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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场地外，一位身着正装、戴眼镜的男子，双手颤抖地拿着手机，拨通后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这是一张传播度很广的照片，参加“国考”多年的男子终于通过面试，在考场外向家人报喜，喜极而泣。这样的场面每年都有。
有媒体曾报道过一位考生，从2003年本科毕业开始，此后每年都参加“国考”，一心想成为国家公务员。数年时间里，几乎放弃了一切社交活动，下班回家就钻进考试教辅里。
这些情况在如今的“公务员热”里并不是孤例。仅从人事部每年公布的招考数据来看，就知道当下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多火。
“玻璃瓶里的竞争”
1988年，在航天工业部工作了十多年的程连昌接到一纸调令，从副部长的岗位调至国家人事部领导筹备小组。国家要正式启动人事制度改革，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50年代开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入主要有四种方式：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国家组织调配安置退役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从现有干部子弟中招收人员。
程连昌将这些方式称为“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的老模式，“谁要想进，谁就找人，谁就推荐”，岗位上几乎都是关系户，“各部门的人事极为混乱”。结果是各部门想招的人招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往里头塞。
邓小平将这样的录入方式称为“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要勇于改革”。
1988年5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成立国家人事部（2008年，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简称“人社部”）。程连昌被任命为人事部常务副部长，兼任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领导小组组长。198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在国家审计署、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工商管理局、环保局、建材局等6个国家部门及深圳、哈尔滨两座城市展开试点。当时叫做“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是如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前身，既有人事部组织多个部门的联合招考，也有各个部门单独招考。
对于公开招考这样的变化，一些部门有抵触，程连昌的推行团队感到了阻力，需要反复权衡。试点4年后，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一年后，人事部下发《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凡进必考”成为了录用原则，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这意味着今后无论进入哪一级国家行政机关，都需要参加考试。
当年8月，人事部组织了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国家计委等30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考，以此来带动全国。这是当今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的开端，由人事部组织“国考”的传统延续至今。
随后两年，各省陆续出台《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由省、市、县、乡各自组织招考，也有各系统、各用人单位自行组织的。直到2005年《公务员法》出台前后，各地才相继组织省、市、县、乡四级联考，即为今天人们熟知的“省考”。
最初的公务员范围确立在国家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外的工作人员，法检系统并不在内，该系统是通过司法考试招录人员，公安系统虽被划归到了公务员范畴，但不参加公务员招考，是由警察院校学生毕业后直接分配。2000年以后，公安和法检系统才开始陆续纳入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
由人事部组织的“国考”及各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组织的“省考”逐渐成为当下公务员考试的主体内容，被形象地称为“玻璃瓶里的竞争”。
滚烫的十年
时下临近毕业的学生中流行一句话：不经历“国考”，人生不完整。
在2003年之前，是没有这样的“口号”的。“国考”一开始就是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社会在职人员和应届毕业生均可报考，从1995年“国考”（注：1994年年底参加的考试）到2002年“国考”，无论是社会在职人员还是应届毕业生，人数都比较稳定，报考总人数不到5万。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2003年正是首批毕业生的就业年，2003年“国考”的报名人数为6万余人，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此后，随着每年毕业生人数的激增，“国考”的报考人数也一路上扬，“国考”热再也没有降过温。高校毕业生从2003年的212万人增长到了2013年的699万，超过3.2倍。与此同时，“国考”人数从2003年的6万余人增长到了今年的152万人，超过25倍。
分析十年来的数据，不难看出两者的人数增长呈正比关系。有专家表示，高校扩招导致的求职难是造成“国考”人数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国考”，地方公务员考试热并不完全与高校扩招后毕业生人数激增同步。公务员开考的数年时间里，许多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和“国考”不同，是不对应届毕业生开放的。工作年限的要求将许多应届毕业生挡在了门外，地方“公考”的考录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稳定。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地方“公考”较高的门槛，助推了“国考热”。
随着就业市场的日渐吃紧，人事部下发《关于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各地“公考”开始降低门槛，允许应届毕业生报考。山东、河南这样的公务员报考大省的热度就是这样起来的。2005年，山东省取消了对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考的条件限制，当年的考录比为55.8：1，是前一年的两倍多，应届毕业生开始成为“公考”的主力。
从2002年开始，“国进民退”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被频频提及的现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变得艰难。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许多中小企业，原来受人青睐的外企大规模裁员，变得不稳定，公务员的优越性更加突显。越来越多的社会在职人员也投入到“公考”大军中。
在“滚烫”的“公考”中，北京、上海相比起来就不那么火。2009年以前，应届毕业生只能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资格考试，而非职位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后，再去参加用人单位自行组织的考试。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北京都是这样分流报考人的，加上对于社会在职人员较高的报考要求，北京的“公考”考录比一直维持在十几比一。 北京、上海这样的“常温”报考城市毕竟是少数，很难掩盖住全国各省的“高温”。据《中国周刊》记者统计，全国31省（除港澳台）2013年“省考”的报名人数达460多万人，而201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99万。
最热与最冷
每年的热门报考职位无疑给本已“滚烫”的“公考”又添了一把火。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连连说“没想到”。今年的“国考”报考中，其麾下的2个职位报名人数均突破万人，部门仅招录4人，其中“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这一职位的最终考录比达到7192：1，成为今年“国考”的最热“铁饭碗”。
国家民委招考的火爆并非从今年才开始。两年前，其类似的职位，以4124：1的考录比成为当年最热。
国家民委职位的火，源于它的报考条件低，工作相对轻松。招考简章中会注明每个招考职位的要求，通常包括：专业、学历、学位、政治面貌。2012年，有些岗位开始增加基层工作最低年限、“三支一扶”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特岗计划教师等要求。而国家民委招考职位除去本科以上的学历限制以外，几乎无其他要求。这在有各种限制要求的“国考”中极为罕见，一旦出现这样的“零要求”职位，自然成为当年的热门。
历年来，许多的“国考”最热职位都是此类情况，要求低，从岗位描述来看任务轻。如2009年中国残联“基层组织建设”一职，考录比为4584：1，成为“国考”招考中首个超过4000：1的职位。
“要求低”只是公务员岗位竞争激烈的第一要素，还有一个要素更加重要—实权部门。
尽管有许多考进海关的人透露，收入不但不高，而且一线工作很辛苦，但在“国考”热门职位中，海关常年在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解释称，海关是“实权”部门，又是招考大户，报考门槛低，即便一线工作岗位辛苦，每年依旧有许多人挤破脑袋也要报考。
同样的原因，像税务、工商这样的“实权”部门无论在“国考”还是“省考”中都常年热门。
从这些机构传出的讯息也表明，这里工作的福利待遇非常之好。
而打着“中”字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职位即便要求高但也异常火爆。历年来的十大最热职位中，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统计局等打头的职位总能上榜。竹立家分析说，这些职位多与“掌权掌钱”有关，而且中央部门岗位平台高、升迁发展机会较多，职位往往集中在北京及省会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都相对舒适。
在“公务员热”的大背景下，依旧有些职位长年无人问津，水利、气象部门位列其中。水利部招考的基层公务员，一般都在业务部门，露天作业，工作强度大，需赴野外考察。而且水利和气象部门对招考人员的专业要求细，对工作年限有要求。
近两年来，一些冷门职位开始“回温”。2011年开始，像甘肃这样地方的气象部门在招考时除了专业要求外，部分职位不限基层工作经验、不限政治面貌，逐渐“热”了起来。
独特的国情
在“公考”热日渐升温之时，有人开始给公务员考试算起了账。
2006年7月，一则关于公务员考试成本的报道引发关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电子政务和绩效管理研究室副研究员余仲华、杜新宇在其论文《我国公务员考试经济成本估算分析》中指出，2006年录用1名公务员成本高达2.6万元。
2006年的招录岗位为10282个，报考审核通过人数为54万。文章披露，考试主办方总成本包括命题费39.3万元、组织策划470.5万元、执行人员人工成本73万元、试卷印刷费63.2万元、考点场租527.4万元、考务人工成本193.6万元、试卷评阅和面试费611.5万元等，共计1978.5万元。而所有考生包括报名费、资料费、培训费、面试费在内的总成本为27405.7万元。两者除去重复计算的考生报名费，总计27194.2万元。总成本除以招录岗位，文中算出一个职位的平均成本为2.6万元/人。
文章认为，招考过程中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开支，尤其是各种杂费，难以一一计算，一部分经济成本不得不在计算中忽略，因此本文估算数字实际上是保守估计。
随后，人事部做出回应称，成本绝没有那么高，并指出人均笔试直接成本为102元，面试成本则较为复杂，难以计算。
《成本分析》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上，报告的执行编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论文里计算的是职位考试成本，是招聘一个职位个人、组织到社会需要付出的成本，而人事部指出的仅是考生平均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现在从几千人中挑一个，过于激烈的竞争，难免会造成考试录用成本上升，目前的考试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过考试录用一个人的节约成本的理念。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值当的。
最终，这场论战没有结论，也没有影响“国考”和“省考”两级公务员考试制度继续轰轰烈烈地进行。
不过，这场争论倒让人们审视到一个客观事实—目前，中国事实上在实行独特的“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而在西方，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更接近各大公司的招聘，哪个部门需要，哪个部门招聘；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招聘。后者的招聘制度，不但耗资甚小，而且非常灵活。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耗资相对较大、招收人员不灵活的“统一招考制度”？
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制定者、人事部原常务副部长程连昌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为了避免回到“公考”前混乱的人事招录，统一考试是必须的。
回看过去，为了杜绝昔日那一张张翻飞的走关系的小条子，正是建立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的初衷。
如果真的要改变耗资巨大、相对不灵活的“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或许也取决于，昔日的那些小条子是否还健在。
这是一张传播度很广的照片，参加“国考”多年的男子终于通过面试，在考场外向家人报喜，喜极而泣。这样的场面每年都有。
有媒体曾报道过一位考生，从2003年本科毕业开始，此后每年都参加“国考”，一心想成为国家公务员。数年时间里，几乎放弃了一切社交活动，下班回家就钻进考试教辅里。
这些情况在如今的“公务员热”里并不是孤例。仅从人事部每年公布的招考数据来看，就知道当下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多火。
“玻璃瓶里的竞争”
1988年，在航天工业部工作了十多年的程连昌接到一纸调令，从副部长的岗位调至国家人事部领导筹备小组。国家要正式启动人事制度改革，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50年代开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入主要有四种方式：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国家组织调配安置退役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从现有干部子弟中招收人员。
程连昌将这些方式称为“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的老模式，“谁要想进，谁就找人，谁就推荐”，岗位上几乎都是关系户，“各部门的人事极为混乱”。结果是各部门想招的人招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往里头塞。
邓小平将这样的录入方式称为“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要勇于改革”。
1988年5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成立国家人事部（2008年，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简称“人社部”）。程连昌被任命为人事部常务副部长，兼任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领导小组组长。198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在国家审计署、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工商管理局、环保局、建材局等6个国家部门及深圳、哈尔滨两座城市展开试点。当时叫做“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是如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前身，既有人事部组织多个部门的联合招考，也有各个部门单独招考。
对于公开招考这样的变化，一些部门有抵触，程连昌的推行团队感到了阻力，需要反复权衡。试点4年后，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一年后，人事部下发《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凡进必考”成为了录用原则，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这意味着今后无论进入哪一级国家行政机关，都需要参加考试。
当年8月，人事部组织了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国家计委等30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考，以此来带动全国。这是当今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的开端，由人事部组织“国考”的传统延续至今。
随后两年，各省陆续出台《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由省、市、县、乡各自组织招考，也有各系统、各用人单位自行组织的。直到2005年《公务员法》出台前后，各地才相继组织省、市、县、乡四级联考，即为今天人们熟知的“省考”。
最初的公务员范围确立在国家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外的工作人员，法检系统并不在内，该系统是通过司法考试招录人员，公安系统虽被划归到了公务员范畴，但不参加公务员招考，是由警察院校学生毕业后直接分配。2000年以后，公安和法检系统才开始陆续纳入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
由人事部组织的“国考”及各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组织的“省考”逐渐成为当下公务员考试的主体内容，被形象地称为“玻璃瓶里的竞争”。
滚烫的十年
时下临近毕业的学生中流行一句话：不经历“国考”，人生不完整。
在2003年之前，是没有这样的“口号”的。“国考”一开始就是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社会在职人员和应届毕业生均可报考，从1995年“国考”（注：1994年年底参加的考试）到2002年“国考”，无论是社会在职人员还是应届毕业生，人数都比较稳定，报考总人数不到5万。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2003年正是首批毕业生的就业年，2003年“国考”的报名人数为6万余人，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此后，随着每年毕业生人数的激增，“国考”的报考人数也一路上扬，“国考”热再也没有降过温。高校毕业生从2003年的212万人增长到了2013年的699万，超过3.2倍。与此同时，“国考”人数从2003年的6万余人增长到了今年的152万人，超过25倍。
分析十年来的数据，不难看出两者的人数增长呈正比关系。有专家表示，高校扩招导致的求职难是造成“国考”人数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国考”，地方公务员考试热并不完全与高校扩招后毕业生人数激增同步。公务员开考的数年时间里，许多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和“国考”不同，是不对应届毕业生开放的。工作年限的要求将许多应届毕业生挡在了门外，地方“公考”的考录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稳定。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地方“公考”较高的门槛，助推了“国考热”。
随着就业市场的日渐吃紧，人事部下发《关于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各地“公考”开始降低门槛，允许应届毕业生报考。山东、河南这样的公务员报考大省的热度就是这样起来的。2005年，山东省取消了对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考的条件限制，当年的考录比为55.8：1，是前一年的两倍多，应届毕业生开始成为“公考”的主力。
从2002年开始，“国进民退”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被频频提及的现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变得艰难。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许多中小企业，原来受人青睐的外企大规模裁员，变得不稳定，公务员的优越性更加突显。越来越多的社会在职人员也投入到“公考”大军中。
在“滚烫”的“公考”中，北京、上海相比起来就不那么火。2009年以前，应届毕业生只能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资格考试，而非职位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后，再去参加用人单位自行组织的考试。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北京都是这样分流报考人的，加上对于社会在职人员较高的报考要求，北京的“公考”考录比一直维持在十几比一。 北京、上海这样的“常温”报考城市毕竟是少数，很难掩盖住全国各省的“高温”。据《中国周刊》记者统计，全国31省（除港澳台）2013年“省考”的报名人数达460多万人，而201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99万。
最热与最冷
每年的热门报考职位无疑给本已“滚烫”的“公考”又添了一把火。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连连说“没想到”。今年的“国考”报考中，其麾下的2个职位报名人数均突破万人，部门仅招录4人，其中“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这一职位的最终考录比达到7192：1，成为今年“国考”的最热“铁饭碗”。
国家民委招考的火爆并非从今年才开始。两年前，其类似的职位，以4124：1的考录比成为当年最热。
国家民委职位的火，源于它的报考条件低，工作相对轻松。招考简章中会注明每个招考职位的要求，通常包括：专业、学历、学位、政治面貌。2012年，有些岗位开始增加基层工作最低年限、“三支一扶”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特岗计划教师等要求。而国家民委招考职位除去本科以上的学历限制以外，几乎无其他要求。这在有各种限制要求的“国考”中极为罕见，一旦出现这样的“零要求”职位，自然成为当年的热门。
历年来，许多的“国考”最热职位都是此类情况，要求低，从岗位描述来看任务轻。如2009年中国残联“基层组织建设”一职，考录比为4584：1，成为“国考”招考中首个超过4000：1的职位。
“要求低”只是公务员岗位竞争激烈的第一要素，还有一个要素更加重要—实权部门。
尽管有许多考进海关的人透露，收入不但不高，而且一线工作很辛苦，但在“国考”热门职位中，海关常年在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解释称，海关是“实权”部门，又是招考大户，报考门槛低，即便一线工作岗位辛苦，每年依旧有许多人挤破脑袋也要报考。
同样的原因，像税务、工商这样的“实权”部门无论在“国考”还是“省考”中都常年热门。
从这些机构传出的讯息也表明，这里工作的福利待遇非常之好。
而打着“中”字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职位即便要求高但也异常火爆。历年来的十大最热职位中，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统计局等打头的职位总能上榜。竹立家分析说，这些职位多与“掌权掌钱”有关，而且中央部门岗位平台高、升迁发展机会较多，职位往往集中在北京及省会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都相对舒适。
在“公务员热”的大背景下，依旧有些职位长年无人问津，水利、气象部门位列其中。水利部招考的基层公务员，一般都在业务部门，露天作业，工作强度大，需赴野外考察。而且水利和气象部门对招考人员的专业要求细，对工作年限有要求。
近两年来，一些冷门职位开始“回温”。2011年开始，像甘肃这样地方的气象部门在招考时除了专业要求外，部分职位不限基层工作经验、不限政治面貌，逐渐“热”了起来。
独特的国情
在“公考”热日渐升温之时，有人开始给公务员考试算起了账。
2006年7月，一则关于公务员考试成本的报道引发关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电子政务和绩效管理研究室副研究员余仲华、杜新宇在其论文《我国公务员考试经济成本估算分析》中指出，2006年录用1名公务员成本高达2.6万元。
2006年的招录岗位为10282个，报考审核通过人数为54万。文章披露，考试主办方总成本包括命题费39.3万元、组织策划470.5万元、执行人员人工成本73万元、试卷印刷费63.2万元、考点场租527.4万元、考务人工成本193.6万元、试卷评阅和面试费611.5万元等，共计1978.5万元。而所有考生包括报名费、资料费、培训费、面试费在内的总成本为27405.7万元。两者除去重复计算的考生报名费，总计27194.2万元。总成本除以招录岗位，文中算出一个职位的平均成本为2.6万元/人。
文章认为，招考过程中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开支，尤其是各种杂费，难以一一计算，一部分经济成本不得不在计算中忽略，因此本文估算数字实际上是保守估计。
随后，人事部做出回应称，成本绝没有那么高，并指出人均笔试直接成本为102元，面试成本则较为复杂，难以计算。
《成本分析》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上，报告的执行编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论文里计算的是职位考试成本，是招聘一个职位个人、组织到社会需要付出的成本，而人事部指出的仅是考生平均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现在从几千人中挑一个，过于激烈的竞争，难免会造成考试录用成本上升，目前的考试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过考试录用一个人的节约成本的理念。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值当的。
最终，这场论战没有结论，也没有影响“国考”和“省考”两级公务员考试制度继续轰轰烈烈地进行。
不过，这场争论倒让人们审视到一个客观事实—目前，中国事实上在实行独特的“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而在西方，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更接近各大公司的招聘，哪个部门需要，哪个部门招聘；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招聘。后者的招聘制度，不但耗资甚小，而且非常灵活。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耗资相对较大、招收人员不灵活的“统一招考制度”？
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制定者、人事部原常务副部长程连昌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为了避免回到“公考”前混乱的人事招录，统一考试是必须的。
回看过去，为了杜绝昔日那一张张翻飞的走关系的小条子，正是建立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的初衷。
如果真的要改变耗资巨大、相对不灵活的“公务员统一招考制度”，或许也取决于，昔日的那些小条子是否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