲人都讲全球语。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站起来后，就用平板的语调，朗读仿佛是用机器翻译成英语的演讲稿。他们的口音让人不知所云。主办者有时恳请他们用母语发言，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每个演讲者都在开口的一分钟内失去了听众。而只要母语是英语的人一开口，人们就会静下来听讲。这些人侃侃而谈，妙语如珠，还不时开个玩笑。他们并不比外国人聪明，只是听上去如此，所以人们会听他们讲话。”
西蒙说：“讲全球语的人往往很难理解纯正的英语。习语、断句、引用电视节目的话，以及英国人拐弯抹角的表述习惯，常常让他们摸不着头脑。”非英语国家人们的英语越是蹩脚，越是让西蒙这样的人受益：“蹩脚的英语在全球盛行，帮助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跟着得势。”
世界范围内，从1919年起，英语就在不断入侵国际舞台。当时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就是以英语和法语写就的。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诞生以及中国的开放，都有利于英语开拓它的“语言疆域”。
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的数据，全球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说英语。
而在中国，蔡基刚指出，中国英语教学最好的历史水平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1932年颁布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对词汇量要求是8000。大学新生的高水平英语保证了当时的高校能普遍直接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教材，引进世界一流专家授课。
由于教学、科研与世界一流水平直接接轨，到了1934年，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等都挤进了世界名校的前100名（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在200名后），培养了如杨振宁和李政道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949年后，由于中国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密切，各年龄段的英语教学几乎全停，改为俄语，直到1956年才开始恢复。
到了1980年代，“英语热”再次在中国掀起。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晚6点20分，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通过电视台播放，许多城市家庭的客厅里响起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这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国内的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同时，英语也进入了主流生活。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的一门主课。17年后，有条件的城市中开始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1987年，中国大学开始英语四级考试。大批非外语专业学生开始苦读英语。1986年，职称评定开始和英语挂钩。越来越多的人捧起了早已遗忘的英语课本。
北京申奥成功后，学习英语的热度再次升温，学生的构成也迅速扩大到儿童、上班族，以及生活在大城市的广大市民。时任北京市长刘淇就曾经在讲话中说：“我是学俄语的，但是现在也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英语。”
李阳的大嗓门，是那个时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