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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简介
野莽 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厦》《寻找汪革命》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窥視》《死去活来》等十五部，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等六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诗经今译》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高爸再见》等，共计五十余部，一千多万字。获国内文学奖二十多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汪曾祺 江苏高邮人，1920 年3 月5 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滇池》的青年编辑包倬先生来京，约我写篇关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宽慰我时间要求不紧，此时三月中旬，月底给他便是。我的手上正在做着别的事，听了这话自然停下，因为回忆这个老头儿是一件愉快的事，人的本性都愿意愉快。汪曾祺先生的情况和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与一些自认和被认为少年得志的人物相比，他可谓少年得师，老年得志，这句话若是被他听到，他会从中再加一句，中青年得祸。没什么志，有什么志啊？就是写写字儿，画画画儿，他说。但这不就是文人的志么，所写所画能得到人的赏识就得了，就叫得志，这是我的得志观。不过他在世之日虽已得到众多的赏识者，却也算不上大红，倒是离世之后大紫起来，这种现象比较符合正常文学的规律，因为作者的衣冠和肉体均已化为青烟，所余唯有文字，后人要看的恰是这个东西。去年春天我在美国，得知汪曾祺先生最全文集将要出版，正待核实，收到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责任编辑刘伟先生微博留言，问我他的那篇名叫《野人的执着》的文章，写于何年，写于何地，发于何家刊报。我为刘伟先生认真负责的精神而唏嘘着，换了目前流行的编辑，有作者子女汪朗们的授权，是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了。老头儿生前为人好，死后遇上了好的编辑，他要是活过来，得送人一幅画儿。刚刚过去的 2017年，是汪曾祺先生辞世二十周年，再往前十年，又正好是我们的初识之年，如此累计，距今竟有三十年之悠久。三十年，往往是一位伟大作家的半生，乃至整整一生。回忆我们初次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京丰宾馆，全国第三次青创会上，那次会议每省有十名代表，我是湖北省的代表之一。我当时带着两个使命前来参会，其中一个与他，也与我的未来有关，很多年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听完他就笑了。他的笑似乎是无声的，如十九世纪卓别林时代的默片，只有容，而那容的规模也并不大。他是一个很能克服面部肌肉的老头儿，如同把小说克服在短篇之内。
他的背是弯的，那年他才六十七岁，距离他的长辞还有十年。更醒目的是他一张棕黑色的瘦脸，他是一位黑面书生。因为被四面的黑所包围，两列牙齿显得雪白，他用它咀嚼各种美食，也让烟、酒、茶之类的嗜物从中通过，尤其会冷不丁儿地吐出一句妙语，然后雪白地笑起来。我只在他给我看的影集中看到他大面积的笑容，白牙占黑脸的五分之一，汪朗、汪明、汪朝三兄妹合著的忆父录我没读过，不知道写《父子多年成兄弟》的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面前是否有过出声的大笑。
若把汪曾祺的小说和马三立的相声好有一比，有人会觉得风京津马牛而不相及，但我一直就这么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口语，干干净净，平平淡淡，那味道恰好是最悠长和最耐嚼的。你可以试想马三立身穿长衫站在台上，把汪曾祺写的《陈小手》用沙哑的嗓子故作结巴地口述一遍，说到那句“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这时台下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则依然无一丝笑容。“从后面”的后面有一个逗号，一般人不会有，汪曾祺有，马三立也有，好编辑也会认为应该有，不会因无知而蛮横地一笔钩销。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与小说一道留了下来，幸运的因素很多。
1985年，在王蒙提出作家要学者化的同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在珞珈山上开展了一场教育改革，在那次改革中我成了首届的试验生。因为单位留我不住，被我擅自离职以后，他们怒而扣押了我包括档案在内的四种关系，从此同事变成敌人。直到临近毕业，也就是离第三届青创会只有几个月的时候，我昔日的上司岳啸先生才与我达成协议，以我为单位做两件事为交换，单位为我做这一件事，要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在会议期间，请几位文坛泰斗给文联创办的刊物各写一幅贺词。我们在武昌水果湖边握手为盟，次日我就登上了 38次特快列车，我卧在卧铺上草拟了一张泰斗名单，汪曾祺是其中一位。确定这个名字是我想起了小说《受戒》，荸荠庵的仁渡和尚唱道：“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我是从这首歌里喜欢上这位调皮的作者，多年后还能在火车的卧铺里发出笑声，由此惊动睡在下铺和对面的代表。初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二十多岁，马上也要发表作品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汪曾祺。与当时风靡的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诸多的文学派别都不一样，他似乎自成一派，这一派又似乎唯他一人。后来有人把写《棋王》的北京的阿城、写《满月儿》的陕西的贾平凹、写《年关六赋》的东北的阿成、写《白色鸟》的湖南的何立伟归于他的麾下，又有人把他和写“板凳桥系列”的北京的林斤澜尊奉为京味双璧，老实说都失之牵强，听得人心里有点跳跳的，一种不能落到实处的跳。
他不是京味作家。住在北京，但不是京味，生于江苏，也只有一点苏味，如果能突破地域而直视文学的自身，应该定他为汪味，汪曾祺的汪。《受戒》说是爱情小说，却又写了风俗，说是风俗小说，却又写了宗教和性。我是在《小说月报》上读到的这篇小说，得知它始发于《北京文学》，此时《小说选刊》尚未创办，所有刊物都不兴在作品的尾部附上作者简介。
我和我的朋友们四处打听着这个姓汪的作者，终于得知他是我们的前辈，年龄比我的父亲还大。我对荸荠庵的仁渡和尚唱的这首安徽小调歌词是否出自民间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我认为民歌中形容姐儿长得好看，多半会说“俏俏的”，因为下一句已被安排好了“翘翘的”，二字同音，唱出去会给人造成听觉上的重复和语言不够丰富的印象，于是我猜心夺理，认定是会写戏的汪曾祺先生把它写成了“漂漂的”。 请泰斗题词其实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所谓不费吹灰之力，是因为三百个代表的席位被工作人员每天擦得一尘不染，每张桌上放着一个代表的姓名标牌。开幕式上，中央领导端坐台上，文学泰斗則坐在前三排，我只须按图索骥，看中哪位泰斗就给他传一张纸条过去，上写请他题词之事，下署自己的名字和席位。我很怀念那个年代的文坛风气，一面不识，半言不发，我把纸条传给谁，谁就给我写，写好又沿着既定的路线传回我的手上，好比似曾相识的归来的燕子。我记得当时我选择的泰斗，以名头与资历的排行有王蒙、冯牧、刘绍棠、汪曾祺、邓友梅、姚雪垠，发出六张，收回六张，只有一张上面不是题词，而是一行这样的字：“等我回家写了给你。”落款是“汪曾祺”。我若是没看明白，将这六张字一并寄给与我交换档案的岳啸先生，让他们登载在创刊号的封二上面，天下人将会研究这位泰斗的深奥和神秘。事后我虚构了一个可以用在小说里的细节，我真的寄了，他们真的登了，汪曾祺先生在家收到一千封文学青年的来信，他们称他是现代派的文学大师，这八个字里隐含着八种生命的密码。
由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坛异类，不仅在小说的语言和题材上。这次是青年作家的会，老壮的名作家只来一次就不来了，改日我在我的房间收到大会工作人员送来的题词，与我的料想无二，是一幅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法。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如今我只记得那是贺词，已忘记贺的是什么词了。我就等着他这一幅，次日我向小组请假，去丰台邮局把它们挂号寄给原单位的岳啸先生。散会后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得知我昔日的上司还算守信，我的四种关系已经平安地寄到武汉大学，当年 8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属下的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岳啸先生和我又成了朋友，并且友谊续至今日。他来北京，带着新出版的印有贺词的刊物，问我如何感谢他们，我年轻单纯，竟然替他们谢辞了酬金，只建议他买几把工艺品的青龙剑，也由我逐一送到泰斗的府上。
替人送青龙剑都一帆风顺，只是送到汪曾祺先生这一把剑时出了故障。那年他家住在虎坊桥，是儿子汪朗还是女儿汪朝的房子我也忘了，记忆中从我单位所在的西城区百万庄，到他家所在的宣武区虎坊桥，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编辑部有一位诗人名叫徐慎贵，我们都以阿贵相称。阿贵本是诗歌编辑，负责把国内优秀诗作选拔出来交给中外翻译，译成英、法文字推介国外，阿贵同时又是一位热爱家乡的诗人，他不顾一切地突破界限，编辑了一本祖籍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先生的英文版小说选，并与本书翻译一起将书名《受戒》译为《和尚恋爱的故事》。阿贵去过汪宅，愿意做我向导，我大喜过望，骑车仗剑相随，二人一前一后，骑到一条复杂道路的交叉处，从斜面开来一辆带辫子的连体无轨电车，将我们从中斩断，等到电车开过，我已不能望见阿贵诗人的项背，手里既无地址，也无地图，只好调转车头从原路返回。次日清早上班，阿贵见了我怨声载道，说他昨天专门为我带路，谁知他一人到了，以为我随后就来，不料我中途变卦，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回去了！
下一次我不再骑车，记下地址自己乘车而去，前后转几次车到了汪宅，汪曾祺先生已提前知道我去的消息，开了门在客厅里静候着我。听我说了上次跟随阿贵的半途而废，又诉苦说我生来就没有方位感，出了门辨不清东南西北，他随口就取笑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南方人，比北京的老头儿老太太差远了，北京的老头儿老太太大夏天睡觉，睡一张床，挨着了，嫌热，老头儿说，劳驾，往南边去点儿！老太太说，你不能往北边去点儿？”我大笑不止，他也只露出两列白牙。他的书案上放着一堆画好的画儿，我走时他从中挑了一张送我，是一株极其简约的兰草，从
上面长长地垂下来，题款上他称我为“野莽同志”。
1991年，我准备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选。此前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选出得匆忙，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对人自嘲是一本无头无尾开门见山的书，这次出版社出于编辑体例和发行的需要，希望有一个序，我便请了他，正好这是他喜欢的短篇。据他序中自述，他把我的几十篇作品“大概通读了四遍”，最喜欢的是一组笔记体的小说，其中第一篇名叫《故事》，写的是一个农妇被野人掳去生下一个儿子的故事。他的序言就此开始，题目便叫《野人的执着》：“野莽的小说有不少是写乌山的。这些人封闭在大山里，过着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那里的山、水、人，都没有被污染。没有被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所污染。他们生活在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之中。似乎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他们生活得很简单，很真实，很美。一种原始的、粗糙的美，像山，像石头，像树。这是一些野人。”
他唯恐读者对我的故事发生怀疑，这样地替我解释着：“但我们宁可相信，野莽这篇小说是一个寓言。”
这一年他已迁居到丰台区的蒲黄榆，九号楼，十一层，我仍然不知道这里是他儿子汪朗还是女儿汪朝的房子，夏天我带了妻子去看他，还带了一瓶汾酒，这瓶酒是山西作家张石山托当时的女朋友诗人伊蕾送给我的。我和他约好了今天要来，知他好酒，把酒的事也一并作了预告，只是没说此行几人。我敲开门，看见他手持蒲扇，脚趿拖鞋，身穿一件白色的跨栏背心，露出很多深棕色的肌肉，猛然发现我的身后还有一位女性，转身就跑。他的背原本微驼，跑的时候加大了弯曲的幅度，那一溜小跑的样子甚是滑稽，进了一间小屋，想必是他的卧室。再出来时背快要直了，跨栏背心的外面多了一件黑色半透明的衬衫，是丝绸的，除去领口的那颗扣子敞着，下面几颗都扣得严实。回去路上，妻子一直说这个老头儿太好玩儿了，我也陪着她笑，我有把握地告诉她说，今天若没人去，他会连跨栏背心都不穿，打着赤膊，摇着蒲扇，趴在那儿写小说。
他为我作序的那本书拖了一年多才出版。1992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翌年便是我的丰年，秋天结束以前我已出版了五本书，我对朋友夸耀，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我的长、中、短篇小说的综合实力。新书问世之际，我把《野人的执着》寄给《文艺报》，编辑说是马上发表，我写信告诉了他，想不到他立刻回信，让我赶快把文章要回来，寄给阿成。阿成是他喜欢的青年作家，距今二十六年前的青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他作的序。我知道阿成先生在哈尔滨主编着一份名叫《小说林》的刊物，因此他给我的直感是阿成向他约稿甚切，他遂以这篇应急，我自然就答应了他。这篇文章在《小说林》发表以后，阿成向我要了一本书，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3年，汪曾祺先生已有了孔子的年龄，我可以称他汪老了，此时离他与世长辞只剩下了四年。但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一如既往的喝酒，抽烟，当然也写短篇小说和散文，陆续又写了散文《胡同文化》，写了小说《小芳》，被冯牧先生盛赞“炉火纯青”。这些新作不少被我们选入中、英、法的《中国文学》选刊。
四面八方的刊物要他的小说，他写不过来，人家误以为他架子大，有认识我并知道我认识他的，就转而请我。我便替人代要，赔电话不少，每次都听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唠叨：“哪儿有那多的小说，又不是下鸡蛋，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唠叨着唠叨着，还得一个一个的给人家下。《长江文艺》是我家乡的刊物，也是我处女作的诞生之地，一个名叫莉的年轻女编辑来京找我，说她此行的任务就是务必带几篇名家的小说回去，首位就是汪曾祺，其次有阎连科和毕淑敏等等一串儿。我一个一个写信，一个一个打电话。去丰台蒲黄榆的汪宅最远，我叫停一辆出租车，塞司机一张足够往返的钱，让她持信前往。
这些损失我都算在汪老身上。但他那头还要我领他的情，当晚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老家的女子厉害，不答应她不走！”随后我在《长江文艺》上陆陆续续地见到我替人要去的鸡蛋，汪老下的是一根《熟藕》。另有我的朋友罗维扬先生做了《今古传奇》的主编，这本是一份主载武侠与言情的通俗文学，罗主编突发奇想，要我把汪老请去，与大侠美人为伍，他竟然也抖擞去了。
中国文坛受水浒梁山的影响，热衷于为好汉们各取一个响亮的绰号，重要人物还可以破例有两个，如宋公明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汪老就也有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的神秘桂冠。其实这真是从何说起，用汪老自己的话说，可谓“强作解人，可笑可笑”。简单的房子，原始的地面，过时的家具，没有车马，出门开会乘坐公交，打酒买烟迈开双脚。头几次去，水曲柳木沙发的四根腿明明还是好的，后几次去不知怎么就坏了一根，幸亏那一根靠着墙，坐上去身子后仰也无大碍。有了小芳，小芳做饭，小芳不在，他自己做，自己提着篮子到菜市场去买生姜和小萝卜，回家烧美味的姜汁儿萝卜给从美国来的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吃。
中国没有这样的士大夫，最后一个也没有。便说是精神上的，气质上的，文学上的，士大夫也不会不写士大夫，而写九流三教和市井小民。古典诗人貌似沾了一点小边，但仍不如索性就叫旧式文人来得贴切，像民国的林语堂，丰子恺，郑逸梅。非官非商，不仕不第，赏花吟月，能诗能画，追求闲适有趣的生活，有几分清高，淡看名利。
至于京味作家，如果把住在北京的房子里，吃北京炸酱面的作家都叫京味作家，鲁迅也是一个，沈从文也是一个。汪老写吃炸酱面，鲁迅也曾让羿顿顿给嫦娥做乌鸦炸酱面吃，吃得腻了奔月而去。
这些绰号过早地限制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探索和革新。在他生前，他重写《聊斋》小说的尝试并可没有遇到真正的知音，也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间断写了十几篇后草草收兵。我曾与他试谈能否写成一本，此前我们已有一批《聊斋》小说的英、法译文，如果把他的改写也翻译出来，与蒲松龄的原著两相对照，集于一书，也是一件有趣也有意义的事。他的《聊斋新义》可比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对中国古代神话和春秋战国故事以及魏晋笔记小说的改编，其高超的语言艺术自不必说，深刻的社会思想则谈不上，还被敌人看出嬉戏和私忿，汪老对《聊斋》小说的改写则完全是观念的颠覆，他的语言平淡之极，结构一如原作，往往只略动梳理和删改，其思想面目就全非了。
如《黄英》篇，原作马子才把房屋和院子让给陶氏姐弟种菊，“四十三月”马妻死了，马聘菊花精黄英为续妻，“新义”剪掉此节，马就去了功利福报，也脱了男女俗窠；如《陆判》篇，原作陆判官为朱尔旦换心，再为朱妻换头，此后朱生进取，万事如意，儿子当了官，孙子又当了更大的官，“新义”裁去后部，让美貌朱妻不知己为何人；再如《促织》，“新义”索性连篇名都改为《蛐蛐》，原作皇上爱玩儿斗蛐蛐，下令全国人民贡善斗者于皇宫，某地将任务落在老实人成名身上，成名征缴不力，只好自己去捉，所得者弱不胜斗，无奈寻死。儿子为了救父，变成一只黑蛐蛐让成名献给皇上，居然独步蛐群，战無不胜。小说结尾是成名之子功成而归，成名不仅成名，而且成了气候：“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 ；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汪老改写的《蛐蛐》结尾，是成名的儿子托梦于父母：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赢了。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
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细思极悲。汪老虽是一个旧式文人，然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现代的价值观，他对功名利禄和福祸报应思想的彻底否定，毕竟不再是三百年前的蒲松龄了。
由于出版了一部遭到查禁的书，这年我被撤去职务，汪老非但未报不平，反而对我表示祝贺，问我是不是因为嗓门儿太大了，我说也有这个因素，让我作检查我又嚷起来。他提笔给我写了“制怒”二字，是林则徐的自勉之语，又送我一副画好的松鼠葡萄图，题款说他当年做右派时，尝过四十多种葡萄，意思是各种酸甜味道都要尝一尝吧。有过“近日天气不好”的接头暗语，颇似地下联络员一般的同志了，这次再写我的名字，他却直呼野莽，省去了“同志”二字。
1996年，我的同学周百义先生走马上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此时该社大船烂得只剩三百钉了，外面还负债千万，百义来京公干，顺便与我小聚，寄望于我助他一力。我遂在我的老少朋友中挑出窃以为是中国当代最好作家的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等，介绍给他以壮声威，并立即主编一套能文、能诗、能书、能画的中国当代才子式作家的丛书，我把栏干拍遍，最终确定请汪老领衔做了丛书首卷的作者。春节临近，我带百义去见他，又送他一瓶酒，这次汪老赔了，长江社共去四人，见面他先给客人作一个揖，说是拜年，然后一人赠一张画。 这套冠名“中国当代才子书”的丛书总序为我所作，我想汪老为我作过一次序，我也得为他作一次序。总序后面还有一个作者自序，汪老在自序里以调侃的口气写：“野莽的主意已定，不想更改，只好由他摆布，即便引起某些人的侧目，也只好不说什么。”后来有人曲解此语，离间汪老与我的默契，我一笑道，请往下看，下面汪老接着又写：“这套书的编法有点特别，是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收入了作者的字画，而作者又大都无官职。‘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从这一点说，叫‘当代才子书’亦无不可。”
出版家周百义先生为本丛书设置了八个页码的四色彩图，为了保证彩图的清晰，相关部分需要用上好的铜版纸，书的定价就将随同成本一道上涨，而这种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新型图书印量有限，因而也就降低了作者的稿酬。签订合同的时候百义担心汪老不悦，解释说这是初版，再版时可以重签合同，提高版税。汪老对此颇不用心，他第一不会计算，第二不会计较，倒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不祥之语，他说：“那时人都死了，你们怎么办都行。”大家都笑，都以为那是一件遥远的事，都不会想到一语成谶，离这本书的出版还有四个月的时候他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回到签订合同的这张桌边，他连初版也没看到。
最后一次去蒲黄榆，大概是在 1997年的春天，离他最后的日子更近了，我突然发现他已经很老，过去身体的弯曲是在背部，这次扩展到了腰，特别是那双一直黑亮着的眼睛也黯淡了光芒。一位名叫陆建华的江苏老乡给他编辑出版了一套六卷本的《汪曾祺自选集》，这是他生前规模最大也最隆重的书，精装本，带护封，他伉着腰走到坏了一根腿的沙发前面，两手撑地，趴下去，在我的协助下从沙发底下掏出一套，签上名字送给了我。
这套书是他的死因之一，至少是之一，虽然全世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固执地认为，其他人包括医者和亲属在内则都归咎于几种表面的诱因。有说是吸烟，有说是饮酒，有说是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引起的大出血，他们忽视了一种古今中医学说中最能致命的精神的摧残。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一生清高，孤傲，自尊，同时也受世人尊重，名满海内，却被人以作品侵权罪告上法庭，报上宣传，坊间传说，邻里议论。汪老恐人侧目，恨人侧目，然而这次又有人要侧目了。
起因是这套自选集分小说二卷，散文一卷，文论一卷，另还有一卷就是惹祸的戏剧。1966年夏天汪曾祺奉命对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对京剧《沙家浜》进行最后修改，上演后此剧署名集体创作，以电影的形式风靡全国。最初观看时我还是一名少年，我们无不认为它是八个样板戏中最好的一个，剧中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的重要唱段，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没人知道，编剧是眼前这个趴在地上给我找书的老头儿。三十年隐姓埋名，在他生命的最后，才第一次将它收入了这套文集，原著者的孀妇以没署丈夫名字的理由维权，状告改编者要求赔礼赔款。
我认为这个罪名不能成立，这桩公案终会了断，何况退一万步，就算没署改编于何人原著不妥，再版时补署便是，再将所得稿费付她一半。汪老说：“我只得了二十四块钱，全部给她都行。”原来他已作了思想准备，或许是有人教他的这个计算公式，此剧占戏剧卷的三分之一，戏剧卷又占自选集的六分之一。自选集印数少，且是精装本，稿费竟也少得可怜。我笑着说这肯定不够，等判下来，我去给他找个崇拜者兼有钱人赞助一下，總之小事一桩，望他勿忧。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没有想到他的画能卖钱，卖很多钱。他仰卧在坏了一根腿的水曲柳沙发上，脖子往前伸着，样子像一只落难的神龟，看着我不说话，像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但他的心里一定是悲凉的。他对悲凉有一种深刻的体验，在那篇《野人的执着》中，他说我的小说似乎缺点什么，缺点“悲凉感”，“这种悲凉不是源于封闭的深山，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抗议。”
1997年的 5月我回了老家，单位撤去我的职务之后我成了一名自由写作者，这段幸福生活直到第二年为我复职，并且让我担任更重要的工作才暂告结束。在老家我听到汪老病重的消息，回到北京他已不在了，我第一个写了悼文《汪老枉矣》，原本要发表在次日的《北京晚报》，我的同学，他的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先生抢走了这篇文章，作为特稿发表在他们的《当代作家》上。此时由我主编的那套诗、文、书、画俱全的才子书已经编校完成，不久就要送进印刷厂里。
传说他在死神到来之前对人笑道：“正好一桌。”这年伊始，已有三位作家先他而去，其中有年轻的王小波，如今连他四人。凑一桌干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不打牌的，那就是喝茶，聊天，各居一方。我想象他这一笑的时候牙齿雪白，一张棕黑色的脸必然是很瘦很瘦了。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他还欠邻居一只鸡，金圣叹在刑场上感叹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火腿味，还有嵇康，屹立风中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加上这个说“正好一桌”的老头儿，我觉得他们四个才是一桌，四个有趣的灵魂。
责任编辑 包倬
野莽 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厦》《寻找汪革命》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窥視》《死去活来》等十五部，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等六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诗经今译》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高爸再见》等，共计五十余部，一千多万字。获国内文学奖二十多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汪曾祺 江苏高邮人，1920 年3 月5 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滇池》的青年编辑包倬先生来京，约我写篇关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宽慰我时间要求不紧，此时三月中旬，月底给他便是。我的手上正在做着别的事，听了这话自然停下，因为回忆这个老头儿是一件愉快的事，人的本性都愿意愉快。汪曾祺先生的情况和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与一些自认和被认为少年得志的人物相比，他可谓少年得师，老年得志，这句话若是被他听到，他会从中再加一句，中青年得祸。没什么志，有什么志啊？就是写写字儿，画画画儿，他说。但这不就是文人的志么，所写所画能得到人的赏识就得了，就叫得志，这是我的得志观。不过他在世之日虽已得到众多的赏识者，却也算不上大红，倒是离世之后大紫起来，这种现象比较符合正常文学的规律，因为作者的衣冠和肉体均已化为青烟，所余唯有文字，后人要看的恰是这个东西。去年春天我在美国，得知汪曾祺先生最全文集将要出版，正待核实，收到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责任编辑刘伟先生微博留言，问我他的那篇名叫《野人的执着》的文章，写于何年，写于何地，发于何家刊报。我为刘伟先生认真负责的精神而唏嘘着，换了目前流行的编辑，有作者子女汪朗们的授权，是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了。老头儿生前为人好，死后遇上了好的编辑，他要是活过来，得送人一幅画儿。刚刚过去的 2017年，是汪曾祺先生辞世二十周年，再往前十年，又正好是我们的初识之年，如此累计，距今竟有三十年之悠久。三十年，往往是一位伟大作家的半生，乃至整整一生。回忆我们初次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京丰宾馆，全国第三次青创会上，那次会议每省有十名代表，我是湖北省的代表之一。我当时带着两个使命前来参会，其中一个与他，也与我的未来有关，很多年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听完他就笑了。他的笑似乎是无声的，如十九世纪卓别林时代的默片，只有容，而那容的规模也并不大。他是一个很能克服面部肌肉的老头儿，如同把小说克服在短篇之内。
他的背是弯的，那年他才六十七岁，距离他的长辞还有十年。更醒目的是他一张棕黑色的瘦脸，他是一位黑面书生。因为被四面的黑所包围，两列牙齿显得雪白，他用它咀嚼各种美食，也让烟、酒、茶之类的嗜物从中通过，尤其会冷不丁儿地吐出一句妙语，然后雪白地笑起来。我只在他给我看的影集中看到他大面积的笑容，白牙占黑脸的五分之一，汪朗、汪明、汪朝三兄妹合著的忆父录我没读过，不知道写《父子多年成兄弟》的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面前是否有过出声的大笑。
若把汪曾祺的小说和马三立的相声好有一比，有人会觉得风京津马牛而不相及，但我一直就这么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口语，干干净净，平平淡淡，那味道恰好是最悠长和最耐嚼的。你可以试想马三立身穿长衫站在台上，把汪曾祺写的《陈小手》用沙哑的嗓子故作结巴地口述一遍，说到那句“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这时台下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则依然无一丝笑容。“从后面”的后面有一个逗号，一般人不会有，汪曾祺有，马三立也有，好编辑也会认为应该有，不会因无知而蛮横地一笔钩销。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与小说一道留了下来，幸运的因素很多。
1985年，在王蒙提出作家要学者化的同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在珞珈山上开展了一场教育改革，在那次改革中我成了首届的试验生。因为单位留我不住，被我擅自离职以后，他们怒而扣押了我包括档案在内的四种关系，从此同事变成敌人。直到临近毕业，也就是离第三届青创会只有几个月的时候，我昔日的上司岳啸先生才与我达成协议，以我为单位做两件事为交换，单位为我做这一件事，要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在会议期间，请几位文坛泰斗给文联创办的刊物各写一幅贺词。我们在武昌水果湖边握手为盟，次日我就登上了 38次特快列车，我卧在卧铺上草拟了一张泰斗名单，汪曾祺是其中一位。确定这个名字是我想起了小说《受戒》，荸荠庵的仁渡和尚唱道：“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我是从这首歌里喜欢上这位调皮的作者，多年后还能在火车的卧铺里发出笑声，由此惊动睡在下铺和对面的代表。初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二十多岁，马上也要发表作品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汪曾祺。与当时风靡的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诸多的文学派别都不一样，他似乎自成一派，这一派又似乎唯他一人。后来有人把写《棋王》的北京的阿城、写《满月儿》的陕西的贾平凹、写《年关六赋》的东北的阿成、写《白色鸟》的湖南的何立伟归于他的麾下，又有人把他和写“板凳桥系列”的北京的林斤澜尊奉为京味双璧，老实说都失之牵强，听得人心里有点跳跳的，一种不能落到实处的跳。
他不是京味作家。住在北京，但不是京味，生于江苏，也只有一点苏味，如果能突破地域而直视文学的自身，应该定他为汪味，汪曾祺的汪。《受戒》说是爱情小说，却又写了风俗，说是风俗小说，却又写了宗教和性。我是在《小说月报》上读到的这篇小说，得知它始发于《北京文学》，此时《小说选刊》尚未创办，所有刊物都不兴在作品的尾部附上作者简介。
我和我的朋友们四处打听着这个姓汪的作者，终于得知他是我们的前辈，年龄比我的父亲还大。我对荸荠庵的仁渡和尚唱的这首安徽小调歌词是否出自民间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我认为民歌中形容姐儿长得好看，多半会说“俏俏的”，因为下一句已被安排好了“翘翘的”，二字同音，唱出去会给人造成听觉上的重复和语言不够丰富的印象，于是我猜心夺理，认定是会写戏的汪曾祺先生把它写成了“漂漂的”。 请泰斗题词其实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所谓不费吹灰之力，是因为三百个代表的席位被工作人员每天擦得一尘不染，每张桌上放着一个代表的姓名标牌。开幕式上，中央领导端坐台上，文学泰斗則坐在前三排，我只须按图索骥，看中哪位泰斗就给他传一张纸条过去，上写请他题词之事，下署自己的名字和席位。我很怀念那个年代的文坛风气，一面不识，半言不发，我把纸条传给谁，谁就给我写，写好又沿着既定的路线传回我的手上，好比似曾相识的归来的燕子。我记得当时我选择的泰斗，以名头与资历的排行有王蒙、冯牧、刘绍棠、汪曾祺、邓友梅、姚雪垠，发出六张，收回六张，只有一张上面不是题词，而是一行这样的字：“等我回家写了给你。”落款是“汪曾祺”。我若是没看明白，将这六张字一并寄给与我交换档案的岳啸先生，让他们登载在创刊号的封二上面，天下人将会研究这位泰斗的深奥和神秘。事后我虚构了一个可以用在小说里的细节，我真的寄了，他们真的登了，汪曾祺先生在家收到一千封文学青年的来信，他们称他是现代派的文学大师，这八个字里隐含着八种生命的密码。
由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坛异类，不仅在小说的语言和题材上。这次是青年作家的会，老壮的名作家只来一次就不来了，改日我在我的房间收到大会工作人员送来的题词，与我的料想无二，是一幅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法。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如今我只记得那是贺词，已忘记贺的是什么词了。我就等着他这一幅，次日我向小组请假，去丰台邮局把它们挂号寄给原单位的岳啸先生。散会后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得知我昔日的上司还算守信，我的四种关系已经平安地寄到武汉大学，当年 8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属下的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岳啸先生和我又成了朋友，并且友谊续至今日。他来北京，带着新出版的印有贺词的刊物，问我如何感谢他们，我年轻单纯，竟然替他们谢辞了酬金，只建议他买几把工艺品的青龙剑，也由我逐一送到泰斗的府上。
替人送青龙剑都一帆风顺，只是送到汪曾祺先生这一把剑时出了故障。那年他家住在虎坊桥，是儿子汪朗还是女儿汪朝的房子我也忘了，记忆中从我单位所在的西城区百万庄，到他家所在的宣武区虎坊桥，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编辑部有一位诗人名叫徐慎贵，我们都以阿贵相称。阿贵本是诗歌编辑，负责把国内优秀诗作选拔出来交给中外翻译，译成英、法文字推介国外，阿贵同时又是一位热爱家乡的诗人，他不顾一切地突破界限，编辑了一本祖籍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先生的英文版小说选，并与本书翻译一起将书名《受戒》译为《和尚恋爱的故事》。阿贵去过汪宅，愿意做我向导，我大喜过望，骑车仗剑相随，二人一前一后，骑到一条复杂道路的交叉处，从斜面开来一辆带辫子的连体无轨电车，将我们从中斩断，等到电车开过，我已不能望见阿贵诗人的项背，手里既无地址，也无地图，只好调转车头从原路返回。次日清早上班，阿贵见了我怨声载道，说他昨天专门为我带路，谁知他一人到了，以为我随后就来，不料我中途变卦，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回去了！
下一次我不再骑车，记下地址自己乘车而去，前后转几次车到了汪宅，汪曾祺先生已提前知道我去的消息，开了门在客厅里静候着我。听我说了上次跟随阿贵的半途而废，又诉苦说我生来就没有方位感，出了门辨不清东南西北，他随口就取笑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南方人，比北京的老头儿老太太差远了，北京的老头儿老太太大夏天睡觉，睡一张床，挨着了，嫌热，老头儿说，劳驾，往南边去点儿！老太太说，你不能往北边去点儿？”我大笑不止，他也只露出两列白牙。他的书案上放着一堆画好的画儿，我走时他从中挑了一张送我，是一株极其简约的兰草，从
上面长长地垂下来，题款上他称我为“野莽同志”。
1991年，我准备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选。此前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选出得匆忙，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对人自嘲是一本无头无尾开门见山的书，这次出版社出于编辑体例和发行的需要，希望有一个序，我便请了他，正好这是他喜欢的短篇。据他序中自述，他把我的几十篇作品“大概通读了四遍”，最喜欢的是一组笔记体的小说，其中第一篇名叫《故事》，写的是一个农妇被野人掳去生下一个儿子的故事。他的序言就此开始，题目便叫《野人的执着》：“野莽的小说有不少是写乌山的。这些人封闭在大山里，过着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那里的山、水、人，都没有被污染。没有被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所污染。他们生活在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之中。似乎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他们生活得很简单，很真实，很美。一种原始的、粗糙的美，像山，像石头，像树。这是一些野人。”
他唯恐读者对我的故事发生怀疑，这样地替我解释着：“但我们宁可相信，野莽这篇小说是一个寓言。”
这一年他已迁居到丰台区的蒲黄榆，九号楼，十一层，我仍然不知道这里是他儿子汪朗还是女儿汪朝的房子，夏天我带了妻子去看他，还带了一瓶汾酒，这瓶酒是山西作家张石山托当时的女朋友诗人伊蕾送给我的。我和他约好了今天要来，知他好酒，把酒的事也一并作了预告，只是没说此行几人。我敲开门，看见他手持蒲扇，脚趿拖鞋，身穿一件白色的跨栏背心，露出很多深棕色的肌肉，猛然发现我的身后还有一位女性，转身就跑。他的背原本微驼，跑的时候加大了弯曲的幅度，那一溜小跑的样子甚是滑稽，进了一间小屋，想必是他的卧室。再出来时背快要直了，跨栏背心的外面多了一件黑色半透明的衬衫，是丝绸的，除去领口的那颗扣子敞着，下面几颗都扣得严实。回去路上，妻子一直说这个老头儿太好玩儿了，我也陪着她笑，我有把握地告诉她说，今天若没人去，他会连跨栏背心都不穿，打着赤膊，摇着蒲扇，趴在那儿写小说。
他为我作序的那本书拖了一年多才出版。1992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翌年便是我的丰年，秋天结束以前我已出版了五本书，我对朋友夸耀，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我的长、中、短篇小说的综合实力。新书问世之际，我把《野人的执着》寄给《文艺报》，编辑说是马上发表，我写信告诉了他，想不到他立刻回信，让我赶快把文章要回来，寄给阿成。阿成是他喜欢的青年作家，距今二十六年前的青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他作的序。我知道阿成先生在哈尔滨主编着一份名叫《小说林》的刊物，因此他给我的直感是阿成向他约稿甚切，他遂以这篇应急，我自然就答应了他。这篇文章在《小说林》发表以后，阿成向我要了一本书，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3年，汪曾祺先生已有了孔子的年龄，我可以称他汪老了，此时离他与世长辞只剩下了四年。但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一如既往的喝酒，抽烟，当然也写短篇小说和散文，陆续又写了散文《胡同文化》，写了小说《小芳》，被冯牧先生盛赞“炉火纯青”。这些新作不少被我们选入中、英、法的《中国文学》选刊。
四面八方的刊物要他的小说，他写不过来，人家误以为他架子大，有认识我并知道我认识他的，就转而请我。我便替人代要，赔电话不少，每次都听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唠叨：“哪儿有那多的小说，又不是下鸡蛋，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唠叨着唠叨着，还得一个一个的给人家下。《长江文艺》是我家乡的刊物，也是我处女作的诞生之地，一个名叫莉的年轻女编辑来京找我，说她此行的任务就是务必带几篇名家的小说回去，首位就是汪曾祺，其次有阎连科和毕淑敏等等一串儿。我一个一个写信，一个一个打电话。去丰台蒲黄榆的汪宅最远，我叫停一辆出租车，塞司机一张足够往返的钱，让她持信前往。
这些损失我都算在汪老身上。但他那头还要我领他的情，当晚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老家的女子厉害，不答应她不走！”随后我在《长江文艺》上陆陆续续地见到我替人要去的鸡蛋，汪老下的是一根《熟藕》。另有我的朋友罗维扬先生做了《今古传奇》的主编，这本是一份主载武侠与言情的通俗文学，罗主编突发奇想，要我把汪老请去，与大侠美人为伍，他竟然也抖擞去了。
中国文坛受水浒梁山的影响，热衷于为好汉们各取一个响亮的绰号，重要人物还可以破例有两个，如宋公明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汪老就也有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的神秘桂冠。其实这真是从何说起，用汪老自己的话说，可谓“强作解人，可笑可笑”。简单的房子，原始的地面，过时的家具，没有车马，出门开会乘坐公交，打酒买烟迈开双脚。头几次去，水曲柳木沙发的四根腿明明还是好的，后几次去不知怎么就坏了一根，幸亏那一根靠着墙，坐上去身子后仰也无大碍。有了小芳，小芳做饭，小芳不在，他自己做，自己提着篮子到菜市场去买生姜和小萝卜，回家烧美味的姜汁儿萝卜给从美国来的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吃。
中国没有这样的士大夫，最后一个也没有。便说是精神上的，气质上的，文学上的，士大夫也不会不写士大夫，而写九流三教和市井小民。古典诗人貌似沾了一点小边，但仍不如索性就叫旧式文人来得贴切，像民国的林语堂，丰子恺，郑逸梅。非官非商，不仕不第，赏花吟月，能诗能画，追求闲适有趣的生活，有几分清高，淡看名利。
至于京味作家，如果把住在北京的房子里，吃北京炸酱面的作家都叫京味作家，鲁迅也是一个，沈从文也是一个。汪老写吃炸酱面，鲁迅也曾让羿顿顿给嫦娥做乌鸦炸酱面吃，吃得腻了奔月而去。
这些绰号过早地限制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探索和革新。在他生前，他重写《聊斋》小说的尝试并可没有遇到真正的知音，也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间断写了十几篇后草草收兵。我曾与他试谈能否写成一本，此前我们已有一批《聊斋》小说的英、法译文，如果把他的改写也翻译出来，与蒲松龄的原著两相对照，集于一书，也是一件有趣也有意义的事。他的《聊斋新义》可比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对中国古代神话和春秋战国故事以及魏晋笔记小说的改编，其高超的语言艺术自不必说，深刻的社会思想则谈不上，还被敌人看出嬉戏和私忿，汪老对《聊斋》小说的改写则完全是观念的颠覆，他的语言平淡之极，结构一如原作，往往只略动梳理和删改，其思想面目就全非了。
如《黄英》篇，原作马子才把房屋和院子让给陶氏姐弟种菊，“四十三月”马妻死了，马聘菊花精黄英为续妻，“新义”剪掉此节，马就去了功利福报，也脱了男女俗窠；如《陆判》篇，原作陆判官为朱尔旦换心，再为朱妻换头，此后朱生进取，万事如意，儿子当了官，孙子又当了更大的官，“新义”裁去后部，让美貌朱妻不知己为何人；再如《促织》，“新义”索性连篇名都改为《蛐蛐》，原作皇上爱玩儿斗蛐蛐，下令全国人民贡善斗者于皇宫，某地将任务落在老实人成名身上，成名征缴不力，只好自己去捉，所得者弱不胜斗，无奈寻死。儿子为了救父，变成一只黑蛐蛐让成名献给皇上，居然独步蛐群，战無不胜。小说结尾是成名之子功成而归，成名不仅成名，而且成了气候：“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 ；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汪老改写的《蛐蛐》结尾，是成名的儿子托梦于父母：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赢了。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
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细思极悲。汪老虽是一个旧式文人，然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现代的价值观，他对功名利禄和福祸报应思想的彻底否定，毕竟不再是三百年前的蒲松龄了。
由于出版了一部遭到查禁的书，这年我被撤去职务，汪老非但未报不平，反而对我表示祝贺，问我是不是因为嗓门儿太大了，我说也有这个因素，让我作检查我又嚷起来。他提笔给我写了“制怒”二字，是林则徐的自勉之语，又送我一副画好的松鼠葡萄图，题款说他当年做右派时，尝过四十多种葡萄，意思是各种酸甜味道都要尝一尝吧。有过“近日天气不好”的接头暗语，颇似地下联络员一般的同志了，这次再写我的名字，他却直呼野莽，省去了“同志”二字。
1996年，我的同学周百义先生走马上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此时该社大船烂得只剩三百钉了，外面还负债千万，百义来京公干，顺便与我小聚，寄望于我助他一力。我遂在我的老少朋友中挑出窃以为是中国当代最好作家的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等，介绍给他以壮声威，并立即主编一套能文、能诗、能书、能画的中国当代才子式作家的丛书，我把栏干拍遍，最终确定请汪老领衔做了丛书首卷的作者。春节临近，我带百义去见他，又送他一瓶酒，这次汪老赔了，长江社共去四人，见面他先给客人作一个揖，说是拜年，然后一人赠一张画。 这套冠名“中国当代才子书”的丛书总序为我所作，我想汪老为我作过一次序，我也得为他作一次序。总序后面还有一个作者自序，汪老在自序里以调侃的口气写：“野莽的主意已定，不想更改，只好由他摆布，即便引起某些人的侧目，也只好不说什么。”后来有人曲解此语，离间汪老与我的默契，我一笑道，请往下看，下面汪老接着又写：“这套书的编法有点特别，是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收入了作者的字画，而作者又大都无官职。‘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从这一点说，叫‘当代才子书’亦无不可。”
出版家周百义先生为本丛书设置了八个页码的四色彩图，为了保证彩图的清晰，相关部分需要用上好的铜版纸，书的定价就将随同成本一道上涨，而这种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新型图书印量有限，因而也就降低了作者的稿酬。签订合同的时候百义担心汪老不悦，解释说这是初版，再版时可以重签合同，提高版税。汪老对此颇不用心，他第一不会计算，第二不会计较，倒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不祥之语，他说：“那时人都死了，你们怎么办都行。”大家都笑，都以为那是一件遥远的事，都不会想到一语成谶，离这本书的出版还有四个月的时候他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回到签订合同的这张桌边，他连初版也没看到。
最后一次去蒲黄榆，大概是在 1997年的春天，离他最后的日子更近了，我突然发现他已经很老，过去身体的弯曲是在背部，这次扩展到了腰，特别是那双一直黑亮着的眼睛也黯淡了光芒。一位名叫陆建华的江苏老乡给他编辑出版了一套六卷本的《汪曾祺自选集》，这是他生前规模最大也最隆重的书，精装本，带护封，他伉着腰走到坏了一根腿的沙发前面，两手撑地，趴下去，在我的协助下从沙发底下掏出一套，签上名字送给了我。
这套书是他的死因之一，至少是之一，虽然全世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固执地认为，其他人包括医者和亲属在内则都归咎于几种表面的诱因。有说是吸烟，有说是饮酒，有说是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引起的大出血，他们忽视了一种古今中医学说中最能致命的精神的摧残。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一生清高，孤傲，自尊，同时也受世人尊重，名满海内，却被人以作品侵权罪告上法庭，报上宣传，坊间传说，邻里议论。汪老恐人侧目，恨人侧目，然而这次又有人要侧目了。
起因是这套自选集分小说二卷，散文一卷，文论一卷，另还有一卷就是惹祸的戏剧。1966年夏天汪曾祺奉命对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对京剧《沙家浜》进行最后修改，上演后此剧署名集体创作，以电影的形式风靡全国。最初观看时我还是一名少年，我们无不认为它是八个样板戏中最好的一个，剧中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的重要唱段，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没人知道，编剧是眼前这个趴在地上给我找书的老头儿。三十年隐姓埋名，在他生命的最后，才第一次将它收入了这套文集，原著者的孀妇以没署丈夫名字的理由维权，状告改编者要求赔礼赔款。
我认为这个罪名不能成立，这桩公案终会了断，何况退一万步，就算没署改编于何人原著不妥，再版时补署便是，再将所得稿费付她一半。汪老说：“我只得了二十四块钱，全部给她都行。”原来他已作了思想准备，或许是有人教他的这个计算公式，此剧占戏剧卷的三分之一，戏剧卷又占自选集的六分之一。自选集印数少，且是精装本，稿费竟也少得可怜。我笑着说这肯定不够，等判下来，我去给他找个崇拜者兼有钱人赞助一下，總之小事一桩，望他勿忧。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没有想到他的画能卖钱，卖很多钱。他仰卧在坏了一根腿的水曲柳沙发上，脖子往前伸着，样子像一只落难的神龟，看着我不说话，像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但他的心里一定是悲凉的。他对悲凉有一种深刻的体验，在那篇《野人的执着》中，他说我的小说似乎缺点什么，缺点“悲凉感”，“这种悲凉不是源于封闭的深山，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抗议。”
1997年的 5月我回了老家，单位撤去我的职务之后我成了一名自由写作者，这段幸福生活直到第二年为我复职，并且让我担任更重要的工作才暂告结束。在老家我听到汪老病重的消息，回到北京他已不在了，我第一个写了悼文《汪老枉矣》，原本要发表在次日的《北京晚报》，我的同学，他的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先生抢走了这篇文章，作为特稿发表在他们的《当代作家》上。此时由我主编的那套诗、文、书、画俱全的才子书已经编校完成，不久就要送进印刷厂里。
传说他在死神到来之前对人笑道：“正好一桌。”这年伊始，已有三位作家先他而去，其中有年轻的王小波，如今连他四人。凑一桌干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不打牌的，那就是喝茶，聊天，各居一方。我想象他这一笑的时候牙齿雪白，一张棕黑色的脸必然是很瘦很瘦了。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他还欠邻居一只鸡，金圣叹在刑场上感叹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火腿味，还有嵇康，屹立风中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加上这个说“正好一桌”的老头儿，我觉得他们四个才是一桌，四个有趣的灵魂。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