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旁，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仪式，出生于巴黎的大提琴家马友友现场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五号《萨拉班德舞曲》。谈及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他面色凝重地说：“人在为希望而挣扎，很失落，很疲惫，但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你去坚守。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感到支离破碎的时代，巴赫能让我们团结起来。”
　　巴赫的这部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在《萨拉班德舞曲》里，巴赫使大提琴的搏动变幻为管风琴的吹鸣，他赋予这种舞曲压抑苦闷的情感诉求，从他以后，许多作曲家、演奏家都在《萨拉班德舞曲》中放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悲切与顿挫。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就用了《萨拉班德舞曲》，曲中承载了多少个人与时代的悲悯。由此你会觉得，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他们会从先行者那里找到与自己生命的对应，以及灵魂相扣的地方，这正是音乐的要津所在。
　　说到巴赫这部作品的发现，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1890年，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乐谱店里，13岁的帕勃罗·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漫无目的地翻寻旧乐谱。一个破旧的印本引起了他的注意，拂去上面的灰尘，仔细一看，是巴赫于1720年前后创作的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他没有告诉别人，也没有打算马上演出。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天练习这些曲子。直到25岁时，他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的一首。又过了35年，他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之下录制了全套6首作品，从而使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重见天日。

　　卡萨尔斯90多岁时，有人请他选择一首他想演奏给全世界的曲子，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五号曲，也就是《萨拉班德舞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演奏过这部作品，紧迫、果断、有力，仿佛把时代的危机感带入了作品。曲终时分，一切似乎都已停顿。
　　生长在和平年代的马友友则有不同风格的表达，他的演奏沉稳、徐缓、平静。卡萨尔斯用不到3分钟演奏的一个乐段，马友友用了4分钟，可见其风格的差异。
　　这组曲子是所有大提琴家的试金石。在生命的成熟阶段，他们都会尝试。每当危急时刻，大提琴家们都会带着巴赫的这组作品挺身而出。
　　1989年11月的一天早晨，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巴黎的家中听广播，得知许多东德人正在拆除柏林墙，便立刻决定赶去柏林。由于航班都已订满，他只好乘私人专机前往。他带着大提琴来到柏林，借了一把椅子，在柏林墙边拉起了《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阿勒曼德舞曲》。罗斯特罗波维奇端坐在椅子上，深情演奏，四周围满了人。一曲结束，旁边的人上前和他握手、拥抱。罗斯特罗波维奇说：“世界绝不该是冷战、热战、恐怖、死亡的世界，而应是大提琴的世界，是文学、艺术的世界，充满人情，充满爱和友谊。”

　　法国大提琴家、作曲家保罗·托特里埃是卡萨尔斯的学生。他喜欢用比喻来阐释这部作品。有关《萨拉班德舞曲》，他描述说，起初色彩阴郁，接着在宁静的晨曦里，太阳放射出第一线光芒，随后逐渐明亮，终于灿烂辉煌。托特里埃出生于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他生在巴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个橱柜工匠，思想激进，年轻时喜欢政治辩论。受父亲影响，托特里埃关心时局，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战争。1955年，他毅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以色列，住在一个集体农场，并创作了《犹太人交响曲》。他还写有另几首呼吁和平的歌曲——《为和平进军》《迎接和平》，并为联合国写了《伟大的旗帜》。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来给中国学生讲课，希望用巴赫的音乐把和平与美好传递到显出活力的中国。
　　施威策说：“巴赫是终结。一切都不过是流到他那里，没有什么从他那里流出。”但《萨拉班德舞曲》不是终结，从卡萨尔斯到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保罗和马友友，薪尽火传，声息不断。当《萨拉班德舞曲》响起时，愿一切杀戮和战争停止，愿悲伤不再布满生民的雙眼。
　　（世 路摘自新星出版社《不哀之歌》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