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章的题目，我大体上能料想到《幽暗》的文学旨趣。小说读到一半时，我便想起了历史学家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认为：“幽暗意识仍然假定理想性与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可少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以理想与价值反照出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但这并不代表它在价值上认可或接受这阴暗面。因此，幽暗意识一方面要求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也可以说，幽暗意识是离不开理想主义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是生存在两极之间的动物，一方面是理想，一方面是阴暗;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一方面是无限，一方面是有限。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神魔混杂的两极之间挣扎与摸索的过程。”这是历史学家的判断，过于理性。《幽暗》直接切入具体可感的生活，就显得亲近、生动了许多。
　　小说中的两个中年已婚女性，因为孩子留学的原因在异国他乡遇“故知”。这里的“故知”不是多年的“旧雨”老友，而是有过相似“幽暗”经历的“新知”。“我”和洛恩相识于一次朋友组织的聚会，聚会上大家谈论的都是旅居、移民、陪读之类的“俗事”。虽然彼此加了微信，但一直没有联系。现在的通信工具越来越便捷了，即便是身隔万里，一个发送键也会让你的声音和文字立即出现在大洋彼岸。虽然工具很便捷，但联络却未见得紧密起来。在忙碌与便捷之间，插入的是遗忘的休止符。
　　一些幽暗往事和幽暗意识，都往往压在身体的深处。在一个惯常的、熟悉的秩序中，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中，我们基本不大会想起这些“创伤记忆”或“伤心往事”;它们也很乖巧，亦不会主动冒出来。到了异国他乡，生活秩序变了，生活节奏也慢了，人也就闲下来了。这一闲，人的内心便不安分起来，就会胡思乱想，会玄思，而那些“压在心头上的坟”也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
　　一个午后，“我”和洛恩坐在波士顿的一个喧闹的餐馆中，分享了各自的“幽暗往事”，“四周并不安静，挨着我们的那一桌，四个年輕的白人，喝着酒比中国人还喧哗。把这儿当酒吧了？我问她这儿天天这样？她说基本上”。“幽暗往事”本该在静谧的、私密的空间里分享诉说，而我们却选择在一个喧闹的、开放的空间。这种反差为这种“幽暗”增加了巨大的张力。
　　“我”的“幽暗往事”发生在“我”与初中好友之间。“我认识她的时候还在读初二，她是新来的插班生。开学第一天，学校照例要搞一次卫生，我和她被派去操场搬砖。我们像蚂蚁一样来来回回搬着，每次碰到她，我就笑一笑。可能是因为老师说了，对新来的同学要友好。可能是因为她穿了一件跟我一样的衬衫。毕业后，我们进了不同的学校，还通过好多年的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是出自于某种“幽暗意识”，“我”有一次没有回复好友的信，后来她也没有再给“我”写过信。自此，她就开始对我充满“漠视”与“敌意”。毕业十多年后的聚会上，她只是对“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讲;在班级的微信群里，大家称赞“我”写的随笔，她却出来“消解”那些称赞，“她怎么不把她写的艺术随笔发给我们看看？我忽然就哑了，就息声了”。在社区志愿者的活动上，“我”遇到了她，有几次搭讪的机会都不错，最终却也都是擦肩而过。“我”和好友之间的隔阂乃至敌意，都是因为没有及时回复她的来信，加之“我”失恋后，想抹去之前的全部痕迹，顺带也“终结”了这段曾经的友谊。“我”做的这些都可算是无心插柳，但好友后来的反应却有些“幽暗”了。隔阂的形成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的事情，但要消除这些隔阂，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正如“囚徒困境”一样，彼此没有信任，也只好“幽暗”对方了。这种“幽暗”的循环，也只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了。
　　洛恩也和“我”分享了她的“幽暗往事”。洛恩和表弟从小就很好，小舅去世时，表弟才十五岁，是洛恩和丈夫陪着表弟守灵料理后事。她和表弟的隔阂发生在参加表弟的婚礼后。婚礼时，“她的衣服太素净了。难怪贝贝的父亲见了她眼神变得那么奇怪，要不是中间她去上厕所，有人在那儿说他关照大家穿红一点，喜庆一点，她还不知道。她起先觉得这不能怪她，少女时代她就偏爱黑白灰，没必要为了喝喜酒改变自己的衣着风格吧？但是，怎么说她都不应该忽略贝贝的父亲肝癌晚期这个事实。又不是一件粉色的衣服都没有。她就是太自我了。太不考虑别人了。特别是几个月后，贝贝的父亲去世，她更觉得婚礼当天自己下了车走向贝贝一家，穿着黑裙黑高跟鞋捧着白手包的她不吉利极了，不是来喝喜酒，而是一个提早来报丧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方式越来越原子化。这种原子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家越来越注重“自我”，“自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撼动的、前提性的价值观。有些时候，“自我”与“任性”“随性”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区分的。个体性的经验和感受在以“自我”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中被突显出来。这也就导致了个体性经验与公共性经验、传统性经验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韩少功说过，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人情是世俗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现实，处理得当则赢家通吃，处理不当则满盘皆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面对一个人的小举动，最后伤害的可能是一群人。尽管洛恩后来也设法弥补因过于“自我”的举动而带来的后果，但至多也只是抹平了表面的“伤疤”，情感深处的裂痕终将无法修补。有一次，洛恩从美国回来探亲，在医院遇到了表弟的妻子贝贝，她们近在咫尺，贝贝就没有“认出”洛恩来，“隔天，我母亲叫了好些亲戚过来吃饭。贝贝进来，和往常一样喊了我一声，坐到一边陪女儿玩画画游戏，安安妥妥的。有鬼的是我。是我一直心怀鬼胎。”
　　在大洋彼岸的午后，“我”和洛恩互相讲述了各自的“幽暗往事”。无论是“我”还是洛恩，各自与好友、亲戚间的隔阂，可能是出自于各自的“幽暗意识”，也可能是源自于某次误解、错辨。这种误解来自于彼此的不信任，一方面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幽暗意识”，这是文明难以根除的隐秘角落;另一方面正如吴文君说：“有多少种不同的生活，就有多少不同的小说。”就是高度原子化的自我忽视了不同个体之间经验的差异性，造成了我们缺少共情的能力，彼此之间很难有“理解之同情”。那么，我们如何在这幽暗的人性深渊中实现突围，去探寻、搭建彼此认知、理解的桥梁，恐怕交往与讲述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在交往与讲述中打开人性中那些幽暗的角落，让话语的光热照耀进去。
　　吴文君有言：“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道伤口。人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伤口，只是有些能看到，有些因为藏得过深而看不到。”伤口虽然看不到，但疼痛一直都在。“无能”的文学与“无言的词语”有时候就是能够抵达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深处”，抚慰那些不带疤痕的疼痛。这或许就是将我们从“幽暗意识”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有效方式，“小说并不创造什么，它只是在发现。往日还有无数的未知，需要洞见也只有洞见才能把它们一点一点解放出来。”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张涛，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