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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能有很多故事,每个故事在不同的人口中都会有不同的讲法。但生命的故事只有一个,它只能由自己来讲述。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关于生命的故事,既包含生命中不可选择的那一部分,也包含生命中的遭遇、抉择,和百折不挠的战斗。她的战场就在这里。贡院墙根街2号是《齐鲁周刊》的社址,张慧萍社长是《齐鲁周刊》的创始人,躬耕近20年。作为一个媒体人,她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同时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齐鲁周刊》使得“贡院墙根街2号”由一个普通的地点变成一个人的生命坐标。同样,在贡院墙根街2号延展开来的人生,也使得“张慧萍”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成为《齐鲁周刊》的精神坐标。
张总曾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当然没有资格,任何时候,我都只是《齐鲁周刊》曾经的一员,只是她的一个学生而已。我只能用自己的经历来回应一个人深沉的生命积淀。《齐鲁周刊》是我人生的基石。在我离开的十几年中,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我都无法回避地发现,我事业中哪怕是再微小的成就,都会溯源到周刊时期。《齐鲁周刊》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我经历了周刊最初的7年,这7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激扬的7年,似乎所有有关青春、理想、奋斗的词汇都可加诸其中。
周刊的孕育、诞生,我是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这是一份人生的幸运和荣耀,始终深埋在我的内心。1999年的6月,我们一行人陪同张慧萍社长前往广州考察南方报业。彼时,《齐鲁周刊》创刊在即,但究竟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周刊,在内部依然有很大争议。那次南方之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是我在飞机上俯瞰到壮观的南国的云海,另一件则是张慧萍社长和报人关键的长谈。关键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始人、首任主编。他于1995年3月创办南都,一年后,他曾心酸地写道:“(南方都市报)一直以省内刊号周刊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步履维艰,磕磕绊绊,连生存也成问题,更不要说大展拳脚了。”没有正式刊号的现实像极了《齐鲁周刊》的前身《东方讯报》。若干年后,当再次回想起当年他们长谈的细节,我才醒悟到,可能张总从关键那里所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办报理念,也不是经营技巧,而是她自身理想主义的巨大回响——她从关键的经历中找到了她心中理想的共鸣。我们拜访之际,关键正凭借一个报人的理想和满腔的热血,带领南都走向中国报业的制高点。那一年的9月,《齐鲁周刊》创刊,风靡齐鲁。
回望周刊,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想一定是“理想主义”——这是张慧萍社长赋予一个媒体的灵魂。这个灵魂,因其纯粹,因张慧萍社长的坚守而高贵。她躬耕周刊的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恰是中国传媒业剧变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中国传媒业带来了三次激荡。第一次,是传媒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包含着新闻理念的革命性转变和媒体运营的市场化发展;第二次,是互联网带来的媒体变革;第三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冲击。周刊在第一次浪潮中诞生,在其后接二连三的震荡中,依然保持着它特有的品格。确实,无论屏媒还是纸媒,无论媒介的形态如何改变,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媒體的价值观都不应改变。回望来路,无疑正是张慧萍社长赋予周刊的理想主义色彩,才使得周刊能够在这传媒业剧变的时代中立足潮头。只有在我离开后,我才逐渐体味到,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是一种深沉的文化使命。我依然记得张慧萍社长曾经倡导的“批判、建设性” 和“文化立刊”的办刊理念,我曾经是这些理念的忠实执行者。
理想和使命从来都不会轻松,大概如此,张慧萍社长在工作中是一个极严厉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极宽容的人。曾经有人这样回忆关键在创办南都时是如何延揽人才的:关键远不止挖南方日报的人,还开始大规模地在社会上招募流浪记者:有大学出身的,也有中专出来的,有工人出身的,也有公务员辞职前来的,简直是三教九流,英雄草莽汇聚一堂。这种态度、这些做法用在张慧萍社长身上完全适合。她的宽容,首要就体现在她不拘一格地用人之道上,这成为周刊的一种独特文化。她不唯学历论,不看出身,看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理想。因此,周刊在这些年里不断聚拢人才,发掘了一批又一批有作为的人,有人甚至称当年的《东方讯报》是山东传媒界的黄埔军校。这些都有赖于张慧萍社长的伯乐之功。正是这种宽容和多元文化的碰撞,才使得周刊自诞生起就拥有一种纯粹理想主义的氛围。我曾经在这种氛围中如鱼得水,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张慧萍社长是我传媒道路的领路人,我在《齐鲁周刊》被塑造。七年,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大学毕业生,到周刊的副总编辑,直到离开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既是成绩的积淀,更是错误的累加。但周刊是一个容许人犯错的地方,这是周刊的成长文化,真的弥足珍贵。
等她退休,离开周刊,她所得到的,就是“媒体人”这样一个标签。我想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个标签足矣,因为在一个功利的社会中,这样的称谓不是一份工作,一个岗位,而是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已经鲜有人能够担得起。在这个神圣的称谓背后,是中国报业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依然相信新闻的力量,相信不朽的文字,相信理想,相信未来。如果在当代,我们的文化中还残存着传统的“士”之精神,我们大概要从这群人中去寻找。
这些记忆的碎片无法还原一个人,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人。这本书能够让我更好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于我而言,在那些年里,我先后住在县东巷、县前街、2号院内、八卦楼(省政府北门对面,现已拆迁)等,竟从没出过《齐鲁周刊》所在的贡院墙根街2号方圆500米。几乎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围绕着贡院墙根街2号展开,可以留驻一生的美好回忆,故交好友,都与此有关。贡院墙根街2号,似乎已成为我生命中一个神秘的图腾,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这个符号属于《齐鲁周刊》,属于更多的人,它不仅代表着一份报纸背后的人群,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追求,更代表张总所带给我们的,她的故事,她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张总曾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当然没有资格,任何时候,我都只是《齐鲁周刊》曾经的一员,只是她的一个学生而已。我只能用自己的经历来回应一个人深沉的生命积淀。《齐鲁周刊》是我人生的基石。在我离开的十几年中,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我都无法回避地发现,我事业中哪怕是再微小的成就,都会溯源到周刊时期。《齐鲁周刊》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我经历了周刊最初的7年,这7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激扬的7年,似乎所有有关青春、理想、奋斗的词汇都可加诸其中。
周刊的孕育、诞生,我是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这是一份人生的幸运和荣耀,始终深埋在我的内心。1999年的6月,我们一行人陪同张慧萍社长前往广州考察南方报业。彼时,《齐鲁周刊》创刊在即,但究竟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周刊,在内部依然有很大争议。那次南方之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是我在飞机上俯瞰到壮观的南国的云海,另一件则是张慧萍社长和报人关键的长谈。关键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始人、首任主编。他于1995年3月创办南都,一年后,他曾心酸地写道:“(南方都市报)一直以省内刊号周刊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步履维艰,磕磕绊绊,连生存也成问题,更不要说大展拳脚了。”没有正式刊号的现实像极了《齐鲁周刊》的前身《东方讯报》。若干年后,当再次回想起当年他们长谈的细节,我才醒悟到,可能张总从关键那里所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办报理念,也不是经营技巧,而是她自身理想主义的巨大回响——她从关键的经历中找到了她心中理想的共鸣。我们拜访之际,关键正凭借一个报人的理想和满腔的热血,带领南都走向中国报业的制高点。那一年的9月,《齐鲁周刊》创刊,风靡齐鲁。
回望周刊,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想一定是“理想主义”——这是张慧萍社长赋予一个媒体的灵魂。这个灵魂,因其纯粹,因张慧萍社长的坚守而高贵。她躬耕周刊的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恰是中国传媒业剧变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中国传媒业带来了三次激荡。第一次,是传媒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包含着新闻理念的革命性转变和媒体运营的市场化发展;第二次,是互联网带来的媒体变革;第三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冲击。周刊在第一次浪潮中诞生,在其后接二连三的震荡中,依然保持着它特有的品格。确实,无论屏媒还是纸媒,无论媒介的形态如何改变,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媒體的价值观都不应改变。回望来路,无疑正是张慧萍社长赋予周刊的理想主义色彩,才使得周刊能够在这传媒业剧变的时代中立足潮头。只有在我离开后,我才逐渐体味到,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是一种深沉的文化使命。我依然记得张慧萍社长曾经倡导的“批判、建设性” 和“文化立刊”的办刊理念,我曾经是这些理念的忠实执行者。
理想和使命从来都不会轻松,大概如此,张慧萍社长在工作中是一个极严厉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极宽容的人。曾经有人这样回忆关键在创办南都时是如何延揽人才的:关键远不止挖南方日报的人,还开始大规模地在社会上招募流浪记者:有大学出身的,也有中专出来的,有工人出身的,也有公务员辞职前来的,简直是三教九流,英雄草莽汇聚一堂。这种态度、这些做法用在张慧萍社长身上完全适合。她的宽容,首要就体现在她不拘一格地用人之道上,这成为周刊的一种独特文化。她不唯学历论,不看出身,看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理想。因此,周刊在这些年里不断聚拢人才,发掘了一批又一批有作为的人,有人甚至称当年的《东方讯报》是山东传媒界的黄埔军校。这些都有赖于张慧萍社长的伯乐之功。正是这种宽容和多元文化的碰撞,才使得周刊自诞生起就拥有一种纯粹理想主义的氛围。我曾经在这种氛围中如鱼得水,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张慧萍社长是我传媒道路的领路人,我在《齐鲁周刊》被塑造。七年,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大学毕业生,到周刊的副总编辑,直到离开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既是成绩的积淀,更是错误的累加。但周刊是一个容许人犯错的地方,这是周刊的成长文化,真的弥足珍贵。
等她退休,离开周刊,她所得到的,就是“媒体人”这样一个标签。我想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个标签足矣,因为在一个功利的社会中,这样的称谓不是一份工作,一个岗位,而是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已经鲜有人能够担得起。在这个神圣的称谓背后,是中国报业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依然相信新闻的力量,相信不朽的文字,相信理想,相信未来。如果在当代,我们的文化中还残存着传统的“士”之精神,我们大概要从这群人中去寻找。
这些记忆的碎片无法还原一个人,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人。这本书能够让我更好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于我而言,在那些年里,我先后住在县东巷、县前街、2号院内、八卦楼(省政府北门对面,现已拆迁)等,竟从没出过《齐鲁周刊》所在的贡院墙根街2号方圆500米。几乎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围绕着贡院墙根街2号展开,可以留驻一生的美好回忆,故交好友,都与此有关。贡院墙根街2号,似乎已成为我生命中一个神秘的图腾,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这个符号属于《齐鲁周刊》,属于更多的人,它不仅代表着一份报纸背后的人群,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追求,更代表张总所带给我们的,她的故事,她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