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文学翻译跨语境的审美交际中,作者(连同其笔下的人物)、译者和译文读者,均是翻译行为中的主体。译者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主体,堪称文学译本的作者,而原作者除了是创作主体之外,主要体现为原作品中的一个声音或形象,或是一个特殊的视角。
关键词:文学翻译 译者身份 作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文学翻译是跨语境的审美交际行为,译者是文学翻译当之无愧的主角。近年来我国译论界在关于翻译的主体问题上,正确地强调了译者的作用,这几乎是翻译主体研究的一个共同点。上世纪90年代初,罗新璋指出:“翻译理论中,抹煞译者主体性的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展译者的创造天地,于局限中掌握自由。……今后的翻译理论里,自应有译者一席之地”(罗新璋1994)。这一号召功不可没。之后,穆雷曾撰文对翻译主体的特殊人群——翻译家在中国的研究情况,做了详细的回顾和描述(穆雷、诗怡2003)。许钧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实际上是研究翻译主体即翻译家的一本专著。应当指出,个别学者在强调译者的时候,片面地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从而忽视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其他主体的存在。我们不妨对译者身份和作者形象做一下具体分析,以便更好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译者的身份
如今,译者从传统观念中的奴仆地位一跃而上升为文学翻译行为的一个创造主体。译者身份问题,是翻译主体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译者的身份一向有许多比喻,中国传统译论中对译者最典型的比喻是“仆人”说,或“一仆二主”说。中外译论中将译者比喻成:舌人、媒婆、戴镣铐的跳舞者、传声筒、应声虫、画家、摄影师、桥梁、摆渡人、协调人、叛逆者、不忠的美人和隐形人等等。这些对译者的称谓,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观点,既有对译者作用的肯定,也有对译者的误解和对翻译本质的不明确。为了说明译者的身份,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翻译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
翻译之于人类文化史的作用,非其他精神活动形式所能代替。翻译对于人类文明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越是影响深远的文明,越有渊源,越离不开翻译继承与传播。人类文化几乎全是靠了借鉴和引用外来语的成果而得以完善和发展的。外来文化通过翻译,将文明、宗教和政制带给世界人民,原初文明的根苗就这样散布到世界各地,并扎根异域开花结果。例如,苏美尔人将文明带给巴比伦的闪族人;雅弗人带给希腊人;罗马、基督教带给未开化的民族;拜占庭、瓦利亚基人、南斯拉夫部落带给东斯拉夫人等等(《周边集》1998:423)。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经籍或传说,对于外行和外族人来说,无一不是某种程度上的外来语和不懂的东西,这都需要专门的学问和知识,译者承担着破译的任务,他们是某些领域的行家。巴赫金说:“语文(语言)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无论语言学家的文化历史面貌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差异,从印度祭司到当代欧洲的语言学家、语文学家,都是他人的‘秘密’书面语和话语的破译者,是破译或继承传统的老师、翻译”(《周边集》1998:421)。欧洲小说是在自由地(改换形态地)翻译他人作品的过程中诞生和形成的。例如,在法国小说的产生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成分并不非常典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叙事诗改写成小说。德国小说的诞生则是,德国化了的法国贵族对法国小说或诗歌进行翻译和改编,从而开始了德国小说的先声。翻译、改编、给予新解、变换语调,是同他人话语之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也是骑士小说作者文学意识形成的过程(《小说理论》1998:164-166)。西方《圣经》中说的以斯拉(Ezra),另外如Mattithiah,Shema,Anaiah,Urah,Hilkiah,Meaaseiah等人都是祭司一类的人。他们是早期的学者和翻译人才,有学识,许多都是族里最有威望、最受尊重的人,后来成了族长(《圣经》2000:759)。在我国古代,在周礼·秋官》和《礼记·王制》中有关于周王朝翻译官职的记载,他们被称为象胥,是“国使”、“礼官”(“大行人”和“小行人”)、“舌人(即译官)”,“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下属办事人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31人。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官职名称,翻译东南西北语言者,分别称“寄”、“象”、“狄”、“译”(马祖毅1998:2)。可见,译者担负着传承古代文明和外来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重任,他们是破译历史和文明的老师和语言学家,是经学家、注疏家和学问家。鸠摩罗什、玄奘等翻译家都曾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和学问身份是有渊源的。杨武能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阐述了译者作为阐释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并指出真正的文学翻译家应该同时是学者和作家(杨武能1998:227-235)。田德蓓在《译者的身份》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译者的4种身份,即读者身份、作者身份、创造者身份和研究者身份,并指出这4种身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统一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兼顾这4种身份的不同作用(田德蓓2000:351)。
译者作为生活中的人从事文学翻译时,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体和再创造主体,译者堪称为文学译本的作者。而文学译本中的原作者和主人公形象,则经由译者的感受、体验和重塑,从而活现在译本之中。译者带着自己的声音,使作品在新的环境中得以再生和延续,与此同时又要力图保持原作者和主人公的本来面目。
三 作者和主人公
在文学翻译中,作者是什么意义上的作者?是生活中的那个作者吗?译者眼中的作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个作者声音和作者意识,读者从译本中读到的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作者。作品中的作者不是生活中那个与日常事务打交道、工作着的那个人,不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那个作者,而是作为创造者的个性活跃在文学文本中的那个特有的声音和意识。作者与他创造的主人公的独特世界联系在一起,或者部分地客观化为作品中的叙述人,他是体现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声音或视角。我们通过作者与其笔下人物的关系,从他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中来认识作者。一句话,我们从作品的事件中,将作者作为事件参与者,作为作品中引导读者的权威者加以理解。所以说,作者既是创作者,更是原作品中的一种意识,一个声音或形象。作者是译者重写文学文本中的一个角色,又是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一个创作主体,文学原本是译者重写译本的依据。在文学翻译行为中,虽然作者是隐性的,但作品早已完成,或许作者本人真的“死了”,但他留下的作品还在,他从生活中捕捉到并真切地表现于笔下的人物,包括他自己的形象或声音,仍活跃在文学作品的气氛里。只要阅读作品,这些形象、这些声音就会跃然纸上。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对读者来说是有权威的,是必不可少的;读者不是把作者视作一个人,一个他人,一个主人公,一种存在的规定性,而是视作一个需要遵循的原则(只有研究作者的生平时才当作变成主人公,变成存在中确定的人、可以观照的人)。作者作为创造性的个性,是一种特别的、非审美性质的创造个性。这是从事观照和建构的积极个性,而不是被观照和被建构的个性。只有在我们把作者加工创造的主人公的独特世界同作者联系在一起时,或者作者部分地客观化而成为叙述人的时候,作者才能构成真正的个性。……不过这个客观化了的作者,这个不再是观照原则而已成为观照对象的作者,不同于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作者。从作者其个性中来解释他的创造确定性,以存在来解释创造积极性,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这决定着传记作为一种科学形式所特有的地位和方法。作者首先应该从作品的事件中,作为事件参与者,作为读者在作品中的权威引导者来加以理解”(《哲学美学》1998:303-304)。
作者是他本人创作的作品中的一个形象,与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是参与到作品事件中的一个角色;作者又不单纯是这样一个角色,整个原作都是在他的审美观照下,在他的创造活动中产生的,作者是一个创作主体。译者从文学原作中筹划意义,译者主体地位的凸显,绝不意味着作者的被遮蔽。我们从口译实践中容易想见作者是翻译行为中的一个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生成开始于作者,而不是译者;作品中的作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是不同的,现实中的作者有生命终点,但作为与主人公一样活跃在作品中的声音或形象,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是永远不会“死”的。只要作品被阅读,被翻译,作品的价值就在新的价值层面上重新被认识和理解,作者的事业就在延伸。在文学翻译中文本作者仍然控制着话语的权力,正因为这样,一度出现过要求译者隐身的主张。目前译论进入比较理性的阶段,不应该太偏激地又主张只有译者才是翻译主体而忽略了作者这个创作主体。译者主体性并非单指译者的创造性,还包括译者自觉地受制于原作品;译者对于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那个作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作者进行研究,旨在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过程。但这种超出文本范围的研究不构成译本中的中心内容,不能以这样的一个作者形象来代替已经客观化、作为叙述人和文本中的角色的那个作者。然而,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从文本中去了解作者。除了将作者与其主人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以外,还可以从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世界中来理解作者,理解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阶级状况。不过,这些理解是辅助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内部。研究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言之未尽之意,丰富蕴含和意趣。
之所以说作者是文学翻译行为中的主体,是因为文学文本是作者的创作产品。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者本人的形象,以及所描写的生活、事件等,悉归作者名下。从一个宽泛意义上讲,作品中的一草一木都具有生命,都是“活物”,译者宜以“珍爱”之情厚待之。傅雷在1962年1月7日致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信中,谈到翻译巴尔扎克《幻灭》的感受:“如今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怒安2005:82)。这是一种翻译境界,书中的主人公变成了与原作者一样的主体,受到译者的“珍爱”,彼此成了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傅雷先生正是这样来处理笔下人物的,从而实现与笔下人物的对话与交流。
四 小结
文学翻译是跨语境的审美交际行为,作者(连同其笔下的主人公)、译者和译文读者均是文学翻译行为中的交际参加者,是翻译中的主体。译者堪称文学译本的作者,而原作者是创作主体,更是原作品中的一个声音和形象,或是读者(译者)解读原作时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周边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哲学美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翻译新论》,1994年版。
[5]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6]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7] 怒安:《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 《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年版。
[9] 田德蓓、谢天振编:《译者的身份》,《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 杨武能、许钧主编:《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赵小兵,男,1968—,四川渠县人,博士,副译审,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化,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孙丽新,女,1972—,山东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俄语口语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文学翻译 译者身份 作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文学翻译是跨语境的审美交际行为,译者是文学翻译当之无愧的主角。近年来我国译论界在关于翻译的主体问题上,正确地强调了译者的作用,这几乎是翻译主体研究的一个共同点。上世纪90年代初,罗新璋指出:“翻译理论中,抹煞译者主体性的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展译者的创造天地,于局限中掌握自由。……今后的翻译理论里,自应有译者一席之地”(罗新璋1994)。这一号召功不可没。之后,穆雷曾撰文对翻译主体的特殊人群——翻译家在中国的研究情况,做了详细的回顾和描述(穆雷、诗怡2003)。许钧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实际上是研究翻译主体即翻译家的一本专著。应当指出,个别学者在强调译者的时候,片面地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从而忽视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其他主体的存在。我们不妨对译者身份和作者形象做一下具体分析,以便更好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译者的身份
如今,译者从传统观念中的奴仆地位一跃而上升为文学翻译行为的一个创造主体。译者身份问题,是翻译主体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译者的身份一向有许多比喻,中国传统译论中对译者最典型的比喻是“仆人”说,或“一仆二主”说。中外译论中将译者比喻成:舌人、媒婆、戴镣铐的跳舞者、传声筒、应声虫、画家、摄影师、桥梁、摆渡人、协调人、叛逆者、不忠的美人和隐形人等等。这些对译者的称谓,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观点,既有对译者作用的肯定,也有对译者的误解和对翻译本质的不明确。为了说明译者的身份,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翻译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
翻译之于人类文化史的作用,非其他精神活动形式所能代替。翻译对于人类文明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越是影响深远的文明,越有渊源,越离不开翻译继承与传播。人类文化几乎全是靠了借鉴和引用外来语的成果而得以完善和发展的。外来文化通过翻译,将文明、宗教和政制带给世界人民,原初文明的根苗就这样散布到世界各地,并扎根异域开花结果。例如,苏美尔人将文明带给巴比伦的闪族人;雅弗人带给希腊人;罗马、基督教带给未开化的民族;拜占庭、瓦利亚基人、南斯拉夫部落带给东斯拉夫人等等(《周边集》1998:423)。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经籍或传说,对于外行和外族人来说,无一不是某种程度上的外来语和不懂的东西,这都需要专门的学问和知识,译者承担着破译的任务,他们是某些领域的行家。巴赫金说:“语文(语言)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无论语言学家的文化历史面貌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差异,从印度祭司到当代欧洲的语言学家、语文学家,都是他人的‘秘密’书面语和话语的破译者,是破译或继承传统的老师、翻译”(《周边集》1998:421)。欧洲小说是在自由地(改换形态地)翻译他人作品的过程中诞生和形成的。例如,在法国小说的产生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成分并不非常典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叙事诗改写成小说。德国小说的诞生则是,德国化了的法国贵族对法国小说或诗歌进行翻译和改编,从而开始了德国小说的先声。翻译、改编、给予新解、变换语调,是同他人话语之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也是骑士小说作者文学意识形成的过程(《小说理论》1998:164-166)。西方《圣经》中说的以斯拉(Ezra),另外如Mattithiah,Shema,Anaiah,Urah,Hilkiah,Meaaseiah等人都是祭司一类的人。他们是早期的学者和翻译人才,有学识,许多都是族里最有威望、最受尊重的人,后来成了族长(《圣经》2000:759)。在我国古代,在周礼·秋官》和《礼记·王制》中有关于周王朝翻译官职的记载,他们被称为象胥,是“国使”、“礼官”(“大行人”和“小行人”)、“舌人(即译官)”,“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下属办事人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31人。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官职名称,翻译东南西北语言者,分别称“寄”、“象”、“狄”、“译”(马祖毅1998:2)。可见,译者担负着传承古代文明和外来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重任,他们是破译历史和文明的老师和语言学家,是经学家、注疏家和学问家。鸠摩罗什、玄奘等翻译家都曾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和学问身份是有渊源的。杨武能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阐述了译者作为阐释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并指出真正的文学翻译家应该同时是学者和作家(杨武能1998:227-235)。田德蓓在《译者的身份》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译者的4种身份,即读者身份、作者身份、创造者身份和研究者身份,并指出这4种身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统一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兼顾这4种身份的不同作用(田德蓓2000:351)。
译者作为生活中的人从事文学翻译时,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体和再创造主体,译者堪称为文学译本的作者。而文学译本中的原作者和主人公形象,则经由译者的感受、体验和重塑,从而活现在译本之中。译者带着自己的声音,使作品在新的环境中得以再生和延续,与此同时又要力图保持原作者和主人公的本来面目。
三 作者和主人公
在文学翻译中,作者是什么意义上的作者?是生活中的那个作者吗?译者眼中的作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个作者声音和作者意识,读者从译本中读到的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作者。作品中的作者不是生活中那个与日常事务打交道、工作着的那个人,不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那个作者,而是作为创造者的个性活跃在文学文本中的那个特有的声音和意识。作者与他创造的主人公的独特世界联系在一起,或者部分地客观化为作品中的叙述人,他是体现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声音或视角。我们通过作者与其笔下人物的关系,从他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中来认识作者。一句话,我们从作品的事件中,将作者作为事件参与者,作为作品中引导读者的权威者加以理解。所以说,作者既是创作者,更是原作品中的一种意识,一个声音或形象。作者是译者重写文学文本中的一个角色,又是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一个创作主体,文学原本是译者重写译本的依据。在文学翻译行为中,虽然作者是隐性的,但作品早已完成,或许作者本人真的“死了”,但他留下的作品还在,他从生活中捕捉到并真切地表现于笔下的人物,包括他自己的形象或声音,仍活跃在文学作品的气氛里。只要阅读作品,这些形象、这些声音就会跃然纸上。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对读者来说是有权威的,是必不可少的;读者不是把作者视作一个人,一个他人,一个主人公,一种存在的规定性,而是视作一个需要遵循的原则(只有研究作者的生平时才当作变成主人公,变成存在中确定的人、可以观照的人)。作者作为创造性的个性,是一种特别的、非审美性质的创造个性。这是从事观照和建构的积极个性,而不是被观照和被建构的个性。只有在我们把作者加工创造的主人公的独特世界同作者联系在一起时,或者作者部分地客观化而成为叙述人的时候,作者才能构成真正的个性。……不过这个客观化了的作者,这个不再是观照原则而已成为观照对象的作者,不同于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作者。从作者其个性中来解释他的创造确定性,以存在来解释创造积极性,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这决定着传记作为一种科学形式所特有的地位和方法。作者首先应该从作品的事件中,作为事件参与者,作为读者在作品中的权威引导者来加以理解”(《哲学美学》1998:303-304)。
作者是他本人创作的作品中的一个形象,与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是参与到作品事件中的一个角色;作者又不单纯是这样一个角色,整个原作都是在他的审美观照下,在他的创造活动中产生的,作者是一个创作主体。译者从文学原作中筹划意义,译者主体地位的凸显,绝不意味着作者的被遮蔽。我们从口译实践中容易想见作者是翻译行为中的一个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生成开始于作者,而不是译者;作品中的作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是不同的,现实中的作者有生命终点,但作为与主人公一样活跃在作品中的声音或形象,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是永远不会“死”的。只要作品被阅读,被翻译,作品的价值就在新的价值层面上重新被认识和理解,作者的事业就在延伸。在文学翻译中文本作者仍然控制着话语的权力,正因为这样,一度出现过要求译者隐身的主张。目前译论进入比较理性的阶段,不应该太偏激地又主张只有译者才是翻译主体而忽略了作者这个创作主体。译者主体性并非单指译者的创造性,还包括译者自觉地受制于原作品;译者对于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那个作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作者进行研究,旨在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过程。但这种超出文本范围的研究不构成译本中的中心内容,不能以这样的一个作者形象来代替已经客观化、作为叙述人和文本中的角色的那个作者。然而,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从文本中去了解作者。除了将作者与其主人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以外,还可以从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世界中来理解作者,理解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阶级状况。不过,这些理解是辅助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内部。研究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言之未尽之意,丰富蕴含和意趣。
之所以说作者是文学翻译行为中的主体,是因为文学文本是作者的创作产品。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者本人的形象,以及所描写的生活、事件等,悉归作者名下。从一个宽泛意义上讲,作品中的一草一木都具有生命,都是“活物”,译者宜以“珍爱”之情厚待之。傅雷在1962年1月7日致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信中,谈到翻译巴尔扎克《幻灭》的感受:“如今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怒安2005:82)。这是一种翻译境界,书中的主人公变成了与原作者一样的主体,受到译者的“珍爱”,彼此成了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傅雷先生正是这样来处理笔下人物的,从而实现与笔下人物的对话与交流。
四 小结
文学翻译是跨语境的审美交际行为,作者(连同其笔下的主人公)、译者和译文读者均是文学翻译行为中的交际参加者,是翻译中的主体。译者堪称文学译本的作者,而原作者是创作主体,更是原作品中的一个声音和形象,或是读者(译者)解读原作时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周边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哲学美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翻译新论》,1994年版。
[5]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6]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7] 怒安:《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 《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年版。
[9] 田德蓓、谢天振编:《译者的身份》,《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 杨武能、许钧主编:《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赵小兵,男,1968—,四川渠县人,博士,副译审,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化,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孙丽新,女,1972—,山东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俄语口语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