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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创办者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一直在培罗蒙工作，并于1951年去日本經营培罗蒙67年。他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被誉为“培罗蒙”先生。
成为“培罗蒙”第一个学徒
我（戴祖贻口述）是宁波北仑霞浦戴村人，1920年4月25日出生。我是家中的长子，13岁时进入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做学徒。
培罗蒙是定海人许达昌开设的。我娘舅是做呢绒生意的，与培罗蒙有往来，就把我介绍进培罗蒙当学徒。临行前，母亲再三嘱咐我，做事要勤快，手脚要清爽，万事要忍耐、刻苦。我当时只有13岁，是在1934年6月24日那一天拜师进店，是许达昌的第一个门生。当时店里就一个伙计，那时许达昌还时常到客人处做“包袱生意”（指拎着包袱兜揽生意，到处帮人家做衣服）。
1935年，许达昌和蔡履新及蔡的一个朋友邵宝华，三人又合伙在静安寺路284-286号跑马厅对面开了一家双开间新店。不到一年，蔡、邵二位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罗蒙则由许达昌个人经营。
当时客人中一个人叫潘有声，是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在我们店里做了西装后，感到很满意，于是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来做衣服，他也觉得满意。于是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
陆续被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有许多当时的政界要人，还有经济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的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外国大公司大银行的大班巨头、外交使馆人员等。后来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包括所有服装和各种礼服等也都由培罗蒙承包了。
培罗蒙的生意之所以那么红火，是因为许达昌的裁剪技术高超。对于不同体型的客人，他有不同的裁法，叫“各人各式裁法”。他有一样拿手的绝活，对于客人喜欢的衣服式样，可以直接从衣服中打出纸样，可以说“百发百中”。我们店里的裁缝用的都是老师傅，包括当时称为“四大名旦”的四人：王阿福、沈雪海、鲍昌海、庄志龙。工人有20多人。
当时每逢周末，大光明电影院9点钟有夜场电影，有很多外国人来看电影。旁边的培罗蒙店堂里灯火通明，许达昌身穿一件笔挺的大衣，在店堂内裁衣服，学徒们则站在一旁看着。电影散场时马路上的汽车排成长龙，店里的情景被外面的客人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许达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活广告”。
辗转香港再去东京
1948年许达昌从上海去香港。他在思豪酒店二楼租了一间房间，开始营业，专做上海老顾客和到香港的外国游客的生意，又招聘了几位陆续去香港的裁缝老师傅，也包括培罗蒙老店的师傅。因为生意忙不过来，许达昌就叫我也去香港。1949年12月，我撇下妻子儿女，独自一人由澳门去了香港。
许达昌去香港开设培罗蒙时，并没有带多少钱，本来在香港栈房里还有一箱原先培罗蒙预订的大衣呢料子，虽然后来因为起火，这一箱衣料被烧没了，但因此取得了一些保险费，就是以这点钱起家的。在香港，培罗蒙还是被公认为最高级的西服店，外国杂志及当地报纸也是特别推荐。
香港培罗蒙也经历了三次搬迁。先由思豪酒店搬到干诺道，又迁到太子行，再迁到於仁行。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陈廷骅、何鸿燊等人，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等。
香港客人中有一个叫王仲恒的在东京富国大厦有家店面，想要出让，问许达昌是否想到日本开店。许应允前往，于是在1950年许达昌去了日本开店。香港方面则由我负责代理。但过了没多久，许达昌糖尿病发作回香港。于是他唤我去日本接替工作。
1951年7月24日，我从香港乘太原轮到日本，8月2日在横滨登陆。
后来，王仲恒因为他的轮船出事，公司不能继续经营，必须结束，富国大楼的培罗蒙店也必须搬出。我告诉业师许达昌，但他已无意再在日本经营，嘱我结束日本的店务回香港。因为培罗蒙在东京的生意已经上路，结束很觉可惜。事有凑巧，富国大楼的房东很照顾我们，他租给我楼上半间写字间供营业用，又提供地下室的一间房子作为工场，这样我有了立足之地，于是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发展。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人军属必须先经日本去韩国，日本成了美军的歇脚地。当时日本的服装生意很好，以至很多香港的上海裁缝只要能说英语，利用旅行护照到日本兜生意，接几宗活，量好尺寸，寄回香港制作，再寄回来，生意非常兴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
培罗蒙的主客多是在日本的外国商界巨头及外交官员。当时有一位做船舰材料的商人介绍美国联合参谋总长雷德福到培罗蒙做衣服。雷德福对我们的手艺和服务都感到非常满意，经他介绍，美国远东总司令李密滋大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海军大将等亦光临我店。以后雷德福又介绍美国亚立逊大使、麦克阿瑟大使等人到我们店里来做西装。这些贵客的光顾，使培罗蒙的声望在日本格外出名。
帝国饭店里的中国裁剪大师
1967年9月，许达昌把日本的店铺正式转让给我，由我独自经营。许达昌于86岁退休，1991年3月14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美国《财富》杂志1981年9月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杰出裁剪大师之一，全亚洲只有他一个人获此殊荣。
1970年，东京帝国饭店重新开业。这是世界五大超级饭店之一，战前是日本皇族、政界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能使用，如果能在这里开店，生意肯定很好。当时里面已有四十家名牌店。因为我是外国人，很难进入里面开店。后来我经友人介绍，通过日本自治大臣野田武夫的关系，再经过他们的审查，才办妥手续，“挤进”帝国饭店大门，开了第41家店铺。到帝国来的客人都是很“高级”的，1972年，又适逢日本举办大阪万国博览会，国外来的客人很多，对我的生意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我高薪请来日本最好的师傅，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用最好的进口料子，亲自裁剪、试样、管理，生意非常红火。我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在日本，与英国、意大利的服装公司、厂商均有联系。
日本政界，包括首相大臣，财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电影界、体育界很多名流都是我的客人，像演艺界的高仓健，体育界的王贞治等。
“顾客永远是对的”
除了手艺要精，做人要本分，做生意还有不少的诀窍和学问。我的经验主要是：首先尊重顾客，日本人称顾客是神，财神，必须顶礼膜拜，“顾客永远是对的”。培罗蒙的收款收据是自己设计印刷的，收据的最上方写的是对客人的感谢之语，以示敬意。客人来店做衣服或买东西，最好能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与本店关系，更要记住他上次做过什么样的衣服。他再次来时，你在接待中可以谈及上次衣服的款式、布料等，这样，顾客心里一定很高兴，那么新的生意又可以成交了。
完工的衣服是裁缝的作品，外面必须有精良的衣套，衣服叠好后，里面再衬入白软纸，然后派人坐着黄包车送到客人家，一路上要双手捧着衣服，保证衣服不皱，像刚熨过一样。还要推广微笑服务，一定要自然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微笑，切不能装腔作势。还有要多为顾客着想，想人所想，急人所急。总之，我最怕人家说培罗蒙不好，这是最大的损失，名誉的损失比任何金钱方面的损失都要大。
就这样，我在日本经营培罗蒙六十多年。接待过各种脾气、各样性格的客人。培罗蒙是我一生经营的店铺，可以说是我的生命。
（朱权利荐自《档案春秋》2008年02期）
成为“培罗蒙”第一个学徒
我（戴祖贻口述）是宁波北仑霞浦戴村人，1920年4月25日出生。我是家中的长子，13岁时进入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做学徒。
培罗蒙是定海人许达昌开设的。我娘舅是做呢绒生意的，与培罗蒙有往来，就把我介绍进培罗蒙当学徒。临行前，母亲再三嘱咐我，做事要勤快，手脚要清爽，万事要忍耐、刻苦。我当时只有13岁，是在1934年6月24日那一天拜师进店，是许达昌的第一个门生。当时店里就一个伙计，那时许达昌还时常到客人处做“包袱生意”（指拎着包袱兜揽生意，到处帮人家做衣服）。
1935年，许达昌和蔡履新及蔡的一个朋友邵宝华，三人又合伙在静安寺路284-286号跑马厅对面开了一家双开间新店。不到一年，蔡、邵二位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罗蒙则由许达昌个人经营。
当时客人中一个人叫潘有声，是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在我们店里做了西装后，感到很满意，于是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来做衣服，他也觉得满意。于是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
陆续被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有许多当时的政界要人，还有经济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的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外国大公司大银行的大班巨头、外交使馆人员等。后来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包括所有服装和各种礼服等也都由培罗蒙承包了。
培罗蒙的生意之所以那么红火，是因为许达昌的裁剪技术高超。对于不同体型的客人，他有不同的裁法，叫“各人各式裁法”。他有一样拿手的绝活，对于客人喜欢的衣服式样，可以直接从衣服中打出纸样，可以说“百发百中”。我们店里的裁缝用的都是老师傅，包括当时称为“四大名旦”的四人：王阿福、沈雪海、鲍昌海、庄志龙。工人有20多人。
当时每逢周末，大光明电影院9点钟有夜场电影，有很多外国人来看电影。旁边的培罗蒙店堂里灯火通明，许达昌身穿一件笔挺的大衣，在店堂内裁衣服，学徒们则站在一旁看着。电影散场时马路上的汽车排成长龙，店里的情景被外面的客人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许达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活广告”。
辗转香港再去东京
1948年许达昌从上海去香港。他在思豪酒店二楼租了一间房间，开始营业，专做上海老顾客和到香港的外国游客的生意，又招聘了几位陆续去香港的裁缝老师傅，也包括培罗蒙老店的师傅。因为生意忙不过来，许达昌就叫我也去香港。1949年12月，我撇下妻子儿女，独自一人由澳门去了香港。
许达昌去香港开设培罗蒙时，并没有带多少钱，本来在香港栈房里还有一箱原先培罗蒙预订的大衣呢料子，虽然后来因为起火，这一箱衣料被烧没了，但因此取得了一些保险费，就是以这点钱起家的。在香港，培罗蒙还是被公认为最高级的西服店，外国杂志及当地报纸也是特别推荐。
香港培罗蒙也经历了三次搬迁。先由思豪酒店搬到干诺道，又迁到太子行，再迁到於仁行。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陈廷骅、何鸿燊等人，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等。
香港客人中有一个叫王仲恒的在东京富国大厦有家店面，想要出让，问许达昌是否想到日本开店。许应允前往，于是在1950年许达昌去了日本开店。香港方面则由我负责代理。但过了没多久，许达昌糖尿病发作回香港。于是他唤我去日本接替工作。
1951年7月24日，我从香港乘太原轮到日本，8月2日在横滨登陆。
后来，王仲恒因为他的轮船出事，公司不能继续经营，必须结束，富国大楼的培罗蒙店也必须搬出。我告诉业师许达昌，但他已无意再在日本经营，嘱我结束日本的店务回香港。因为培罗蒙在东京的生意已经上路，结束很觉可惜。事有凑巧，富国大楼的房东很照顾我们，他租给我楼上半间写字间供营业用，又提供地下室的一间房子作为工场，这样我有了立足之地，于是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发展。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人军属必须先经日本去韩国，日本成了美军的歇脚地。当时日本的服装生意很好，以至很多香港的上海裁缝只要能说英语，利用旅行护照到日本兜生意，接几宗活，量好尺寸，寄回香港制作，再寄回来，生意非常兴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
培罗蒙的主客多是在日本的外国商界巨头及外交官员。当时有一位做船舰材料的商人介绍美国联合参谋总长雷德福到培罗蒙做衣服。雷德福对我们的手艺和服务都感到非常满意，经他介绍，美国远东总司令李密滋大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海军大将等亦光临我店。以后雷德福又介绍美国亚立逊大使、麦克阿瑟大使等人到我们店里来做西装。这些贵客的光顾，使培罗蒙的声望在日本格外出名。
帝国饭店里的中国裁剪大师
1967年9月，许达昌把日本的店铺正式转让给我，由我独自经营。许达昌于86岁退休，1991年3月14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美国《财富》杂志1981年9月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杰出裁剪大师之一，全亚洲只有他一个人获此殊荣。
1970年，东京帝国饭店重新开业。这是世界五大超级饭店之一，战前是日本皇族、政界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能使用，如果能在这里开店，生意肯定很好。当时里面已有四十家名牌店。因为我是外国人，很难进入里面开店。后来我经友人介绍，通过日本自治大臣野田武夫的关系，再经过他们的审查，才办妥手续，“挤进”帝国饭店大门，开了第41家店铺。到帝国来的客人都是很“高级”的，1972年，又适逢日本举办大阪万国博览会，国外来的客人很多，对我的生意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我高薪请来日本最好的师傅，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用最好的进口料子，亲自裁剪、试样、管理，生意非常红火。我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在日本，与英国、意大利的服装公司、厂商均有联系。
日本政界，包括首相大臣，财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电影界、体育界很多名流都是我的客人，像演艺界的高仓健，体育界的王贞治等。
“顾客永远是对的”
除了手艺要精，做人要本分，做生意还有不少的诀窍和学问。我的经验主要是：首先尊重顾客，日本人称顾客是神，财神，必须顶礼膜拜，“顾客永远是对的”。培罗蒙的收款收据是自己设计印刷的，收据的最上方写的是对客人的感谢之语，以示敬意。客人来店做衣服或买东西，最好能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与本店关系，更要记住他上次做过什么样的衣服。他再次来时，你在接待中可以谈及上次衣服的款式、布料等，这样，顾客心里一定很高兴，那么新的生意又可以成交了。
完工的衣服是裁缝的作品，外面必须有精良的衣套，衣服叠好后，里面再衬入白软纸，然后派人坐着黄包车送到客人家，一路上要双手捧着衣服，保证衣服不皱，像刚熨过一样。还要推广微笑服务，一定要自然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微笑，切不能装腔作势。还有要多为顾客着想，想人所想，急人所急。总之，我最怕人家说培罗蒙不好，这是最大的损失，名誉的损失比任何金钱方面的损失都要大。
就这样，我在日本经营培罗蒙六十多年。接待过各种脾气、各样性格的客人。培罗蒙是我一生经营的店铺，可以说是我的生命。
（朱权利荐自《档案春秋》200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