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着电驴子，后面坐着老头子。
　　第一期工作结束，单位给大家发福利，我这个实习生也领了红包，头儿请员工吃饭，为增进感情，提议可以带家属。
　　我的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十年前便把我寄养在赣南的亲戚家。亲戚家主人姓郑，文职退休。
　　没有孩子喜欢被留守，离开父母的日子，孤独像漫长绵密的春雨。每个月初，父母准时给我邮寄生活费，打电话嘘寒问暖，分别的日子久了，父母倒显得生分了，而对眼前这位喜欢读书的郑老头，渐渐有了依赖，话也多了起来，一句丫头，一句老头，让彼此变成家人。
　　今晚，我带上他去赴宴。
　　“老头，坐我的宝马！”拍着新买的电动车调侃着，这是我工作后拥有的第一辆车。
　　“安全不？我看我还是坐K2公交吧。”他边说边笨拙地跨上我的“爱玛”，脚规矩地缩在踏板上，双手前后交错扶着坐鞍，孩子般滑稽可爱。
　　车技还不算娴熟，我跳上车，心里打鼓——毕竟第一次带人啊！车载着两个人，跟一个人没啥区别。我才想起老头最近逐渐干瘦的身躯。车子轻飘飘向前，穿梭在红旗大道蓊郁的林荫下，又驶向泛着夕阳的赣江。
　　晚风得意地吹着行道树，一路清爽，畅通无阻。我叫老头看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商店。他没吭声，大概在用眼睛捣鼓街上的人来人往，感慨突兀增多的水泥森林。
　　我怂恿他看路旁一个着装时尚的美女，他在后视镜里歪了歪嘴，喃喃地说：“现代社会人太多了，跟《清明上河图》里的人一样多，人穿得也各式各样，美多元化了。而我们的房子建得那么高，那么密，城市和农村都现代化了，要是能多留一些个性和美感就好了。”
　　我心里赞同他的想法，他率真好辩，是赣南颇有争论的文艺家，对于老头的“谬论”，我从来都是嘴巴不耐烦，耳朵恭顺听。
　　宴席上，他戴上助听器，以家长、老者的身份跟我的同事领导聊天，甚是欢畅。
　　末了，下大雨。雨没停，就吵着要回家。人老了如孩子般任性。
　　急急告辞，我又启动我的电驴子，拐过广场，到了十字路口。斑马线刚行到一半，一辆皮卡右急转弯冲过来，我的小电驴此刻桀骜不驯，皮卡的灯光像散开的火花直射我的眼睛。在两车就要触碰的时刻，我双脚点地，车头急拐，拉住了“爱玛”，皮卡也紧急刹住车。
　　我对着皮卡那个黑色的窗口大吼，愤怒惶恐的声音在雨中迅速发散开来，手脚不受控地颤抖着。
　　后面的老头掀开裹着的雨衣，他大概只对急促停车有点诧异，摘了助聽器，从我的肩膀处探过头来，盯着眼前那辆皮卡内把头发抓得凌乱的司机，“啊呀”一声，一阵寒战。顿时，我沉静下来，没有受伤就好。倒车，摆正，继续向前。一路小心翼翼，后面干瘦的老头变得沉甸甸了。
　　想来本能的反应多么机智和重要，幸而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我的心怦怦直跳，却装作气定神闲地安慰后面的老头。
　　想起老头的人生，年过半百才谋一文职，退休后他带着妻子生活在乡间，四季耕读相伴。十年前，他收容我进了草堂。后来他老了，乡间医疗不便才返城。如今我独立生活了，依然离不开这些亲人。
　　读中学时，每次周末回来，他都去小镇的街道接站。返校时，他趿拉着鞋甩着沙滩裤送我上公交。叛逆期到来，因跟家人发生语言冲撞躲在朋友家彻夜未归。第二天回来后，两个家庭的大人都在指责我，他什么话都没说，告诉我女孩在外面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语言问小心翼翼，生怕伤及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敏感与自尊。考上大学后，他总在电话上用他的大嗓门唠叨我，嫌弃我，监督我。毕业在即，他嘴上说不管我的事，私下又四处打听适合我的工作。失恋了，我打通他的电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从抽噎到号啕大哭，他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任我哭。哭得差不多了，他丢下一句“成长本来就很痛苦，迟早要经历这些事的”就挂了电话，我当即气恼。后来的日子告诉我，有些路是绕不掉的，必须自己承受。
　　年岁渐长，老头变得偏激、强势、执拗、糊涂。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数落他，我依旧忍不住偏袒他。他尖锐的社会思考，以及岁月和历史留下的率真、博爱、纯洁的赤子之心、悲悯之心，何其可贵。
　　少年间，我一直认为老头强大得神乎其神。而如今，他靠强势和执拗维护自己，尤其是十字路口的这一震颤，强大的角色转到我身上——现在，我需要去保护那些曾经给过我爱与呵护的家人了。
　　短短的回程变得漫长，我稳稳地载着老头驶过每一个路口，我后座的小老头，他安分地坐着，靠在我渐渐坚实的肩膀上，后座轻飘飘的，我抓紧车把，把它沉甸甸地握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