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马桶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最后都要沤了肥田，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
　　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拣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得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据说，17世纪的巴黎，也是如此，从街上走，可千万别挨着楼房墙根，说不定哪个窗户一开，一盆粪便就撒将下来，淋上一头。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的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哄哄的。臭哄哄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要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地，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主义渐渐市场缩小。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地方，祸主已经从下面的口转移到了上面的口，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19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冽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除了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外，好像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