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与灾荒结伴而行。灾荒发生的原因、种类、后果各不相同，涉及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千变万化，灾荒治理及其法规、制度和社会支持也体现着不同时代、地域和社会体制的特征。以当代而言，如果我们把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抗洪救灾与2005年美国南部的救治卡特里那风暴的过程加以对比，将2008年发生在中国西南的汶川地震及随后的抗震救灾与2011年因地震、海啸而引发的福岛核危机及其救治加以综合比较，就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社会救治灾荒的不同路径和社会反映的不同方式。因此，灾荒史是理解政治制度、社会网络、技术条件和价值系统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荒政历史久远，从周代开始，就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系统，至汉代而大备。《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了“荒政十有二”，其中包括“聚万民”、“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杀哀”、“蕃乐”、“多婚”、“索鬼神”、“除盗贼”等各条，足见中国古代荒政的多面性和复杂程度。荒政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古代荒政史的代表作之一，而邓拓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救荒史》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荒政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上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魏丕信受到清代方观承的《赈记》的启发而展开了对18世纪中国荒政与国家的研究，他发现清代荒政有着严密的规章制度，并通过官僚制度而展开了技术程度极高的实践运行。这一研究将荒政置于漫长的治理传统和官僚体制的具体运行中加以考察，提供了清代国家体制和社会网络具体运行的富于洞见的解释。实际上，通过荒政考察中国皇权政治、官僚制度和社会网络也是西方中国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
　　过去20年中，荒政的资料整理(如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荒政全书》)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杂志所刊行的两篇文章所评述的成果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刘志刚所评论的《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和《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是两部有关中国救荒史的论文集，从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及大众心理等各方面阐述灾荒与历史变迁的关系；聂家听评述的《中国基督教乡村结社运动研究(1907-1950)》研究了发端于美国的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及灾荒治理，将一种新的宗教体制及其荒政引入了救荒史的研究。伴隨着全球化的进程，灾荒的全球化和救灾的跨国体制也日渐成为话题——气候变迁、海洋污染、核辐射、沙尘暴、疾病传播等不再局限于一国；国际救援、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在荒政中的作用也不同以往。正由于此，总结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荒政经验，研究不断出现的灾难类型及其救治模式，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而言，也具有现实的意义。经世致用一直是荒政史研究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