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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下简称鸳蝴派）发端于20世纪初叶，是一个以趣味主义为旨归的通俗文学流派。徐枕亚的骈文小说《玉梨魂》1912年在上海《民权报》连载之后，大受欢迎，成为鸳蝴派的开山之作。
《玉梨魂》故事的核心是家庭教师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之间的恋情。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旧式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着意渲染青年男女爱情的纯洁与痛苦，在不过度拂逆旧礼教的自抑风范中，体现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作为一部通俗言情小说，《玉梨魂》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文化语境与时代背景，它并未像新文学那样站在改造国民性、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对社会潮流进行引导，而是迎合当时的潮流、适应国民的审美趣味、注重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因而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民国初年国人的情爱观念。
一、“妇无二适之文”的礼教规范与两心相知的恋爱追求
“寡妇是否可以再婚”曾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而作家徐枕亚在小说中却从未逾越“妇无二适之文”的礼教规范。在何梦霞与白梨影恋情发展的过程中，何梦霞始终把“寡妇不可再婚”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他拒绝与白梨影的小姑崔筠倩结婚，不愿背弃与梨影之间的爱情，宁愿终生独身，甚至殉情而死，却不曾产生过迎娶梨影的想法。
白梨影在写给何梦霞的信中，把彼此的相知相爱期许为“碧落黄泉，会当相见”;在现实中，她也力图将二人的深情转化为“先生”与“女弟”的关系。后来，她耗费心思撮合何梦霞与崔筠倩的婚事，显然是把自己不能再嫁何梦霞视为不可动摇的前提。
可见，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把“妇无二适之文”奉为至高无上、必须遵从的礼教规范，而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
与此同时，作家又承袭了明清以来才子佳人恋情抒写的故事模式。白梨影是一位二十余岁“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的“绝世佳人”，并且是多才有德的女子，“其抚孤足与画狄之欧阳媲美，其敏慧又足与咏絮之道韫抗衡”。梨影的才貌德行完全符合明清以来文人才子们对女性的期待，她年轻守寡、佳人薄命的境遇又足以激发落魄文人悲感共通的怜惜之心。
传统的通俗小说往往只把女性当作释放情欲的对象，在礼法与情欲的权衡之中，构建偏于捍卫礼法或偏于认同情欲的故事模式。至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作已经冲破了这种浅薄的故事模式，开始追求两性心灵相知的恋爱境界，表达具有现代人文特质的情爱观念。《玉梨魂》对情的细致描写，正是这一情爱观念的反映。
不过，为了舒缓礼教规训的巨大压力，作家在肯定情的同时，刻意否定欲。小说强调“梨娘固非文君，梦霞亦非司马，两人之相感出于情，而非根于欲”，“梨娘系出大家，今为孀妇，非荡检逾闲者可比”，作家难以正视男女之爱中情与欲不可彻底割裂的人性特质，试图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调和道德冲突，从而建立起才子佳人恋爱的道德优越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
二、对生命的敏感与男性阴柔气质
《玉梨魂》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其中充溢着文人才子怜惜生命的敏锐感受。何梦霞自诩为“青陵恨人”，因个人命运不济而别有一番伤心怀抱，小说把他怜花惜花、脆弱敏感的阴柔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的第一章《葬花》，写何梦霞见窗外梨花因狂风吹打而零落，于是“径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又“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在梨花冢前“招花魂而哭”，哭罢，“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
何梦霞在怜花葬花之时，脸上一片“愁惨凄苦之色”，不断感叹自己“身世之萍飘絮荡”，“与此花如出一辙”，几乎把零落的梨花当作了自我生命的象征。怜惜梨花既是一种审美的敏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敏感，作家把是否具有审美的品位、是否能够反观自我的生命感受作为有情与无情的衡量标准，认为“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不爱花的人便是“无情之俗物”，所以何梦霞因其怜花葬花、自怜自惜的敏感而成为“情人和愁人”的典型。
中国古典文学素有赞赏男性阴柔气质的传统，《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儿女英雄传》中的安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都是例证，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身份的认同并不单纯依赖于阳刚气质，比气质更重要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何梦霞怜花惜花的生命敏感与阴柔之气源于他对自己低阶层社会处境的不平，这与白梨影青春丧偶的自怜自惜并行不悖。何、白二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气质具有同质性，虽然这种气质不具备与社会相对抗的激情，却也蕴含着改变现实状况的动力。因此可以说何梦霞与白梨影爱情的基础是同心同命的相互认同，对两性精神共鸣的注重是民国初年情爱观念较之过往有所进步的一大表征。
三、忠贞之情与正统家庭观
信义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男性的生活领域中，男女之情属于私情，男性的信义观念主要指向君臣之忠义、民族之大义、朋友之情谊，较少指向男女之间的私情。《玉梨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信义观念指向男性对女性的忠贞之情。在何梦霞与白梨影的文字交往中，何梦霞不断地表白自己的忠贞不渝，小说第十章《情耗》中何梦霞以书信的形式向白梨影表明心迹：“无论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仆亦不肯钟情于二。既不得卿，宁终鳏耳。生既无缘，宁速死耳。”作家把男性對情感的忠贞写到了极致。
何梦霞的忠贞主要向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不能割断与白梨影的情爱。他们二人彼此关怀、相知相惜，其深情厚谊难以割舍，这表明《玉梨魂》的情爱观念已经超越肤浅的风流艳遇的层次，具有了“情爱必须真诚专注”的现代人文主义立场。其次是传统信义观念的内在规约。“死生事小，唯此呕心啮血之誓言，当保存于天长地久而不可销灭。”作家以信义内涵赋予男性的忠贞之情，让男性恪守对女性的誓言，这是对传统道德中信义观念的继承。同时，在传统道德领域中，男女之“义”往往被单一地界定为女性对男性的牺牲奉献与忠诚，而《玉梨魂》却刻意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忠贞，这几乎可以视为是对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传统伦理思想的颠覆，因此《玉梨魂》轻生死、重情义的情爱观又体现出既继承传统又颠覆传统的双重特质。
《玉梨魂》所讲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婚恋伦理故事，何梦霞的忠贞之情固然有力地颠覆了苛求女性从一而终却宽容男性移情别恋的封建男权伦理，然而这并不代表作家已经全盘否定了儒家的正统观念。
小说中的白梨影不计自己的情感痛苦，以儒家中庸思想批评何梦霞“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过之弊，过犹不及”，主张节制情感，并一再规劝他“男大当婚”，又将小姑崔筠倩介绍给他，撮合二人成婚，以寻求家庭幸福。对于白梨影这种宣扬正统的儒家家庭观的立场，作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并未过多指责。这是因为白梨影的劝婚，其内涵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从正统的男性责任出发，推重“夫妇居室，人之大伦”，期盼何梦霞不要因爱情而放弃传宗接代的责任，避免他被社会排斥，成为“名教之罪人”;二是从人生幸福的角度出发，反对何梦霞孤身不娶、抛弃人伦之乐，认为“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乐境”，不必做“绝世之独夫”。
白梨影为何梦霞的未来生活谋划，既有帮助他构建现实人生幸福的正面意义，也有在遵从旧的社会文化规则的基础上维护正统家庭观念的保守性。作家既赞赏何梦霞矢志不渝的忠贞之情，又认可白梨影宣扬正统家庭观的伦理话语，这就在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了两种思想并存的张力。
骈文小说《玉梨魂》虽然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但其情爱观念上的复调性与多元性，使得它具备了由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型的特质，表现出可贵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情怀，这是它在思想性上超越一般的通俗言情小说、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因素。
《玉梨魂》故事的核心是家庭教师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之间的恋情。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旧式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着意渲染青年男女爱情的纯洁与痛苦，在不过度拂逆旧礼教的自抑风范中，体现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作为一部通俗言情小说，《玉梨魂》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文化语境与时代背景，它并未像新文学那样站在改造国民性、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对社会潮流进行引导，而是迎合当时的潮流、适应国民的审美趣味、注重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因而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民国初年国人的情爱观念。
一、“妇无二适之文”的礼教规范与两心相知的恋爱追求
“寡妇是否可以再婚”曾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而作家徐枕亚在小说中却从未逾越“妇无二适之文”的礼教规范。在何梦霞与白梨影恋情发展的过程中，何梦霞始终把“寡妇不可再婚”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他拒绝与白梨影的小姑崔筠倩结婚，不愿背弃与梨影之间的爱情，宁愿终生独身，甚至殉情而死，却不曾产生过迎娶梨影的想法。
白梨影在写给何梦霞的信中，把彼此的相知相爱期许为“碧落黄泉，会当相见”;在现实中，她也力图将二人的深情转化为“先生”与“女弟”的关系。后来，她耗费心思撮合何梦霞与崔筠倩的婚事，显然是把自己不能再嫁何梦霞视为不可动摇的前提。
可见，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把“妇无二适之文”奉为至高无上、必须遵从的礼教规范，而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
与此同时，作家又承袭了明清以来才子佳人恋情抒写的故事模式。白梨影是一位二十余岁“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的“绝世佳人”，并且是多才有德的女子，“其抚孤足与画狄之欧阳媲美，其敏慧又足与咏絮之道韫抗衡”。梨影的才貌德行完全符合明清以来文人才子们对女性的期待，她年轻守寡、佳人薄命的境遇又足以激发落魄文人悲感共通的怜惜之心。
传统的通俗小说往往只把女性当作释放情欲的对象，在礼法与情欲的权衡之中，构建偏于捍卫礼法或偏于认同情欲的故事模式。至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作已经冲破了这种浅薄的故事模式，开始追求两性心灵相知的恋爱境界，表达具有现代人文特质的情爱观念。《玉梨魂》对情的细致描写，正是这一情爱观念的反映。
不过，为了舒缓礼教规训的巨大压力，作家在肯定情的同时，刻意否定欲。小说强调“梨娘固非文君，梦霞亦非司马，两人之相感出于情，而非根于欲”，“梨娘系出大家，今为孀妇，非荡检逾闲者可比”，作家难以正视男女之爱中情与欲不可彻底割裂的人性特质，试图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调和道德冲突，从而建立起才子佳人恋爱的道德优越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
二、对生命的敏感与男性阴柔气质
《玉梨魂》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其中充溢着文人才子怜惜生命的敏锐感受。何梦霞自诩为“青陵恨人”，因个人命运不济而别有一番伤心怀抱，小说把他怜花惜花、脆弱敏感的阴柔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的第一章《葬花》，写何梦霞见窗外梨花因狂风吹打而零落，于是“径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又“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在梨花冢前“招花魂而哭”，哭罢，“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
何梦霞在怜花葬花之时，脸上一片“愁惨凄苦之色”，不断感叹自己“身世之萍飘絮荡”，“与此花如出一辙”，几乎把零落的梨花当作了自我生命的象征。怜惜梨花既是一种审美的敏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敏感，作家把是否具有审美的品位、是否能够反观自我的生命感受作为有情与无情的衡量标准，认为“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不爱花的人便是“无情之俗物”，所以何梦霞因其怜花葬花、自怜自惜的敏感而成为“情人和愁人”的典型。
中国古典文学素有赞赏男性阴柔气质的传统，《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儿女英雄传》中的安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都是例证，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身份的认同并不单纯依赖于阳刚气质，比气质更重要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何梦霞怜花惜花的生命敏感与阴柔之气源于他对自己低阶层社会处境的不平，这与白梨影青春丧偶的自怜自惜并行不悖。何、白二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气质具有同质性，虽然这种气质不具备与社会相对抗的激情，却也蕴含着改变现实状况的动力。因此可以说何梦霞与白梨影爱情的基础是同心同命的相互认同，对两性精神共鸣的注重是民国初年情爱观念较之过往有所进步的一大表征。
三、忠贞之情与正统家庭观
信义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男性的生活领域中，男女之情属于私情，男性的信义观念主要指向君臣之忠义、民族之大义、朋友之情谊，较少指向男女之间的私情。《玉梨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信义观念指向男性对女性的忠贞之情。在何梦霞与白梨影的文字交往中，何梦霞不断地表白自己的忠贞不渝，小说第十章《情耗》中何梦霞以书信的形式向白梨影表明心迹：“无论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仆亦不肯钟情于二。既不得卿，宁终鳏耳。生既无缘，宁速死耳。”作家把男性對情感的忠贞写到了极致。
何梦霞的忠贞主要向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不能割断与白梨影的情爱。他们二人彼此关怀、相知相惜，其深情厚谊难以割舍，这表明《玉梨魂》的情爱观念已经超越肤浅的风流艳遇的层次，具有了“情爱必须真诚专注”的现代人文主义立场。其次是传统信义观念的内在规约。“死生事小，唯此呕心啮血之誓言，当保存于天长地久而不可销灭。”作家以信义内涵赋予男性的忠贞之情，让男性恪守对女性的誓言，这是对传统道德中信义观念的继承。同时，在传统道德领域中，男女之“义”往往被单一地界定为女性对男性的牺牲奉献与忠诚，而《玉梨魂》却刻意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忠贞，这几乎可以视为是对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传统伦理思想的颠覆，因此《玉梨魂》轻生死、重情义的情爱观又体现出既继承传统又颠覆传统的双重特质。
《玉梨魂》所讲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婚恋伦理故事，何梦霞的忠贞之情固然有力地颠覆了苛求女性从一而终却宽容男性移情别恋的封建男权伦理，然而这并不代表作家已经全盘否定了儒家的正统观念。
小说中的白梨影不计自己的情感痛苦，以儒家中庸思想批评何梦霞“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过之弊，过犹不及”，主张节制情感，并一再规劝他“男大当婚”，又将小姑崔筠倩介绍给他，撮合二人成婚，以寻求家庭幸福。对于白梨影这种宣扬正统的儒家家庭观的立场，作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并未过多指责。这是因为白梨影的劝婚，其内涵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从正统的男性责任出发，推重“夫妇居室，人之大伦”，期盼何梦霞不要因爱情而放弃传宗接代的责任，避免他被社会排斥，成为“名教之罪人”;二是从人生幸福的角度出发，反对何梦霞孤身不娶、抛弃人伦之乐，认为“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乐境”，不必做“绝世之独夫”。
白梨影为何梦霞的未来生活谋划，既有帮助他构建现实人生幸福的正面意义，也有在遵从旧的社会文化规则的基础上维护正统家庭观念的保守性。作家既赞赏何梦霞矢志不渝的忠贞之情，又认可白梨影宣扬正统家庭观的伦理话语，这就在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了两种思想并存的张力。
骈文小说《玉梨魂》虽然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但其情爱观念上的复调性与多元性，使得它具备了由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型的特质，表现出可贵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情怀，这是它在思想性上超越一般的通俗言情小说、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