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社会许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开放的，是封闭的。在多年来的社会舆论和历史解读中，以这种方式描述改革开放前的观点并不鲜见。
　　关于对外开放，有两个有所交叉的维度可以讨论：第一是开放的对象，即向谁开放；第二是开放的向度，即开放（开放意味着交流）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的大环境是冷战，中国的国际空间是逐步拓展的。到了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3个，英国、法国、原西德、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等均在此列；与美国交往的大门也已经打开，距尼克松访华已经过去4年了。
　　第一阶段的开放的对象以非西方国家为主，这也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如今，中国的建交国达到165个，在对外开放的范围上更广泛了。如果以贸易量作为衡量开放程度的指标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的开放度大大加强了。在对外贸易的比重中，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说，开放的对象发生向西方国家的偏移。但两个阶段的开放之间存在着不可分隔的连续性。
　　在开放的向度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的开放当然包括商贸往来，一个例子是，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一直是中外互通有无的平台，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断过。同时，开放还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1971年“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就是这个层面的交流结出的硕果。
　　相比较之下，第二阶段的开放表现出更纯粹的经济关系，中国通过加入WTO等方式融入了全球资本和贸易体系。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不仅吸引外资，也走出去，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进行投资。中国在国际上以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出现，即在经济关系中进行自我定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相应地，国际主义的一面淡出了历史舞台。

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外部世界不等于美国，亚非拉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吸取；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应该改变与西方交流中被动姿态，形成并输出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观。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经历了改变。改革开放后，与经贸关系往来的重心转移一起，开放变成了对西方的开放，又逐渐变成了对美国的开放。虽然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但频繁的交往仍是存在的，可是这些地区却从中国对外部的理解中隐匿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引进外来的技术和文化，中国的文化也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不仅是对第三世界，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即在开放中形成的交流是双向的。但逐步地，对外开放的双向性失去了，在“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中国成了文化意义层面单一的接受者，仿佛一切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进行改造。甚至在西方的文明、社会经济体制遭遇空前的大危机之时，“与美国接轨”的思维也没有被撼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等途径对外输出文化，但效果并不理想。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整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借用这个视野，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个历史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得失，用以丰富对未来的理解。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初步的思考：第一，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外部世界不等于美国，亚非拉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吸取；第二，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应该改变与西方交流中被动姿态，形成并输出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观——这有赖于中国的道理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确立。