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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别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是集日常体验、政治诉求、文学书写、文化表征和批评理论为一体的跨学科话语体系。进入21世纪，西方性别研究领域出现了数部以关键词形式为编撰思路的著作，对性别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做出概括性回顾。与此同时，性别与阶级、种族、年龄、地域等分析范畴形成多元交织的视角，具体化了性别的差异性体验。性别研究对身体和权力问题的持续关注促使其走向生命政治的关怀，试图透过性别身体的表征审视其背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角力。本文在呈现这一分支领域最新发展状况的同时，着重指出性别视角不仅丰富了文学书写与文学解读，而且使文学特有的人文精神有更加具体的表达。
〔关键词〕 性别研究;多元交织;生命政治;身份;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157-07
性别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因与性别相关的政治运动所引发，经由几十年的大学教育和理论探索，逐渐发展成为集日常体验、政治诉求、文学书写、文化表征和批评理论为一体的跨学科话语体系。虽然性别研究在世界不同文化区域拥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总体而言，其核心论域已经趋于稳定，即性别身份、性别角色、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关系、性别表征、性别教育等。性别研究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的传统本质认知，指向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机制，丰富了文学文化的批评话语，也修正了对于文学经典的阅读体验。其跨学科性质不仅使现有学科增添了对于性别议题的观照，研究视点更加具体而富有人文关怀，而且使性别研究的方法论资源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
进入21世纪，西方性别研究依然十分活跃。英美学界不约而同出版了数部总论性著作，对性别的核心议题做出总结性回顾和梳理，颇具为性别问题做历史定位之意。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大卫·格洛弗（David Glover）和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合著的《性别》（Genders， 2000）是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策划的“新批评术语”（“the New Critical Idiom”）系列丛书中的一册，旨在为性别批评术语提供清晰、简明的解释和使用指引，因此，著作依女性主义、男性研究、酷儿理论的线性线索，分别总括了性别理论在上述三个分支领域的主要观点，尤其聚焦于性别气质的类型及其复杂性。例如：在讨论男性气质的一章，作者讨论了男性气质的理想模式、男性的天性、男性书写的范式以及男性气质的多元变化，指出男性气质的理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由于欧洲工业化和商业化资本主义的兴起，男性身体成为“自我纪律和自我约束的场所：能量的聚集可以克服任何障碍，情感的软弱都能够得以控制。”①但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中，主人公却表现出女性化的人格特征，丧失了其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②作者在分析了不同男性人物的性别气质之后总结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样的术语带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无法概括人类的文化普遍性特质。③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哈丽特·布拉德利（Harriet Bradley）所著的《性别》（Gender， 2007）一书是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策划的“核心术语”（“Key Concept”）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以生产、再生产和消费这三个现代性理念为依据，梳理了性别研究在上述论域中产生出的理论观点，从而把性别与现代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该书于2013年出版了第二版，作者更是以两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性别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而锁定了性别命题同人类文明现代阶段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性别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人们理解世界和分析世界的理论范畴，因此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记;性别同时又是一种生命体验，有其物质性的存在基础，也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④美国纽约大学凯瑟琳·斯汀普森（Catherine R. Stimpson）和旧金山州立大学吉尔伯特·赫特（Gilbert Herdt）联合主编的《性别研究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2014）归纳梳理了性别研究中的21个核心术语，包括性、身体、欲望、身份、语言、权力、亲属关系、乌托邦等⑤，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十年的性别研究理论做出了一种跨文化视角的总结。
毋庸置疑，几乎所有涉及性别的命题都关乎文化政治立场。米利特（Kate Millett）最早使用“政治”一词来描述性别问题，用来指“一群人用以统治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机制”⑥，她由此对劳伦斯（D. H. 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对于女性的歧视性塑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劳伦斯作品中中产阶级男性与女仆的性关系具有不平等的剥削性质。⑦以此逻辑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批评者无法回避询问文学为谁言说以及为何言说的问题，也因此走向文化政治的解读，而远离了审美的体验和阐释，这是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常常被人所诟病之处。进入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继续持有上述政治立场，学者一方面把性别问题同阶级、种族、地域等其他分析范畴相结合，考察多元交织范畴下性别问题呈现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们把对于性别的尊重上升为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并把对于性别中弱势群体的关怀扩展到关怀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群体。著名文学理论家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把此时的性别研究同残疾研究、衰老研究、监督与安全研究、赛博仿生人（cyborg）研究等组成一个模块，将其命名为“生命政治研究”（biopolitics）。⑧
一、多元交织的视角
性别身份是性别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家就性别身份的形成机制做出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并普遍认同了社会和文化对于性别的建构作用。这不仅仅拓展了性别的生理属性，而且也深刻揭示出性别的认知如何受到父权文化机制的塑造。虽然女性应该寻找共同的利益来挑战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但性别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很不均衡：当欧美区域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讨论建构女性理论话语体系的时候，一些第三世界的女性还在谋求教育、選举等基本的政治权利。有关男性的问题也面临相似的境遇。进入21世纪，有关性别身份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相关，也因此可以审视某些具体性别群体的独特问题。 “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布拉德利将其归功于美国法律专家金伯莉·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后者于1989年使用该词解释美国黑人及少数族裔（black and minority ethnic，简称BME）女性所处的双重压迫境遇⑨，其内涵类似于美国非洲裔女作家提出的“双重边缘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理念。在克伦肖看来，单一的种族或单一的性别都无法准确描述和解释处于二者身份交叉之下的多元身份问题，人的身份往往是很多范畴共同交织之下的复合体。两年后，美国一场著名的听证会印证了克伦肖提出的概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名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但在听证会期间，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希尔（Anita Hill）出面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言语骚扰。听证会连续三天在美国主流媒体现场直播，对公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⑩虽然托马斯最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提名，但希尔拥有的黑人和女性这一双重叠加的弱势地位作为又一现实例证，支持了克伦肖提出的“多元交织”身份的重要性。布拉德利认为，这一视角的必要性在于：其一，思考单一维度导致的弱势地位有可能扭曲真相;其二，任何一个情境总是会有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应该尽量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合力;其三，多元交织之下的差异有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剥削和歧视。（11）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范畴除性别外，常常包括阶级、种族、年龄、职业、地域、宗教、文化等因素，因此，多元交织的视角就是研究在上述范畴中的性别问题，抑或是性别与上述范畴交叉之下的具体身份表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交织的范畴也不一定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而可能仅仅是中性的范畴类型而已。但同时思考两个或数个范畴，可以更为准确地分析某一群体的性别问题。
对于性别研究的多元交织视角所做的理论探索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塞玛·比尔格（Sirma Bilge）合著的《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 2016）（12）、美国南加州大学汉考克（Agne-Marie Hancock）所著《多元交织：一部知识史》（Intersectionali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16）（13）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玛丽·罗米洛（Mary Romero）所著《多元交织导论》（Introducing Intersectionality， 2017）（14）等。这些著作对“多元交织”概念的历史沿革、学理内涵以及分析效度等都做了细致的梳理。
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颇具代表性的多元交织研究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斯蒂芬尼·罗斯（Stephany Rose）的著作《废除白人男性气质：从马克·吐温到嘻哈音乐》（Abolishing White Masculinity：From Mark Twain to Hiphop， 2014）选取了有相似背景的三位白人男作家：马克·吐温、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亚当·曼斯巴赫（Adam Mansbach）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比发现美国白人男性气质在历史中的变迁。马克·吐温的背景与英国贵族相关，其对于白人性的理解深深植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西部边疆历史以及19世纪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传统;菲兹杰拉德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爱尔兰族裔背景使他作品中的白人男性气质区别于19世纪的主流男性气质，增加了多族裔的特性，使其美国的国家身份“遮蔽了白人内部的偏见”;曼斯巴赫的白人性所代表的是“二战”后美国对于犹太裔身份的历史性认可，拓展了美国白人性的边界。（15）作者将上述三位作家的创作称为“自传性族裔书写”（auto-ethnography），将个人经历融入对族裔身份的认知，以其在大众中的流行度成为“多产的社会记录者和批评家”，从而参与了美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协商和改变。（16）这一研究的多元交织视角体现在性别同族裔、地域和国家范畴的交织之中，把文学作品置于具体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的环境下，使研究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眼光。
把性别同族裔结合的另一研究范例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弗格森（Roderick A. Ferguson）所著的《黑色的偏离：走向有色酷儿批评》（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2003）。（17）作者的研究对象是非洲裔美国作家，如埃里森（Ralph Ellison）、赖特（Richard Wright）、鲍德温（James Baldwin）、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研究发现，非洲裔人群一直被美国社会想象为具有女性化或同性恋的性别气质，他者化黑人的目的是为了确立白人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异性恋规范。作者据此提出了“有色酷儿批评”（queer of color critique）的概念，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多个范畴的交集下审视非洲裔人群的生活现实。这一思路同早年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极为相似，包括斯皮瓦克（G. C. Spivak）、格洛丽亚·安扎尔都（Gloria Anzaldúa）、莫汉蒂（C. T. Mohanty）和纳拉言（Uma Narayan）等在内的后殖民理论家都曾提醒人们注意女性内部族裔经验的差异性，指责西方知识界使用某种分析模式把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认知表述为铁板一块的整体，遮蔽了“他者”女性的表达。（18）性别和族裔的交织是多元交织视角中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所推动的不同族裔混居的社会中，这一视角有助于体察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性经验，并针对霸权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做出反思。
德国记者安德森（Pablo Dominguez Andersen）和法兰克福大学温特（Simon Wendt）合作编著的文集《现代世界中的男性气质与国家：在霸权和边缘之间》（Masculinities and the N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Hegemony and Marginalization， 2015）把男性气质同国家的范畴相交织，审视男性气质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国家身份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文集中收录的12篇文章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研究不同国家的男性气质如何被用来维系和巩固政治和文化霸权，包括“国家化的霸权男性气质如何被生产，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霸权男性气质和边缘男性气质之间的界限如何被跨国因素所模糊及其影響”等问题。（19）其重要观点之一是：边缘白人男性气质常常被建构为“一个中间范畴，帮助强化‘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有关国家的集体概念”，从而重新反思了霸权与边缘这一对立的男性气质类型。（20） 美国克瑞顿大学莉迪娅·R. 库柏（Lydia R. Cooper）的《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in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2016）则把性别同地域/地理相结合，分析美国当代西部小说对男性气质的呈现如何违背了早期西部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刻板印象。西部小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类型，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进运动有直接关联。西部的荒野象征着“田园般地逃离过度工业化的、技术领先的城市中的所有恶疾” （21），不过，要把荒野变成田园，仍然需要脚踏实地的开垦和劳作，尤其是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竞争。在人们的通常想象中，美国的西部英雄“迷恋枪支暴力，沉默寡言，执迷于伸张正义”（22），这一形象一直以来代表了男性的英雄理想。但在库柏选取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四位美国西部小说作家——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汉森（Ron Hansen）和韦尔奇（James Welch）——及其创作的八部小说中，男性气质得以多元化表达。作者认为，这八部小说的唯一共性是男性气质与权力之间的区分，即男子气概的表征与针对他人实施的霸权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23）作者虽然也讨论男性身体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但在她的研究中，男性身体也同时是其所处空间的化身，是维护美国边疆正义的隐喻。（24）
上述多元交织视角下的性别研究关注的是不同范畴交织之下的性别身份，是对性别研究中原有身份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它在更加微观的层面观察性别特征的表达，使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在有关性别的普遍性关注之下，体察其在不同时空和不同范畴下的变异，从而使性别研究更能观照到人的多样生存状态。
二、生命政治的关怀
性别问题归根结底与人的现实生存有关，对于性别差异的尊重就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这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核心理念的现代发展。由于大多数性别问题都涉及权力关系，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权力的論述一直都是性别理论家经常借助的分析利器。例如：福柯《性经验史》的开篇之句是他对于性别规范所做的奠基性论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25）他对于18世纪欧洲规训制度的讨论常常被女性主义理论家征引，用来阐释父权文化对于性别（尤其是身体）的规约和训诫作用。福柯视生命本身为一种权力，以战争和死刑为例分析人的生命如何受到资本主义体制的规训，社会肌体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都不得不接受人为的调节和控制。（26）在这个意义上讲，针对身体的所有人为控制都是有关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问题。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中对于生命政治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揭露父权文化机制对于身体的规训作用，而且还把身体视为文化政治隐喻，透过身体的表征审视其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走向。“身体的历史形塑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历史事件的有形档案库，也是各种历史事件的物质见证”。（27）性别研究对于政治和权力关系问题的关注使生命政治的议题在近年得以持续发展。
对生命政治问题做出理论探索的著作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兰姆柯（Thomas Lemke）所著《生命政治导论》（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2011）（28）、美国康乃尔大学坎贝尔（Timothy Campbell）和阿默斯特学院西泽（Adam Sitze）合作编著的《生命政治读本》（Biopolitics： A Reader， 2013）（29）、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米尔斯（Catherine Mills）所著《生命政治》（Biopolitics， 2017）（30）、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和西班牙圣路易斯大学兰蒂亚（Simona Rentea）合编的《劳特利奇生命政治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2017）（31）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杰迈玛·里坡（Jemima Repo）在《性别的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s of Gender， 2017）一书中，追溯了“性别”一词的历史沿革，认为该词的使用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她高度认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认为“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biopower）可以用来分析规训生命和控制身体的某种力量。（32）
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生命政治的议题也受到比较集中的关注：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德·波佛（Arne de Boever）所著《叙事关怀：生命政治与小说》（Narrative Care： Biopolitics and the Novel， 2013）研究的对象是库切（J. M. Coetze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奥斯特（Paul Auster）和麦卡锡创作的四部小说。作者注意到，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其崛起的时间恰恰与福柯所言的生命政治相吻合（33），因此，这二者的关联成为该书的基调。在库切的《慢人》（Slow Man， 2005）中，主人公保罗在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两位女性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念：护工莫里亚娜对他的关怀让他重获“博爱”（caritas）。但一旦关怀演变为“爱”（eros）就变了味道，作家伊丽莎白的到来让该作品成为“一部探索关怀与小说创作之间关系的元小说”。（34）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发生在克隆寄宿学校，这里的学生一生都在等待捐献器官以挽救正常的人类。在德·波佛看来，这所寄宿学校宛若集中营，学生的生命遭遇了福柯对于生命政治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命名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般的境遇。（35）第三部小说是奥斯特的《幻影书》（The Book of Illusions， 2002），作品讲述了两个人的生命故事如何产生交集，并与文学写作发生关联。麦卡锡《记忆残留》（Remainder， 2005）的主人公在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后，试图用巨额事故赔偿金恢复人生记忆，重新书写生命体验。德·波佛把小说中对于生命体的关怀置于生命政治的维度中，小说成为“关怀的想象与小说的生命政治起源之间永恒的张力之所”（36），从而把性别、身体与文学书写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布罗伊（Christopher Breu）所著《物的坚守：生命政治时代的文学》（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2014）研究的对象是“二战”后的五部英美小说，围绕两个命题展开讨论：其一，关注生命政治时代的“物”并将其理论化;其二，认识语言在理论化“物”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37）在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 1959）中，物质性具体体现在语言、身体和政治经济学这三个维度;品钦（Thomas Pynchon）的《V》（V， 1963）呈现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在生命政治领域的张力;巴拉德（J. G. Ballard）的《撞车》（Crash， 1996）讲述在汽车工业代表的新的暴力形式面前，人的身体脆弱不堪;贝拉米（Dodie Bellamy）的《米娜·哈克信札》（The Letters of Mina Harker， 2004）表现女性身体如何抗拒话语控制，从而突出一种超越性别刻板印象的生命政治哲学;西尔科的《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 1991）讴歌大自然，从而强调了人的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和物质基础。（38）这五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空间也从美国的旧金山、圣迭戈和索诺拉沙漠，到伦敦和西南非洲的德国殖民地。不过在作者看来，上述小说产生的时代有共性：“生产环境、再现模式、身体塑形以及日常生活经验都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和表征实践深刻地交织在一起”（39），因此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物”在生命政治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伊把生命政治的议题同“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相结合加以审视，从而看到了影响人的现世生存的多重因素。
美国罗格斯大学凯拉·舒勒（Kyla Schuller）所著《情感的生命政治：19世纪的种族、性别与科学》（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Race， Sex，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18）通過细致研究19世纪的文学作品，论述环境和经历如何影响人的情感体验和表达，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生命政治形态。作者认为，“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是一种技术形式，通过政治实践循环并规范情感，也进而巩固了有关种族、性别和人种的现代等级制度”。（40）她对美国作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的研究表明，种族是在文化的经年发展中逐渐成形的，而非固化的生理属性，由此挑战了现代优生学对于种族的本质论认识。（41）舒勒在生命政治的维度中具体分析人的情感，研究在19世纪美国的主要政治和社会事件（奴隶制、殖民主义和西进运动等）背景之下，遗传因素、人生经验、生育条件和医学手段等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的情感和情绪。这一研究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引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文学作品实施了跨学科的解读，彰显出人的存在如何受制于环境的多方位影响。
在全球化加速的历史时期，现代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也带来了更多的边缘人群，包括不断涌入欧洲各地的难民，他们成为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废弃的生命”（42）：冗余而无用。生命政治恰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增多对于残疾人物的分析，对于老年人的关注以及对于移民、难民面临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聚焦各种政治力量在人的生命上的博弈，而且还体现出对于生命体本身的尊重。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身体的物质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可见的细胞、血液、皮肤、组织等，而可能由技术高度参与，形成赛博仿生人这样的“后人类”（posthuman）存在方式。那么，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如何参与改变了生命体本身，人类对于性别的认知和体验将发生何种变化，人是否还能够主宰自己的性别、思维和情感，这中间将涉及新的性别、科技和伦理问题，也会因此促成新的文学书写。石黑一雄《别让我走》的主人公就是一群克隆人，其存在的价值是为正常的生命体提供器官，而其本身的生命价值没有得到尊重。嘉兰（Alex Garland）导演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安排男程序员对女智能人进行图灵测试，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双重溃败不得不让人们对智能生命刮目相看。这样的情景也许很快就不再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的情节，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选择。因此，文学中的生命政治还将生产出更多新的命题。
2018年8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美国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了以法国哲学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命名的主题演讲：“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Gender in Translation/Beyond Monolingualism”）。在演讲中，巴特勒提醒人们注意“性别”一词在不同语言中的指涉有所不同，“每一种指涉性别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使是在英语中，使用者也挪用了该词最初的用法。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莫尼（John Money）和精神病学家斯托勒（Robert Stoller）借用语法范畴中的“性别”（gender）来区分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及其社会角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实施外科手术协助双性儿童完成性别身份的认同。但后来的性别理论家却用该词来表达性别身份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机制。巴特勒承认，“为了成为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在单语主义世界中并保卫其边界，抵御任何外语的入侵”，但她也同时呼吁人们充分认识概念和术语的不可译性，超越单语主义的思维。（43）这次大会演讲的内容涉及语言在建构性别身份和讨论性别问题时的作用，同时也影射了单边主义政治政策的危险。巴特勒随后于8月14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了主题为“相生之道”（“The Art of Living Together”）的对谈，更加明确指出了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类更需要相互依存，谋求尊重差异的相处之道。巴特勒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以及在此期间表达的学术主张印证着性别研究的新趋势，性别研究已经从对性别身份做整体考察过渡到了观照不同范畴下具体的性别体验和经验，着眼于“性别”一词本身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性内涵和文化指涉，并从对性别相关问题的探索透视其背后的生命政治议题。这一趋势延续了性别研究的核心论域，并将其推向对更为具体的生命体的关怀，从而维护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旨归。 总之，国际学界持续对性别问题抱有关注，这表明这一分支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拥有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活力，它将不断推动我们利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论资源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的基本问题。
① ② ③ David Glover and Cora Kaplan， Gender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89， 111， 112-113.
④ ⑨ （11） Harriet Bradley， Gender，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4-6， 206， 207.
⑤ Catharine R. Stimpson and Gilbert Herdt， eds.，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⑥ ⑦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p.23， 244.
⑧ Vincent B. Leitch，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KG*3〗〖QX（Y15〗21〖QX）〗〖KG-*2〗st Century： Theory Renaissanc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⑩ 關于此次事件的始末，参见Jane Mayer and Jill Abramson， Strange Justice： The Selling of Clarence Thoma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94.
（12） Patricia Hill Collins and Sirma Bilge， Intersection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13） Agne-Marie Hancock， Intersectionali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 Mary Romero， Introducing Intersection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15） （16） Stephany Rose， Abolishing White Masculinity：From Mark Twain to Hiphop，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4， pp.8-9， 9-10.
（17） Roderick A. Ferguson，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
（18） C. T.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Boundary 2， vol.12， no.3 and vol.13. no.1 （Spring-Autumn 1984）， p.333.
（19） （20） Pablo Dominguez Andersen and Simon Wendt， eds.， Masculinities and the N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Hegemony and Margin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14， 8.
（21） Patricia A. Ross， The Spell Cast By Remains： The Myth of Wilderness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
（22） （23） （24） Lydia R. Cooper， Masculinities in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 4， 18.
（25） （26）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27）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1页。
（28）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trans. Eric Frederick Trump，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 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eds.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0） Catherine Mills， Bio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1） Sergei Prozorov and Simona Rente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2） Jemima Repo， The Biopolitics of G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
（33） （34） （35） （36） Arne de Boever， Narrative Care： Biopolitics and the Novel，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9， 10， 11， 13.
（37） （38） （39） Christopher Breu， 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p.2， 31-32， 26.
（40） （41） Kyla Schuller，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Race， Sex，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8， 175.
（42） 〔英〕鲍曼：《废弃的生命》，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3） 有关巴特勒的发言，参见《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集》，黄子洵译，第382-392页。
〔关键词〕 性别研究;多元交织;生命政治;身份;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157-07
性别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因与性别相关的政治运动所引发，经由几十年的大学教育和理论探索，逐渐发展成为集日常体验、政治诉求、文学书写、文化表征和批评理论为一体的跨学科话语体系。虽然性别研究在世界不同文化区域拥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总体而言，其核心论域已经趋于稳定，即性别身份、性别角色、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关系、性别表征、性别教育等。性别研究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的传统本质认知，指向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机制，丰富了文学文化的批评话语，也修正了对于文学经典的阅读体验。其跨学科性质不仅使现有学科增添了对于性别议题的观照，研究视点更加具体而富有人文关怀，而且使性别研究的方法论资源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
进入21世纪，西方性别研究依然十分活跃。英美学界不约而同出版了数部总论性著作，对性别的核心议题做出总结性回顾和梳理，颇具为性别问题做历史定位之意。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大卫·格洛弗（David Glover）和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合著的《性别》（Genders， 2000）是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策划的“新批评术语”（“the New Critical Idiom”）系列丛书中的一册，旨在为性别批评术语提供清晰、简明的解释和使用指引，因此，著作依女性主义、男性研究、酷儿理论的线性线索，分别总括了性别理论在上述三个分支领域的主要观点，尤其聚焦于性别气质的类型及其复杂性。例如：在讨论男性气质的一章，作者讨论了男性气质的理想模式、男性的天性、男性书写的范式以及男性气质的多元变化，指出男性气质的理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由于欧洲工业化和商业化资本主义的兴起，男性身体成为“自我纪律和自我约束的场所：能量的聚集可以克服任何障碍，情感的软弱都能够得以控制。”①但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中，主人公却表现出女性化的人格特征，丧失了其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②作者在分析了不同男性人物的性别气质之后总结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样的术语带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无法概括人类的文化普遍性特质。③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哈丽特·布拉德利（Harriet Bradley）所著的《性别》（Gender， 2007）一书是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策划的“核心术语”（“Key Concept”）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以生产、再生产和消费这三个现代性理念为依据，梳理了性别研究在上述论域中产生出的理论观点，从而把性别与现代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该书于2013年出版了第二版，作者更是以两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性别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而锁定了性别命题同人类文明现代阶段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性别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人们理解世界和分析世界的理论范畴，因此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记;性别同时又是一种生命体验，有其物质性的存在基础，也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④美国纽约大学凯瑟琳·斯汀普森（Catherine R. Stimpson）和旧金山州立大学吉尔伯特·赫特（Gilbert Herdt）联合主编的《性别研究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2014）归纳梳理了性别研究中的21个核心术语，包括性、身体、欲望、身份、语言、权力、亲属关系、乌托邦等⑤，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十年的性别研究理论做出了一种跨文化视角的总结。
毋庸置疑，几乎所有涉及性别的命题都关乎文化政治立场。米利特（Kate Millett）最早使用“政治”一词来描述性别问题，用来指“一群人用以统治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机制”⑥，她由此对劳伦斯（D. H. 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对于女性的歧视性塑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劳伦斯作品中中产阶级男性与女仆的性关系具有不平等的剥削性质。⑦以此逻辑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批评者无法回避询问文学为谁言说以及为何言说的问题，也因此走向文化政治的解读，而远离了审美的体验和阐释，这是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常常被人所诟病之处。进入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继续持有上述政治立场，学者一方面把性别问题同阶级、种族、地域等其他分析范畴相结合，考察多元交织范畴下性别问题呈现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们把对于性别的尊重上升为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并把对于性别中弱势群体的关怀扩展到关怀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群体。著名文学理论家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把此时的性别研究同残疾研究、衰老研究、监督与安全研究、赛博仿生人（cyborg）研究等组成一个模块，将其命名为“生命政治研究”（biopolitics）。⑧
一、多元交织的视角
性别身份是性别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家就性别身份的形成机制做出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并普遍认同了社会和文化对于性别的建构作用。这不仅仅拓展了性别的生理属性，而且也深刻揭示出性别的认知如何受到父权文化机制的塑造。虽然女性应该寻找共同的利益来挑战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但性别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很不均衡：当欧美区域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讨论建构女性理论话语体系的时候，一些第三世界的女性还在谋求教育、選举等基本的政治权利。有关男性的问题也面临相似的境遇。进入21世纪，有关性别身份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相关，也因此可以审视某些具体性别群体的独特问题。 “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布拉德利将其归功于美国法律专家金伯莉·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后者于1989年使用该词解释美国黑人及少数族裔（black and minority ethnic，简称BME）女性所处的双重压迫境遇⑨，其内涵类似于美国非洲裔女作家提出的“双重边缘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理念。在克伦肖看来，单一的种族或单一的性别都无法准确描述和解释处于二者身份交叉之下的多元身份问题，人的身份往往是很多范畴共同交织之下的复合体。两年后，美国一场著名的听证会印证了克伦肖提出的概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名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但在听证会期间，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希尔（Anita Hill）出面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言语骚扰。听证会连续三天在美国主流媒体现场直播，对公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⑩虽然托马斯最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提名，但希尔拥有的黑人和女性这一双重叠加的弱势地位作为又一现实例证，支持了克伦肖提出的“多元交织”身份的重要性。布拉德利认为，这一视角的必要性在于：其一，思考单一维度导致的弱势地位有可能扭曲真相;其二，任何一个情境总是会有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应该尽量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合力;其三，多元交织之下的差异有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剥削和歧视。（11）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范畴除性别外，常常包括阶级、种族、年龄、职业、地域、宗教、文化等因素，因此，多元交织的视角就是研究在上述范畴中的性别问题，抑或是性别与上述范畴交叉之下的具体身份表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交织的范畴也不一定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而可能仅仅是中性的范畴类型而已。但同时思考两个或数个范畴，可以更为准确地分析某一群体的性别问题。
对于性别研究的多元交织视角所做的理论探索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塞玛·比尔格（Sirma Bilge）合著的《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 2016）（12）、美国南加州大学汉考克（Agne-Marie Hancock）所著《多元交织：一部知识史》（Intersectionali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16）（13）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玛丽·罗米洛（Mary Romero）所著《多元交织导论》（Introducing Intersectionality， 2017）（14）等。这些著作对“多元交织”概念的历史沿革、学理内涵以及分析效度等都做了细致的梳理。
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颇具代表性的多元交织研究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斯蒂芬尼·罗斯（Stephany Rose）的著作《废除白人男性气质：从马克·吐温到嘻哈音乐》（Abolishing White Masculinity：From Mark Twain to Hiphop， 2014）选取了有相似背景的三位白人男作家：马克·吐温、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亚当·曼斯巴赫（Adam Mansbach）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比发现美国白人男性气质在历史中的变迁。马克·吐温的背景与英国贵族相关，其对于白人性的理解深深植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西部边疆历史以及19世纪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传统;菲兹杰拉德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爱尔兰族裔背景使他作品中的白人男性气质区别于19世纪的主流男性气质，增加了多族裔的特性，使其美国的国家身份“遮蔽了白人内部的偏见”;曼斯巴赫的白人性所代表的是“二战”后美国对于犹太裔身份的历史性认可，拓展了美国白人性的边界。（15）作者将上述三位作家的创作称为“自传性族裔书写”（auto-ethnography），将个人经历融入对族裔身份的认知，以其在大众中的流行度成为“多产的社会记录者和批评家”，从而参与了美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协商和改变。（16）这一研究的多元交织视角体现在性别同族裔、地域和国家范畴的交织之中，把文学作品置于具体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的环境下，使研究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眼光。
把性别同族裔结合的另一研究范例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弗格森（Roderick A. Ferguson）所著的《黑色的偏离：走向有色酷儿批评》（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2003）。（17）作者的研究对象是非洲裔美国作家，如埃里森（Ralph Ellison）、赖特（Richard Wright）、鲍德温（James Baldwin）、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研究发现，非洲裔人群一直被美国社会想象为具有女性化或同性恋的性别气质，他者化黑人的目的是为了确立白人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异性恋规范。作者据此提出了“有色酷儿批评”（queer of color critique）的概念，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多个范畴的交集下审视非洲裔人群的生活现实。这一思路同早年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极为相似，包括斯皮瓦克（G. C. Spivak）、格洛丽亚·安扎尔都（Gloria Anzaldúa）、莫汉蒂（C. T. Mohanty）和纳拉言（Uma Narayan）等在内的后殖民理论家都曾提醒人们注意女性内部族裔经验的差异性，指责西方知识界使用某种分析模式把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认知表述为铁板一块的整体，遮蔽了“他者”女性的表达。（18）性别和族裔的交织是多元交织视角中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所推动的不同族裔混居的社会中，这一视角有助于体察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性经验，并针对霸权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做出反思。
德国记者安德森（Pablo Dominguez Andersen）和法兰克福大学温特（Simon Wendt）合作编著的文集《现代世界中的男性气质与国家：在霸权和边缘之间》（Masculinities and the N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Hegemony and Marginalization， 2015）把男性气质同国家的范畴相交织，审视男性气质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国家身份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文集中收录的12篇文章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研究不同国家的男性气质如何被用来维系和巩固政治和文化霸权，包括“国家化的霸权男性气质如何被生产，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霸权男性气质和边缘男性气质之间的界限如何被跨国因素所模糊及其影響”等问题。（19）其重要观点之一是：边缘白人男性气质常常被建构为“一个中间范畴，帮助强化‘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有关国家的集体概念”，从而重新反思了霸权与边缘这一对立的男性气质类型。（20） 美国克瑞顿大学莉迪娅·R. 库柏（Lydia R. Cooper）的《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in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2016）则把性别同地域/地理相结合，分析美国当代西部小说对男性气质的呈现如何违背了早期西部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刻板印象。西部小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类型，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进运动有直接关联。西部的荒野象征着“田园般地逃离过度工业化的、技术领先的城市中的所有恶疾” （21），不过，要把荒野变成田园，仍然需要脚踏实地的开垦和劳作，尤其是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竞争。在人们的通常想象中，美国的西部英雄“迷恋枪支暴力，沉默寡言，执迷于伸张正义”（22），这一形象一直以来代表了男性的英雄理想。但在库柏选取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四位美国西部小说作家——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汉森（Ron Hansen）和韦尔奇（James Welch）——及其创作的八部小说中，男性气质得以多元化表达。作者认为，这八部小说的唯一共性是男性气质与权力之间的区分，即男子气概的表征与针对他人实施的霸权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23）作者虽然也讨论男性身体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但在她的研究中，男性身体也同时是其所处空间的化身，是维护美国边疆正义的隐喻。（24）
上述多元交织视角下的性别研究关注的是不同范畴交织之下的性别身份，是对性别研究中原有身份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它在更加微观的层面观察性别特征的表达，使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在有关性别的普遍性关注之下，体察其在不同时空和不同范畴下的变异，从而使性别研究更能观照到人的多样生存状态。
二、生命政治的关怀
性别问题归根结底与人的现实生存有关，对于性别差异的尊重就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这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核心理念的现代发展。由于大多数性别问题都涉及权力关系，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权力的論述一直都是性别理论家经常借助的分析利器。例如：福柯《性经验史》的开篇之句是他对于性别规范所做的奠基性论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25）他对于18世纪欧洲规训制度的讨论常常被女性主义理论家征引，用来阐释父权文化对于性别（尤其是身体）的规约和训诫作用。福柯视生命本身为一种权力，以战争和死刑为例分析人的生命如何受到资本主义体制的规训，社会肌体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都不得不接受人为的调节和控制。（26）在这个意义上讲，针对身体的所有人为控制都是有关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问题。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中对于生命政治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揭露父权文化机制对于身体的规训作用，而且还把身体视为文化政治隐喻，透过身体的表征审视其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走向。“身体的历史形塑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历史事件的有形档案库，也是各种历史事件的物质见证”。（27）性别研究对于政治和权力关系问题的关注使生命政治的议题在近年得以持续发展。
对生命政治问题做出理论探索的著作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兰姆柯（Thomas Lemke）所著《生命政治导论》（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2011）（28）、美国康乃尔大学坎贝尔（Timothy Campbell）和阿默斯特学院西泽（Adam Sitze）合作编著的《生命政治读本》（Biopolitics： A Reader， 2013）（29）、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米尔斯（Catherine Mills）所著《生命政治》（Biopolitics， 2017）（30）、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和西班牙圣路易斯大学兰蒂亚（Simona Rentea）合编的《劳特利奇生命政治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2017）（31）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杰迈玛·里坡（Jemima Repo）在《性别的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s of Gender， 2017）一书中，追溯了“性别”一词的历史沿革，认为该词的使用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她高度认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认为“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biopower）可以用来分析规训生命和控制身体的某种力量。（32）
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生命政治的议题也受到比较集中的关注：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德·波佛（Arne de Boever）所著《叙事关怀：生命政治与小说》（Narrative Care： Biopolitics and the Novel， 2013）研究的对象是库切（J. M. Coetze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奥斯特（Paul Auster）和麦卡锡创作的四部小说。作者注意到，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其崛起的时间恰恰与福柯所言的生命政治相吻合（33），因此，这二者的关联成为该书的基调。在库切的《慢人》（Slow Man， 2005）中，主人公保罗在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两位女性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念：护工莫里亚娜对他的关怀让他重获“博爱”（caritas）。但一旦关怀演变为“爱”（eros）就变了味道，作家伊丽莎白的到来让该作品成为“一部探索关怀与小说创作之间关系的元小说”。（34）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发生在克隆寄宿学校，这里的学生一生都在等待捐献器官以挽救正常的人类。在德·波佛看来，这所寄宿学校宛若集中营，学生的生命遭遇了福柯对于生命政治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命名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般的境遇。（35）第三部小说是奥斯特的《幻影书》（The Book of Illusions， 2002），作品讲述了两个人的生命故事如何产生交集，并与文学写作发生关联。麦卡锡《记忆残留》（Remainder， 2005）的主人公在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后，试图用巨额事故赔偿金恢复人生记忆，重新书写生命体验。德·波佛把小说中对于生命体的关怀置于生命政治的维度中，小说成为“关怀的想象与小说的生命政治起源之间永恒的张力之所”（36），从而把性别、身体与文学书写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布罗伊（Christopher Breu）所著《物的坚守：生命政治时代的文学》（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2014）研究的对象是“二战”后的五部英美小说，围绕两个命题展开讨论：其一，关注生命政治时代的“物”并将其理论化;其二，认识语言在理论化“物”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37）在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 1959）中，物质性具体体现在语言、身体和政治经济学这三个维度;品钦（Thomas Pynchon）的《V》（V， 1963）呈现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在生命政治领域的张力;巴拉德（J. G. Ballard）的《撞车》（Crash， 1996）讲述在汽车工业代表的新的暴力形式面前，人的身体脆弱不堪;贝拉米（Dodie Bellamy）的《米娜·哈克信札》（The Letters of Mina Harker， 2004）表现女性身体如何抗拒话语控制，从而突出一种超越性别刻板印象的生命政治哲学;西尔科的《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 1991）讴歌大自然，从而强调了人的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和物质基础。（38）这五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空间也从美国的旧金山、圣迭戈和索诺拉沙漠，到伦敦和西南非洲的德国殖民地。不过在作者看来，上述小说产生的时代有共性：“生产环境、再现模式、身体塑形以及日常生活经验都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和表征实践深刻地交织在一起”（39），因此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物”在生命政治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伊把生命政治的议题同“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相结合加以审视，从而看到了影响人的现世生存的多重因素。
美国罗格斯大学凯拉·舒勒（Kyla Schuller）所著《情感的生命政治：19世纪的种族、性别与科学》（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Race， Sex，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18）通過细致研究19世纪的文学作品，论述环境和经历如何影响人的情感体验和表达，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生命政治形态。作者认为，“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是一种技术形式，通过政治实践循环并规范情感，也进而巩固了有关种族、性别和人种的现代等级制度”。（40）她对美国作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的研究表明，种族是在文化的经年发展中逐渐成形的，而非固化的生理属性，由此挑战了现代优生学对于种族的本质论认识。（41）舒勒在生命政治的维度中具体分析人的情感，研究在19世纪美国的主要政治和社会事件（奴隶制、殖民主义和西进运动等）背景之下，遗传因素、人生经验、生育条件和医学手段等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的情感和情绪。这一研究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引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文学作品实施了跨学科的解读，彰显出人的存在如何受制于环境的多方位影响。
在全球化加速的历史时期，现代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也带来了更多的边缘人群，包括不断涌入欧洲各地的难民，他们成为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废弃的生命”（42）：冗余而无用。生命政治恰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增多对于残疾人物的分析，对于老年人的关注以及对于移民、难民面临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聚焦各种政治力量在人的生命上的博弈，而且还体现出对于生命体本身的尊重。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身体的物质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可见的细胞、血液、皮肤、组织等，而可能由技术高度参与，形成赛博仿生人这样的“后人类”（posthuman）存在方式。那么，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如何参与改变了生命体本身，人类对于性别的认知和体验将发生何种变化，人是否还能够主宰自己的性别、思维和情感，这中间将涉及新的性别、科技和伦理问题，也会因此促成新的文学书写。石黑一雄《别让我走》的主人公就是一群克隆人，其存在的价值是为正常的生命体提供器官，而其本身的生命价值没有得到尊重。嘉兰（Alex Garland）导演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安排男程序员对女智能人进行图灵测试，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双重溃败不得不让人们对智能生命刮目相看。这样的情景也许很快就不再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的情节，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选择。因此，文学中的生命政治还将生产出更多新的命题。
2018年8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美国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了以法国哲学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命名的主题演讲：“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Gender in Translation/Beyond Monolingualism”）。在演讲中，巴特勒提醒人们注意“性别”一词在不同语言中的指涉有所不同，“每一种指涉性别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使是在英语中，使用者也挪用了该词最初的用法。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莫尼（John Money）和精神病学家斯托勒（Robert Stoller）借用语法范畴中的“性别”（gender）来区分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及其社会角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实施外科手术协助双性儿童完成性别身份的认同。但后来的性别理论家却用该词来表达性别身份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机制。巴特勒承认，“为了成为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在单语主义世界中并保卫其边界，抵御任何外语的入侵”，但她也同时呼吁人们充分认识概念和术语的不可译性，超越单语主义的思维。（43）这次大会演讲的内容涉及语言在建构性别身份和讨论性别问题时的作用，同时也影射了单边主义政治政策的危险。巴特勒随后于8月14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了主题为“相生之道”（“The Art of Living Together”）的对谈，更加明确指出了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类更需要相互依存，谋求尊重差异的相处之道。巴特勒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以及在此期间表达的学术主张印证着性别研究的新趋势，性别研究已经从对性别身份做整体考察过渡到了观照不同范畴下具体的性别体验和经验，着眼于“性别”一词本身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性内涵和文化指涉，并从对性别相关问题的探索透视其背后的生命政治议题。这一趋势延续了性别研究的核心论域，并将其推向对更为具体的生命体的关怀，从而维护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旨归。 总之，国际学界持续对性别问题抱有关注，这表明这一分支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拥有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活力，它将不断推动我们利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论资源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的基本问题。
① ② ③ David Glover and Cora Kaplan， Gender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89， 111， 112-113.
④ ⑨ （11） Harriet Bradley， Gender，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4-6， 206， 207.
⑤ Catharine R. Stimpson and Gilbert Herdt， eds.，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⑥ ⑦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p.23， 244.
⑧ Vincent B. Leitch，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KG*3〗〖QX（Y15〗21〖QX）〗〖KG-*2〗st Century： Theory Renaissanc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⑩ 關于此次事件的始末，参见Jane Mayer and Jill Abramson， Strange Justice： The Selling of Clarence Thoma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94.
（12） Patricia Hill Collins and Sirma Bilge， Intersection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13） Agne-Marie Hancock， Intersectionali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 Mary Romero， Introducing Intersection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15） （16） Stephany Rose， Abolishing White Masculinity：From Mark Twain to Hiphop，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4， pp.8-9， 9-10.
（17） Roderick A. Ferguson，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
（18） C. T.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Boundary 2， vol.12， no.3 and vol.13. no.1 （Spring-Autumn 1984）， p.333.
（19） （20） Pablo Dominguez Andersen and Simon Wendt， eds.， Masculinities and the N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Hegemony and Margin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14， 8.
（21） Patricia A. Ross， The Spell Cast By Remains： The Myth of Wilderness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
（22） （23） （24） Lydia R. Cooper， Masculinities in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 4， 18.
（25） （26）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27）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1页。
（28）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trans. Eric Frederick Trump，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 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eds.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0） Catherine Mills， Bio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1） Sergei Prozorov and Simona Rente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2） Jemima Repo， The Biopolitics of G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
（33） （34） （35） （36） Arne de Boever， Narrative Care： Biopolitics and the Novel，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9， 10， 11， 13.
（37） （38） （39） Christopher Breu， 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p.2， 31-32， 26.
（40） （41） Kyla Schuller，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Race， Sex，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8， 175.
（42） 〔英〕鲍曼：《废弃的生命》，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3） 有关巴特勒的发言，参见《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集》，黄子洵译，第382-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