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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谢天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谢天振教授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下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代表了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成果。全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作者30年的学术研究轨迹,也比较集中且具体地展示了作者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两大研究领域的一些原创性学术观点。同时,《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比较文学界的翻译转向和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的研究态势。
《研究》跳出了以往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研究一般以学派建构理论框架的基本范式,概括出了新的理论系列,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与研究领域。作者强调理论的深化与提高,要求比较文学教材能够给使用者提供深入研讨的资源支持和思考空间,并指出,在教材建设中应该凝缩撰者学术研究所得之精华,应该代表写作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较高水平,以保证教材整体的学术水准。而正确处理知识公共性与学术个人性的关系,也是作者的重要思考。
如果从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理论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翻译学方面,谢天振先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出版的《译介学》是我国第一本专题教材,他首次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分离出来,如今已经成为当今比较文学学科中相当活跃的分支学科。《研究》一书的下编正以此为基础,研究创造性叛逆、国际译学背景、中国译学界理论认识误区等重大问题。作者为我们阐释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其一为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其二为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在译本的价值评价;其三则是翻译理论研究;作者并围绕上述几个问题以精当的描述视角予以论证,拓展出更加开阔的学术空间,无论对确立中国比较文学还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学术文化主体性都深有助益。如本书提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这是作者译介学理论展开的根本点。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翻译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应该忠实于原文,不能容忍或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认为,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才有可能讨论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如“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等。他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种规律性特征,文学作品的某些词语中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象”,翻译不应该失落和歪曲这些现象。
作者努力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意在摆脱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中主要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技巧的狭隘视阈羁绊,而将翻译研究文本化、文学化、文化化,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责任编辑 袁剑)
谢天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谢天振教授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下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代表了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成果。全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作者30年的学术研究轨迹,也比较集中且具体地展示了作者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两大研究领域的一些原创性学术观点。同时,《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比较文学界的翻译转向和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的研究态势。
《研究》跳出了以往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研究一般以学派建构理论框架的基本范式,概括出了新的理论系列,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与研究领域。作者强调理论的深化与提高,要求比较文学教材能够给使用者提供深入研讨的资源支持和思考空间,并指出,在教材建设中应该凝缩撰者学术研究所得之精华,应该代表写作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较高水平,以保证教材整体的学术水准。而正确处理知识公共性与学术个人性的关系,也是作者的重要思考。
如果从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理论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翻译学方面,谢天振先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出版的《译介学》是我国第一本专题教材,他首次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分离出来,如今已经成为当今比较文学学科中相当活跃的分支学科。《研究》一书的下编正以此为基础,研究创造性叛逆、国际译学背景、中国译学界理论认识误区等重大问题。作者为我们阐释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其一为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其二为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在译本的价值评价;其三则是翻译理论研究;作者并围绕上述几个问题以精当的描述视角予以论证,拓展出更加开阔的学术空间,无论对确立中国比较文学还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学术文化主体性都深有助益。如本书提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这是作者译介学理论展开的根本点。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翻译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应该忠实于原文,不能容忍或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认为,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才有可能讨论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如“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等。他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种规律性特征,文学作品的某些词语中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象”,翻译不应该失落和歪曲这些现象。
作者努力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意在摆脱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中主要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技巧的狭隘视阈羁绊,而将翻译研究文本化、文学化、文化化,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